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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本文的目的是一般性地研究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各種稱謂的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實踐，考察它們的共同屬性；探討共產主義實踐中所發生的各類典型現象，種種典型行為出現的系統機制，非偶然性，與共產主義基本理念之間的內在關聯；展望共產主義實踐的發展前景、前途與歸宿。

文章第一部分給共產主義作出了簡明定義。在本文中，它指包含多個發展階段的廣義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是各種實行公有制的社會實踐的統稱。它（語義上）包含共產主義最高階段，但並不專指這一階段。

作為共產主義的發展階段或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形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都在本文研究範疇之內，並都適用本文對共產主義所作的一般性的論述和判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特色社會主義也同樣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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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產主義對人的具體影響和改變

4.1 共產主義剝奪人生存、生產、生活的基本選擇權

4.2 共產主義摧殘人自我保障，自我救濟，自主發展的能力

 
社會有責任和義務為社會成員提供保障和救濟，社會更有責任保全社會成員保障和救濟的自我能力。社會性的保障和救濟是自我保障，自我救濟的補充和後備手段，用於自我能力欠缺者，用在人自我能力不足之時，無論社會保障和救濟機制如何完善，也不能要求人們放棄自我保障，自我救濟的能力和手段。

同樣，社會有責任保障較低階層的社會成員獲得儘可能公平的發展機會和上升渠道，但這種機制應在不堵塞人們自我發展空間和自主上升渠道的前提下加以建設。因為社會機制只是人們自我發展和自主提升的助益、豐富，協調和平衡，而不是替代物。藉任何藉口，剝奪、破壞或削弱人的自我保障能力，自我救濟能力，自主發展能力，都是非常荒謬，非常險惡的。

公有制帶來了一系統直接惡果。它使民間財富、資源極度貧乏，它使民眾的生存、生產、生活重度依賴於公有權力系統的支配和控制；直接或間接為公權力賣身、效力，成為最主流的發展上升渠道，不依附公有權力系統，不與其合謀，幾乎便不可能舒適、滿足、富裕和成功。

公有制使最廣大數目的社會成員置身聽命於人的生活；他們掙扎在窄狹、逼仄的生存空間之中，為生計疲於奔命；他們被動地苟活，窘迫，艱辛，自顧不暇，對救助他人力不從心；他們激烈地競爭殘存於民間的有限財富和資源，經常不得不互害以使自已得利或免受損失；在公有體系內求得賣身效力的有利位子，獲得特權，領取高等級的獎賞和恩賜是提高、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大大小小的成功人士們以既得利益者自居，自覺不自覺地維護着公有體制，不由自主地成為它的組成部分，參與製造他人苦難，也製造彼此不可預知的不幸。

共產主義是艱難困頓的社會，是人際溫暖互助貧乏的社會，是無所謂是非，無所謂情操，唯利是圖，互虐互害，危機四伏的社會。
 
公有體系剝奪了民眾生存、生產、生活尤關的一系列基本選擇權，高度一元化地封鎖、控制民眾獲取資訊、信息的渠道，剝奪了他們自由、透明的知情權。共產主義的設計理念決定了它無視民眾意願，淡漠民眾生命的制度特性。沒有自主、自願可言的廣大民眾只是公有體系役使的工具，他們難以趨利避害，難以自救、互救，生命脆弱不堪，頻繁地淪為自然災難，人為災難的祭品。

有意地製造災難，或不經意地釀成災難，是共產制度的不治之症。共產主義使人類的災難前所未有地密集和慘烈。一般說來，災難是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反人性的政策因素通常是災難未能避免，未能減輕，未能在小範圍內得到控制的根本原因，災難規模越大，越是慘烈，共產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就越顯著和突出。頻頻發生的災難是對共產主義反人類罪惡的一再暴露和警示。在崩潰，毀滅之前，共產主義無法減少，減輕災難；但共產主義有足夠的能力封鎖災難，控制真相的傳播，一次次把災難變為共產宣傳秀的舞台或道具，營造感動和大愛，然後，等待下一次災難的到來。

1959~1961 （或1958~1961）大饑荒，1976和2008大地震，1975~1979紅色高棉大屠殺是最典型的共產災難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