中西兩曆鑒 該過哪個年

作者 於棟軒

王安石在其《元日》七絕中，描述了千家萬戶過新年的歡樂情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王安石的才學值得肯定，王安石的人品與政績卻令人不敢恭維。儘管有人為王安石翻案，可以預測到千年之後的《推背圖》的火眼金睛，卻不是單憑個別人的狡辯，就可以以假亂真的。

正如詩中所描述的情況，‘新年’總是會給大家帶來新的希望。因此，什麼時候過年的取捨，則是與黎民百姓的福祉息息相關的民生大事。所以，孔子會在‘為邦’——如何建立好一個國家這個問題中，提出夏朝曆法的科學性，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在其大作《論語別裁》中，寫道：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什麼叫“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

孔子告訴顏回，國家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曆”，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曆法。……尤其發展到像《易經》的數理哲學，實在是精深幽遠。……

……殷商的正月建丑——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曆正月。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曆年，這就是“夏之時”。……

……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曆年。……

……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夏曆為什麼又叫陰曆呢？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曆。那麼我們的曆法，照不照太陽曆？……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一年……，二十四個節氣。什麼節氣種什麼農作物，是固定的，……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曆的法則。……”

誠哉斯言！美中不足的是，曆法不只是大師所說的文化問題，而且是關乎到我們人的祖先在建立曆法的伊始，就發現了太陽與太陰，共同地影響着人類生存與生活的科學問題。

地球的自轉與太陽的照射，形成了晝夜的循環。這個循環是無始無終的，所以說，西方人的記日與月的方式是，毫無科學道理可言的隨意所設而已。我們的祖先則是按照太陽、地球與月亮，三者相對位置的變化，使月亮形成的朔、望來確定每個月的初一、十五的。

不只是夏曆是由太陽與太陰共同合成的曆法，殷商與周朝的曆法也統統都是這兩者合成的曆法。問題是，商、周這兩個朝代對正月定位，與夏朝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巨大差別。而夏曆則是古人遺留下來的最為科學的曆法，商朝與周朝則存在着反科學的濃厚氣息。

因為我們的祖先建立的曆法，其中的日與年，是由太陽與地球的相互關系所確定。而其中的月，則是由太陰——月亮與地球的相互關系所確定。所以，近代人把我們的祖先所建立的曆法，稱之為‘陰曆’，是以偏概全地錯誤的說法。

中國的曆法，之所以會被近代人錯誤地稱之為‘陰曆’，是因為西方文化曆法中，根本就沒有陰曆這個東西。他們的月份與月亮的存在毫無關係，它只是有着把一年分成十二份，僅僅起到了方便記日的作用而已。

將中國的曆法稱之為夏曆或農曆，則應該是比較合理的稱謂。因為中國曆法中獨一無二的二十四節氣，還具有穀雨、芒種等提示農人耕種的作用，為古代人的謀生提供了積極的指導功能。而西方人所使用的曆法，則壓根就沒有太陰與節氣，為人類的農耕生活福祉有何貢獻的實用價值與意義。

自從一九一一年，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中國人開始使用公曆，把西曆的1月1日稱為“元旦”；把農曆的正月初一稱為春節。

問題是，因為公元前四十六年羅馬統帥蓋厄斯•儒略•凱撒所建立的，西方曆法‘儒略日’，只是反映了太陽與地球的相互關係，而與月亮毫無關係的簡陋記日工具。

民國時期的專家學者們全盤西化的口號，使中國人逐漸疏遠了自己的完美曆法所建立的，意義深遠、充滿希望的新春佳節，擁抱西方人膚淺殘缺的曆法文化，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

西方文化這種簡陋曆法，不僅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影響着人類生存的，意義重大的‘月亮’毫無關係。即使是每個月應該是多少天的劃分，也是毫無科學依據的率性而為而已。

這說明了，建立西方曆法的古代西方人對天文科學的認知，只限於太陽與地球的相互作用，而徹底忽略了月亮對人類生存的影響的認知。所以，西方人的曆法至今依然是處於，殘缺不全、積習難改的原始科學狀態。

哥白尼之所以會被西方宗教所迫害，根本原因就是他們的科學太過落後！以至於他們誤以為哥白尼的科學推理，是在胡說八道。否則的話，他們怎麼可能去做反科學，這種倒行逆施的傻事！

從夏、商、周三個朝代對曆法的演變來看，被後代淘汰了的東西，未必就是錯誤的。反而會出現文化的精髓，被糟粕所取代的荒謬事實。而孔子並不像現代人所誣衊的那樣，是一味地做着食古不化地復古的糊塗事。而是非常理性地予以選擇，對不同朝代的文化演變，作了適當地取捨。

現代文化淫慾色情的無限泛濫的自由，為淫婦、渣男的縱情淫慾開啟了方便之門。卻為正常的社會與家庭生活，以及青少年的學習教育方面帶來了無窮災難。這一切，與儒家思想的道德教育，被徹底砸爛息息相關。

此外，不知道南懷瑾大師何以把選日子、算命等說成，都是太陽曆的法則。嚴格說來，中國人算命、批八字，所使用的亦是由太陽與太陰共同主導的陰陽合曆，而不是單純的陽曆法則。

而在西方文化中，以十二星座算命的方式，因為徹底忽略了月亮對人類的巨大影響。所以，這種極其簡陋的算命方式，雖然只能算出十二種不同的的結果。有關宣傳資料還是會煞有介事、不厭其煩地描述，不同星座在某段時間的時運如何，讀後不禁令人莞爾，真實人生的際遇何曾如此千篇一律過？！

再者，對國家社會、黎民百姓的幸福生活，有着重大意義的過‘新年’。這一每個人的一生，大多數都只能歡度數十，極少數個別人可以擁有百次以上的非凡時日。

如果我們僅僅是以，從‘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的角度來觀察事物，則不僅予人有喜歡感情用事的非議。而且會被認為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的，封建遺緒的反動勢力。對西方文化的曆法‘科學’，這種新鮮事物引入中國的，瘋狂反撲的不良印象。

而這種思想意識所遺留的問題，會徹底否定我們博大精深的，古代中國文化對人類社會的福祉，在科學與理性方面，所發揮的實際作用與成果。中國人與寓意深遠的夏曆年也會因此，逐漸背道而馳到愈來愈遠，最終會發展到徹底滅亡的可怕後果，也就在所難免了。

僅僅從夏朝科學地建立的曆法，我們就足可以看到，四千多年前祖先在天文這方面的巨大成就。較之西方人的至今還在使用的簡陋曆法，我們使用的卻是足足領先了四千多年的完美曆法。

而當西方文化入侵中國，因為西方文化的《聖經》所說的，洪水時代的挪亞時期，只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所以，別有用心的西方人所作的世界史，會出現徹底否定中國人五千年文化史的事實，而徹底把中國壓縮到只有三千年的文化史。

只有如此，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是挪亞的後代——‘閃’的分支，的臆測遐想才能勉強成立。日本人與我們崇洋媚外的部分專家學者們，也在無中生有地壓制我們的中國文化史，實在是近代中國文化的悲哀。

凡是可以給人帶來希望的時日，往往都會隱含着良好的先兆。‘一天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句俗語說明了，春天在一年中的重要性。而‘夏曆’所定位的陰曆年的元旦，正是令人們充滿了希望、萬物復甦的立春前後。

而陽曆年的新年則是定位在，小寒之前的五六天。接下來的天氣則是，越來越冷的小寒，進一步到萬里冰封的大寒時節。這種看不到任何生機的冰冷時日，實在是與被人們寄予厚望的新年，所應有的良好先兆背道而馳。

俗話所說的‘三九、四九，棍打不走’，就是大陸北方寒冬時節的真實寫照。所以，陽曆年這個年，只是萬物沉潛的名義上的‘過年’。與人們寄予的，擁有良好開端與希望的新年毫無關係。

所以，中國人還是應該保持四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所掌握的高深科技，所建立的完美的曆法的光榮傳統。切勿以全盤西化的口號，把洋奴走狗心目中的‘洋大人’粗糙低劣的曆法，視為座右銘，膜拜不已。

《兩曆迥異》

西元旦後小大寒，萬物凋零氣蕭然；斯歷未曾蘊佳兆，天寒地凍寓反覘。

黎民福祉予人間，夏曆吉祥如意鏈；春暖花開冬末日，歡天喜地迎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