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西学的若干异同

杨道还

2/16/2018

这篇博文汇集了最近与远方，老几和刘学伟博的交流和评论，增添了一些说明。

老几原文：http://blog.creaders.net/u/2372/201802/314301.html

远方原文：http://blog.creaders.net/u/8555/201802/314888.html

1. 关于hypocrites（言行不一）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个人归个人，社会归社会，两类东西有联系，但不能说直接相同，而是有转折，枉则直。庄子说，这里有五变九转。（《庄子·天道》）想一句话说完，没那么便宜（方便容易）。个人与社会就如神经元与大脑的关系，去影响大脑想什么，不能靠切掉神经元上的突触来实现，也不能靠把神经元弄成一个个方块来实现，个人归个人，社会归社会是对这里面的复杂和多层次性的尊重。

《孟子·尽心上》徒弟问他：道就跟登天那么难，再高再美有什么用？现实点儿好。孟子说，不因工人笨而抛弃规和矩，“能者从之”。不能因迁就作不到的人，就曲为之说。现实中，这种思想没起到教育方法的作用，而起到了思想庇护所作用，为后来同类的人，道统中人，提供了一个寄托，即，可以拿他的话做挡箭牌。

个人的高富美，在较好的环境里还好，在志同道合小群里还好；在不好的风气下，进入社会，就有hypocrites的疑虑。这就是老庄孔孟讲“卷而藏之”，“隐于市”，“无言”，“不可与庄语”（不讲庄正的道理）的原因。这些人显然认为，宁可shut up，也比凑合，曲学阿世强。这就是第一个转折，达到第一层truth。不知这样的转折，是假道学。

这个转折是因为人与万物的关系，不能直接代到人与人的关系中。直接取代，违反了仁的原则，也违反费尔巴哈的“类”的认识。人是我之外的万物中特别一类，或者与我相同，或者与我相对。对待他人的方法会返作用于自身。（《孟子·梁惠王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只有全无人性的人，才（仅限于主观上）能将他人视为与万物等同。

愿者上钩，能者从之----是有来学，无往教的国学教育思想精义所在。popular，有利，有力，从来不是目的。流行不是目的，不流行也不是目的，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自由思想的人的立足根据，可以依赖有所立，不随大流出尔反尔，才是目的。任何其它方法，都只能教出hypocrites，比如很多西方哲学。

这里隐含了一个缺乏继承人的问题，“愿者”和“能者”是两层过滤，过滤掉了绝大多数人。这个问题不出在“有来学，无往教”这一原则上，而出在社会文化和环境导致人的异化上。造成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有智力有武力的强人，用威迫对人进行强约束，操纵和灌输。老子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无知的人断章取义，认为这是愚民，却不知道“使民有知有欲”会引起什么。更重要的是，谁有这个权柄，资格，甚至能力来决定将何种知何种欲加在民上是适宜的，并承担起责任。单纯“我是为了你好”，“听我的没错”,就行么？

另一个隐含的问题是，这样过滤之后，人才不够用，怎么办。莱布尼茨认为现实社会总是最佳解。他是错误的，只有老庄所讲的至德之世，没有强人出于自己的私心和私知干扰的社会才是最佳解。在至德之世，人才才是刚刚好够用的，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是“自然”的，因为自己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不够用是因为异化和人为的摧残。天地生了恰好的人才，被摧毁之后就少了，而这些幸存者又被认为是培养出来的。汤川秀树提出“天才是成批出现的”，实际上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时代少有摧残。天才在某一时代成批出现，不仅不是揠苗助长可以实现的，而且揠苗助长会适得其反。缺乏天才的时代是常态。在这样的现实中，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个论断需愿者才能理解，能者才能实行。

2.知行合一

【言行需要自洽】相当于讲“知行合一”。当这个“知”是个假的，伪的，合一出来的算什么？真的知，能够让一个人的行，不得不跟上去，有如小球于牛顿定律一样。真知就如小球运行的最佳路径，已经知到直路，不论言还是行就不会左绕右绕。这个真知是国学独有的。这与西方讲的自洽不一样。

枉则直，不是要它枉。光从空气到水里，有折射角，这因范畴的真而枉；光在宇宙中弯曲，是因空间的真而枉；而光本身是一直走最短路的，不变本性的，不枉的。人的知行也是如此，所以有转折。西方讲这是客观精神，但国学认为，这是尊道（行之而成）贵德（得来的本性），不是纯乎客观----人不是小球。这又是与西方不同的，先通几何算什么？所以人生的艺术，是因人不同的，而不是客观的，科学的。一些蠢学者认为文化思想也应有科学精神，不怕犯错，自有人去替他改正，等人给他揩屁股，这是巨婴精神。在根本上，这是反人道的，人不能被当作同于非人的万物之一而实验的。

不能行，是没有真的知。真的知行，本来不能是二。打个比方，一个人对某个大楼很熟悉，他在有干扰，甚至沉思时，不用看，也会走到门口，开门进去。而没有真知的人，就要东张西望。《论语》讲“行不由径”，不因为可能会方便或者省时间去走弯弯曲曲的小路。《老子》责备人“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老子·53》），也是此类的意思。道儒联系极多，当初划分儒家道家的人，似乎只看表面了。

不是纯然客观，到了自己独自做主的时候，就如同在暗昧中摸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当其他人有了类似的经历，才能共鸣。老庄生平没多少记载，孔子却是显要，他自己说，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那时师道没有建立，孔子是第一人，没有师道尊严的说法和规则。弟子认为他了不起，是自发的。后人学到了某种程度，与他有共鸣，就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孔子并不是太阳，为人照亮，只是让人知道如何是睁开了眼睛。无知之徒，以为孔子是太阳，那是连门都没摸到了，怎么能知道里面宫室是什么样的呢？人还要自己去照亮，去探索，去行。

绝对的知行合一是很难的要求，对此孔孟庄各有论述：

《孟子·梁惠王上》讲可以一点点做起：“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论语·雍也》讲不要望而却步，要走到哪算哪：“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自己固步自封）。’”

《庄子·让王》讲到了难以逾越的关头，不要勉强，也可得到真实的自我：“‘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3.人，人工智能，能智工人

人工智能的含义与词序整个是相反的，我在几年前提及过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意味着“能”够有某种“智”力的“工人”。但这个工人不应该取代人。现代人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恐惧，恰如《孟子》所讲,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这里所根据的仁的原则，和对仁的原则的应用，是现代大多数人，包括学者所不能认识的。

【在理想与现实面前，保持一种应有的张力：－）】几兄这句话讲得非常精确。对这种现实的张力的认识和应用，将会决定人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让被取代的人“饥而死”。

西方人追求人生的理性解，要求自洽，是合乎逻辑的。但逻辑的，未必是真实的----这句话柏杨讲过。我想中西追求的方向一致，但在假设上不一致。西方人假设，人终究会找到个理论，可以自洽的理论。但国学认为，“自洽”不同于“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如何能算作“恰”，很难说，因天地人群和个人而异----个人选择因此得以引入。对这个假设，很多人误解为，中国人认为自洽是错误的和不可能的，因而反智反理性。但这个假设只是在说，道可道，非常道----已有的即使自洽的，也是不足用的，用它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远不足以达到“恰如其分”。这是尼采所讲“太理性的”，而不是反理性的。只有对这个道可道，非常道的“真”予以尊重的人，才能有一线达到“恰如其分”的机会。只有得到了这个认识，才能兼采东西哲学，“复通为一”。反对国学的人和儒学者反对西方，属于同一个错误，同在莫须有的问题上角力，这就是现在人们认识的状态。

没有简单解，不断与【应有的张力】共舞（洽恰，呵呵。两字都从合），生命就在其中。再复杂晦涩繁琐的哲学，只要自洽和逻辑，对人工智能来说，都（将）是简单的。但人工智能是没有生命的张力的，最好的机器人只是个死雷锋，坏的就没有底线了。呵呵呵。至于群体分析，不是根本，是末学，可以从匡廓图按图索骥。（《庄子·天道》“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4. 关于国

刘学伟博原文：http://blog.creaders.net/u/5368/201802/314229.html

赵先生的这个【漩涡模式】显然是对的，但在infrastruture上有所欠缺，所以【季风模式】补进去就得到了一个全景。中国历史有个内禀的“人道”的循环，如磨盘转深转细。而北方的威胁，是外来的，经常打断这个循环转深的过程。这两部分需要分开来看。元和清是外来的，可以先从中国历史剔出去，先看内部的循环。

从中国哲学看，内部的循环的主要节点是道，仁，礼，和兵。一个循环起始于近乎自然状态，道。尊道贵德，得道多助，取得天下，通过以人为人（仁），形成国内秩序；而非以人为敌（兵），奉行敌对杀戮。敌不是人，是异类，杀敌非杀人---中西军事都有此类思想。刘邦已知不能马上治天下，要下马治天下；《抱朴子·逸民》更提出内仁外兵绝不能混淆，这是近代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个秩序形成的，是礼，道之华。由此转向，礼不足以制人，又不得不最终通过兵来解决问题。兵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兵不可收拾，又是大破坏，回到原始状态。以上是道--仁--礼--兵--道，但这个循环也可反序实现。

我认为【关于变化的哲学最为深邃，被传承得最好】是个精到的论断。《易》的穷通变久思想是上述四个阶段的连接者，老庄，孔孟，荀韩，兵墨家分别具体探讨了各阶段。这是个思想上，也是事实上的infrastruture。他们的思想总是贯穿“变化”，向发展看一步，而绝不是静态分析，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重视“定”义（严格绝对的定义）的一大分歧。近代梁漱溟的贫愚不可怕，只怕贫又贫，愚更愚的思想，也是类似的中国式思维。

民族融合，往往是仁与兵互用。中国文化从周公开始的天下观，就默认异族是人，战争不是猎取动物。这是其他文明所无的。这种孤立的认识，导致融合总是从兵开始。兵出现在哲学中，占重要地位，也是其他民族所无的。老庄孔孟皆言兵，老孔又讲致胜之道；《墨子》部分篇章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类为兵技巧家，都是证据。先秦思想家发现的这个循环，是普适的。当外族卷入这个循环，就不得不认同，因而同化。

讲句笑话，即使外星人来了，也取决于他们对仁的认识程度，才能决定从哪一阶段发生接触，也得进入这一循环。霍金所讲的与外星战争危险，并非胡说八道。将这个循环细致化，将老，庄，孔，孟，荀，韩，兵，墨彻底分开，又可得到现代社会的一国内部结构，包含民主，法律，江湖圈，程序，政治正确等动态。拙著《中国哲学之结构》主要介绍了这个结构和动态，刘先生如有兴趣，可以一阅。这里有简介：http://blog.creaders.net/u/10781/201707/295808.html。

5. 关于公与私   

同意老几所讲的【同一】。“大同”是要有的，但不是“共产”。共产太粗俗，柏杨曰：“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呵呵。这个经济囚徒思想，属于钱穆讲的水准经济之下的笼子里的思想，出了笼子的人就不同意，老马只好主张消灭他们，不仁也。我在《结构》名的经济出现那一节，就是为此类问题打下的伏笔，提出的解法。

无论阴阳，还是中庸，讲的都是不能公有或私有一统。有人讥讽极端公有是共产共妻，这个还算小可，将来技术发达，脑子也能和也要公共一下给大家开开心，这个东西还能叫人吗？（刚看到荷兰器官“公有”的报道，正是我想到但没有写下来的，是公脑的前一步。）极端私有也类似。生生，阴阳必须都有。只有其一，没有阴阳调和，是死路一条。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是废话，等于没讲。但社会折腾得像过山车之后，还得回到废话，奈何？这时需要想一想废话之所出的那个依据，就回到你所讲的【形式】和【工具】说---这些都是附皮之毛。

名经济，是老子说的余食赘行，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义。数据化之后，又兜回去，产生伪极简主义者，有数据就可以啦。将来是，各路数据好汉再努力，把“一键支付”变成“一键均富”，共产万岁，一步到位，呵呵。

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