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的文章都是學術論文一樣嚴格考證， 缺點是偏長，不適合做快餐。 但是， 其中營養成分毋庸置疑， 如果有時間讀一讀， 可以穿透犬儒文人精心裱糊的歷史假象， 一睹歷史真實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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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寫法或者回憶錄中間，往往注重突出個人的悲慘遭遇，但徹底隔斷個人遭遇的真實歷史背景和信息，這樣一種歷史寫作方式是有着自身邏輯的。

　　歷史虛無主義大潮背後的結構要素：以文革時四川劉部長跳樓自殺為例

　　老田

　　文革史寫法或者回憶錄中間，往往注重突出個人的悲慘遭遇，但徹底隔斷個人遭遇的真實歷史背景和信息，這樣一種歷史寫作方式是有着自身邏輯的。LH在中美國談判中間的顯著地位，激活了人們對於其家史的關注度，一些相關文章就此得到高頻轉發和點擊。但是，這些文章所提供的歷史信息則晦暗不明，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歷史背景和真實信息的支持。

　　藉此偶然悟到：共產黨歷史被抹黑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形成，是因為個人與組織關係的徹底顛倒，並由此獲得了支持虛無主義前進的持續推力，這將能夠保證知情者永遠不會披露真實歷史信息，由此，歷史虛無主義有着自我前進到底的趨勢。

一、歷史虛無主義的結構要素：個人與組織關係的顛倒

　　在中國似乎無論任何歷史熱，都逃不過歷史虛無主義的結構性塑造。從文革歷史在官員和官二代的回憶記述看，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難於改變，關鍵在於文革後的組織與個人關係出現了根本性的顛倒：在歷史和政治現實中間個人總是組織的一個部分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文革後的歷史記憶再現中間組織成為個人積累政治資本的工具，個人的政治資本積累需要壓倒了一切。

　　也就是說，現實中間是個人服務於組織，但是在文革史回憶中間剛好反過來了，是組織從屬於個人需要。不管是經歷過多麼嚴峻現實考驗和證成的正當組織，當期轉而服務於個人政治資本積累需要的時候，就肯定是漆黑一團，歷史虛無主義的結構性支撐點就在於此：共產黨組織和歷史現在要服務於官員個人積累政治資本的無窮欲望需要。

　　一位退休的副市長對人說：你別看當了大官好像表面上很風光的，實際上底下十個人有八個人恨你，那些細心侍奉領導的人哪一個不是巴望着提拔?但最終的提拔機會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數沒有被滿足的下級是什麼心態?以此而論，官場多數人的職業利益擴張欲望，註定是得不到滿足的，這個狀況如果結合了組織與個人關係的顛倒，就會從根本上抹黑一切組織運作狀況。

　　馬克思說資本家有着無窮的積累欲望，在政治場域中間，官員群體對於職業利益擴張和政治資本積累的欲望，也是數倍乃至於十倍大於組織實際上能夠滿足的最高限度。所以，只要是突出個人的資本積累需要，各種積累欲望未得到滿足的官員，總會優先指責晉升機會分配的不公正性，官場機會主義的有害性，正是因此他作為優秀個人才被壓抑和忽視，此種基於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回憶錄解釋模式，會格外突出組織的不公正和黑暗性，這樣的回憶錄潮流會以“親歷者證言”，合成那種壓倒一切的黑暗底色。

　　馬克思還說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實現資本保值增值則體現了資本的本質，其實在官場中間也有不少人是權力資本的人格化。因此，個人與組織關係的顛倒，是隨時可能出現的現象。如果象文革後政治狀況那樣，鼓勵人們以顛倒個人與組織關係的方式去回溯歷史，在很短時間內就會形成一股抹黑潮流，任何組織將不能在此潮流中間自證清白，今天中國大行其道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抹黑黨史潮流，其起點和支撐點都在於此。

　　依據文革的經驗，官二代比官一代呈現出更為純粹的“權力資本人格化”特徵，他們有着更為強烈的願望去顛覆組織與個人的關係。毛時代的官一代大多親歷過中國革命，或多或少還能夠保留一部分個人服務於組織的自覺，而文革初期官二代組織西糾和聯動提出和堅持的所謂“自來紅”觀點，就很好地體現了這個強烈的權力資本人格化特點，基本上戒掉了個人服務於組織需要的自覺性。恰好，文革後官二代獲得了巨大的歷史發言權，較為徹底的組織與個人關係顛倒，被他們自覺地用於共產黨一切歷史和事件書寫，這在很大程度上標誌了今日黨史寫作的底色。

二、成都反文革派的系列策略和劉部長的第一個困境

　　這些天，特朗普發起對華經濟超限戰，LH作為代表率團對美磋商，這個顯著的中美國博弈地位，提升了人們對其家庭歷史的關注。不少文章就此獲得高頻轉發點擊，劉父的文革經歷獲得較高程度的關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由此激起了一輪小小的文革歷史熱。

　　據文章披露“1967年9月14日，四川成都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了50萬人，在今天的天府廣場召開了文革中四川規模最大的一次批鬥會。這次的批鬥對象，是四川的領導班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除了掛黑牌，坐噴氣式外，被批鬥的人還被押着在成都市區主要街道遊行示眾。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劉植岩也在被批鬥的十人之列。三個月後，他從關押地成都錦江賓館9樓一躍而下，自殺身亡，終年49歲。”關於劉父的文革經歷，文章只披露了三個事件要素：一是文革初期是西南局文革小組組長，二是67年9月曾經陪斗一次，三是12月於錦江賓館跳樓自殺。

　　真實的文革進程中間，由大多數當權派和群眾中間的保守派所組成的反文革派別，總是率先出場，採取各種進攻性策略，得罪了大批群眾。造反派群眾隨後組織起來之後，就開始對反文革派別的各種不正當策略進行批判和清算，使得作為西南局文革小組組長的劉植岩部長處境艱難。我們在此粗略地追溯一下四川文革早期反文革派別的系列策略，因為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中間，是反文革派別的表現，而不是文革派的表現，塑造了劉植岩的政治處境。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發起全國大串聯，周總理親自安排去各個方向的學生串聯隊伍還親自送行，北京大學生專列到達成都之後，遭遇到西南局文革小組安排的機關幹部群體的圍攻辯論，試圖驅離這批“危險人士”。據同在西南局文革小組工作的宋新華(文革前是溫江地委書記)女兒宋曉麗的博客文章披露：幹部同大學生的辯論狀況出乎意料，辯論從第一天夜裡開始，到第二條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是幹部圍攻隊伍撐不下去了，紛紛打電話給西南局文革小組，要求批准他們率隊撤離辯論現場。這個今天很容易理解，機關幹部大多人到中年了，平時多養尊處優，跟毛頭小伙子比精力、比口舌，體力和精力全面落後一大截子，結果是“養精蓄銳的本地幹部隊伍”對付不了坐硬座火車遠途而來的“疲憊大學生隊伍”：不到一個晝夜就面臨着士氣全面崩潰。

　　據老田訪問宜賓地委幹部田禾所知，當時很多學生依據分工安排還有去宜賓串聯的，被地委接待站安排住在衛校，學生睡到半夜，地委派幹部隊伍由組織科長率領去衛校，高喊口號“打倒政治扒手”，鬧騰了半宿，學生睡不成覺，天亮就只好撤走了。這就跟成都幹部隊伍全面崩潰形成了對比，在宜賓是串聯的大學生隊伍，被地委幹部隊伍發起的政治攻勢徹底打敗，取得了一個局部的小勝利。

　　到了1967年二月“軍隊支左”後，四川官場的好機會來了，開始全面抓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幹，抓人數量冠於全國。先是用直升飛機散發自稱經過中央軍委批準的“2·17信件”(後來據稱只口頭向某元帥Y口頭匯報過)，隨後開始大規模的“二月鎮反”，在成都抓人是由保守派“產業軍”配合完成，不僅抓人名單由該組織提供，且很多人都是產業軍直接扭送公安局，甚至還有些十一二歲的小孩因為罵過一句“保皇狗”就被捆綁扭送。此外，還在萬縣、涪陵等地，授權向中學生開槍，死傷慘重。四川省革籌小組成員田禾回憶，革籌小組後來的不完全統計數字，1967年春天軍隊支左後的“二月鎮反”，全省被抓人數高達12萬人。監獄數量完全不夠，很多單位的大禮堂等都被徵用作為臨時監獄使用。到了3月底4月初的時候，北京的大學生再次大批南下，要求與四川戰友同甘共苦進監獄陪坐，據說這個合理化要求也被大量滿足，結果後來陪坐人數過多，導致監獄關不上大門。

　　到了1967年4月，《軍委十條命令》發布之後，軍隊已經喪失了抓人權力，被抓人員不得不放出來。此時，官場依靠的助手“產業軍”在成都市民心目中間簡直臭不可聞，除了一兩個單位之外，絕大多數單位內部的保守派組織趨向於瓦解。此後，保守派組織開始趨向於採取武力手段，來展開與造反派的政治競爭，先後製造了川棉“五四血案”和132廠的“五六慘案”，大量殺死殺傷造反派群眾和同情造反派的市民。在“五六慘案”中間，軍工廠副部級高官下令發槍武鬥，此一慘案殺死群眾數十人，輕重傷2000餘人，在開槍行兇過程中還有不止一起向救護傷員的醫務人員開槍情節。當晚，中央命令野戰軍進入132廠，開始緝拿殺人兇手。【王銳：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網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707.html;官方文獻承認的傷亡數字是：川棉武鬥死2人，傷260餘人。132廠武鬥死48人，傷629人，因傷致殘40餘人。《四川省志·大事紀述》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P138】

　　1967年5月7日中央下發《紅十條》，對四川文革問題進行表態，同時宣布成立四川省革籌小組。此後，四川省的文革形勢有了根本性變化，革籌小組主導着群眾組織的大聯合，同時推進建立革委會的“三結合”工作。到了1967年10月，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的講話開始對下傳達，講話中間明確指出對幹部要“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還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此前是以當權派與造反派眾之間的尖銳對立為主，在大聯合和三結合期間則有了很大的改變，各地在成立革委會的大聯合期間，造反派基於革委會席位競爭引發派別之間的輿論鬥爭很激烈，鬥爭矛頭基本上不再指向當權派或者資反路線了。

　　1967年12月12日劉植岩於錦江賓館跳樓自殺，詳細信息未見披露，而劉部長自殺時，錦江賓館的會議議程應該是為“亮相幹部”做準備的會議期間。此時的會議議程和局勢，都是由四川省革籌小組掌握(實際上是由成都軍區掌握大聯合進程)，不是造反派群眾掌握會議，當時的首要議程是協調各派力量，預備成立四川省革委會。

　　今天回顧，劉部長當時的處境，不太有利，因為文革初期他作為西南局文革小組長，許多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的具體政策下達，都由他親手完成，這使得他處於一種“為官場責任頂缸”地位上，背負了過多的政治責任。　　　　換言之，劉部長所在位置及其前期工作，使得他成為群眾批判鋒芒所指的具體對象，為整個的官場和官場潛規則背鍋，這就使得他難獲得群眾諒解並作為解放對象，至少很難成為第一批解放對象，在短期內權力資本貶值為零的風險較大。假如劉部長不是因為個性原因遭遇到曝光的話，顯然，就是因為他所處的這個極端不利的位置，使得他個人為官場背鍋，以至於身上積聚了過多的群眾怨謗，損害了他下一步的職業利益。

　　也就是說，文革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7年的“二月鎮反”，四五月份的保守派發起不得人心的武鬥，都成為反文革派不得人心的依據。而劉部長受到造反派群眾批判的政治困境，肇源於他的官方身份——西南局文革小組組長，使得他很難逃過“反文革派及其不正當政治競爭策略”的象徵性人物身份，這是劉部長政治處境不佳的第一個重要部分——他是被作為反文革派的符號人物看待的。

三、組織人事規則為什麼會成為文革群眾的批判鋒芒：劉部長的第二個困境

　　LH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蹟》中寫到：“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出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這個回顧和解釋，說明LH對於現代社會權力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對於文革歷史和政治的理解都相當淺薄，顯然因為他當時年齡太小，未能真正體會到文革批判鋒芒的現實意義，實際上LH也未能真正體會他父親的真實困境所在。

　　我們具體看一下四川文革的經驗狀況，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雙方對於權力運用和規則的不同理解。文革初期，由於四川大學校黨委的很多做法受到大學生們的質疑，校黨委開始用“戴右派帽子”去威脅學生，隨後四川省委委派高級幹部章添和黃流先後率工作組進入四川大學，所採取的手段大多不能夠見光，就此加劇了與學生們的對立情緒：

　　川大校黨委開始散布“57年教訓”，要求堅決相信校黨委、系總支，希望校內情況得到控制。6月16日，數學系二年級預備黨員江海雲貼出大字報《章添，你在幹啥?》將章添對全系黨員的內部講話抖了出來，並表示對章添言論的懷疑，“請求省委進行調查，章添同志按照中央指示執行沒有?”7月9日，省委派以黃流(李井泉秘書、省委辦公廳主任)為組長的200多人的工作組進駐川大。然而，就在當天，化學系“赤衛”“風雷”“十人”戰鬥小組貼出長達70多頁的大字報——《川大保皇黨為什麼能穩坐釣魚臺?》，矛頭直指章添工作組和學校黨委，列數罪狀十多條。黃流工作組剛進校就遭遇這樣一篇大字報，於是，開始積極組織力量，在各系各班組織醞釀選舉文革領導小組，試圖奪回運動領導權。同時，黃流工作組組織力量圍剿“赤衛”等小組的大字報。7月11日至14日，黃流工作組宣布戰鬥組非法，解散戰鬥組，並要求作檢討，學生進行地下反抗，貼大字報質疑。7月15日，川大工作組宣布積極分子名單;下午，黃流秘密的為積極分子開會作報告;江海雲被打成“叛黨分子”“女赫魯曉夫”。深夜12時，川大保衛科、事務科組織人員查抄“赤衛”“風雷”“十人”等戰鬥組駐地。【貓頭鷹：川大東方紅禮堂“八·二六”事件，網址：http://jiliuwang.net/archives/51042】

　　四川文革初期，幹部的許多做法受到群眾質疑，而當權派對此一質疑，往往選擇強硬鎮壓手法，這後來被中央文革小組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對此展開批判。在這個時期的干群衝突背後，核心對立在於：對每個人都至關重要的組織權力應該如何合理地使用?當權派為什麼總是想要在絕對不透明的情況下，用違背一切道德、法律和政策底線的手段，去不公正地行使權力?

　　群眾對於權力運用的公開性和公正性的質疑，成為貫穿文革十年一切矛盾和糾葛的核心線索。無論是1966年10月發起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是隨後展開的追索“黑材料”的鬥爭，乃至於後來的批判走資派和一月奪權，無不與權力運用的方式有關。

　　非獨文革如此，權力運用以及權力眼光的公開性和公正性問題，是一切現代人把握自身命運和改善自身政治境況的起點，而文革期間群眾對於當權派及其助手保守派的批判，就是認定他們這兩股力量的存在，不僅缺乏公開透明性還始終是不公正權力運用的基礎，他們的力量和存在對所有人的政治狀況改進是一大障礙。

　　現代社會的普遍特點，是人們學習和工作在一個組織化的環境中間，個人努力成果往往是通過組織人事記錄的方式給予肯定和否定。相應地，個人的升遷榮辱，也往往與組織人事記錄的公正與否有很大關係。可以說，組織人事記錄形成過程的公正性與客觀性，成為人們努力是否能夠成就自己的關鍵。反過來，當時組織人事規則的秘密性及其不公正的少數人操縱，成為文革群眾造反關於“黑材料”糾葛的矛盾集中點。

　　文革初期各地當權派往往把文革作為第二個反右運動來進行，在各個高校中間往往吸收一部分投機性較強的“官定左派”學生作為助手，搜集另外一些學生的言行資料，預備把後者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分子。這種運動模式中間，往往是結合基層黨團組織建設來進行的，用“表現好”“聽話”和“入黨入團”等作為誘因，去鼓勵政治生活中間的機會主義選擇。這其實就是文革另一個批判鋒芒所指——基層政治生活中間黨團員選拔及其背後的政治上升機會分配規則。可以說，文革群眾運動的兩大批判鋒芒，都集中於組織規則與人事選拔制度上，億萬民眾投入文革且各地民眾的批判鋒芒相當一致，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據老田曾經訪問過天津師範大學教授徐大同所知，到了文革前夕人大和北大的黨組織生活，已經完全異化了。據他回憶，他參加兩校基層黨組織生活會很多次，沒有任何一次是在晚上九點鐘之前進行的。基層黨務人員之所以這麼幹，就是利用青年學生不耐熬夜的特點，試圖以此逼迫學生們快速供出各種“尖板眼材料”給他，然後這些輔導員就可以匯總起來、向上匯報自己怎麼樣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政治思想工作，解決了多少潛在的問題，以作為自己的業績。這實際上是利用近似於“逼供信”的手段，在靠近黨組織的積極分子中間，低成本地搜集最有利於自身職業利益進步的材料。

　　到了文革運動起來之後，更發展到一些當權派利用一部分學生搜集材料，試圖把另外一部分學生扣上右派或者反革命帽子，在此期間形成的材料就被稱為“黑材料”(追索黑材料後來成為1966年10-12月份的群眾鬥爭焦點)。這是基層政治生活異化的另一種體現：基層黨務幹部鼓勵部分人越過法律和政策界限的機會主義行為，這些後來被造反派群眾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表現，進行了嚴厲批判。

　　文革期間的官民衝突大爆發，一個主要的問題是：民眾發現在政治生活和組織人事記錄中間所體現的權力眼光，不僅缺乏透明性，還往往不存在最低限度的公正性。由此，對於基層政治生活異化的批判，對於組織人事規則及其操作者的高度不信任，不僅成為社會矛盾引發點，還是文革期間群眾性批判鋒芒的集中指向。

　　也就是說，到了文革官民衝突期間，基層政治生活的異化以及組織規則的異化，得到全面的揭示和暴露，並都成為群眾批判的對象。由於當時共產黨威信尚高，歸責於制度的批判就很弱，在其反面則強化了對蛻化變質的個人的批判，這是劉部長的政治困境的第二個重要部分——他是被作為現實政治異化的責任人來看待的。這與今天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今天公知和自由派的政治批判，則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往往只指向共產黨政體模式，而鬆開了對官員個人責任的審視。

四、文革的散場與歷史性落地

　　在群眾批判鋒芒的所指之處，如何界定問題由來，則是極為關鍵的，這通常也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追問個人責任，二是追問制度責任。在當時的條件下，共產黨的崇高威信基本上不容置疑，說社會制度已經全面異化了也是很難被接受的，所以，群眾批判往往會更多地強調個人責任，說壞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個人的蛻化變質，但官場中人的主要體驗則是身處其中有着各種“不得不爾”，但這樣的自我辯護很難說出口同時也很難被群眾接受，這其實就是劉部長當時面臨的難於自我辯護的困境。而劉部長身處官府文革小組組長位置上，相當多的“鎮壓群眾措施”由他親自完成，這就使得他又成為千夫所指的怨謗所集了。　　　　劉部長上級李政委（李井泉）1967年年初就被保護在北京衛戍區，李政委

　　就此逃過了群眾追責，同時也未能恰當地為劉部長分擔他應付的責任。

　　劉植岩的困境，實際上也是文革如何落地的困境，如果把責任全部歸結於個人蛻化變質，顯然是不公正的。反過來，如果把個人完全洗白，那麼在邏輯上就抹黑了共產黨組織和整個政府組織。這就像是一個蹺蹺板一樣，過於抬高一頭，就會壓低另一頭。

　　最後的選擇是，用大量的虛假謊言，去掩蓋曾經被普遍揭露過的官場黑暗面，說幹部受到群眾批判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是野心家在壞人的指使下迫害老幹部，結果，就導致來另外一個蹺蹺板的不正確姿態：用徹底鎮壓群眾的批評權來為官場和當權派洗地。但是，這樣一種別出心裁的洗白當權派的策略選擇，也毫不意外地肯定要付出更為巨大的抹黑共產黨的代價——甚至達到了把共產黨組織對立於群眾批評和群眾路線的高度，巨大的歷史虛無主義潮流就此順風起航了。

　　前文已經說到，文革的干群矛盾和衝突，涉及到了現代社會最基礎的政治課題：權力運用的公開性和公正性問題，幹部與群眾在權力運用與監督方面的積極互動問題。文革最後的落地方式，選擇了用謊言去掩蓋當權派的不乾淨信息，結果當然是掩蓋了現實社會的矛盾，同時也中斷了尋求矛盾合理解決方案的協作努力過程。為此，歷史寫作就不再存有為現實政治總結經驗並據以改進的功能性任務，這就解脫了依據真實經驗提升認識的歷史研究任務，可以僅僅為滿足臨時性的政治需要來進行——歷史寫作確實因此獲得了自由或者說隨意性，但是基本上陷入無用的“假歷史書寫”狀態。

　　由於選擇用謊言洗地的方式去描述文革，結果導致許多人物和事件的記述，不再需要依據真實的歷史背景來完成。據《四川省志·大事紀述(下)》記載，1967年8月14日-10月25日，省革籌在錦江賓館舉行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幹部學習隊，部委廳局級以上幹部1000多人參加。大事記述說這個會是專門強迫轉變幹部思想、批判走資派和不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還說在學習班結束前夕，成都大學副校長莊頃、四川醫學院書記孫毅華跳樓自殺，“接着，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劉植岩也自殺身亡。”(P140-141)在這段文字中間，被摻雜了大量虛假信息，而準確信息則被嚴重忽視，這個會之所以召開，真實目的應該是為成立革委會和解放幹部做準備的，同時也肯定要涉及到文革前期幹部的走資派錯誤。結果，作為省志的作者群，處在最有利的真實歷史信息搜集位置上，但他們卻以濫發議論為能事，放任真實信息被遮掩的狀況，一切真實信息諸如劉植岩是為何自殺乃至於何時自殺，在作者們看來都不需要給予明確交代了。

　　結果是很清楚的：有條件搜集歷史真實信息的人士，現在發現寫真實是不必要的，甚至還是有害的。就這樣，真實的歷史信息短期內就被海量的人造歷史塵埃徹底淹沒了，以至於在大量親歷者還活在世上的時候，真實歷史信息也早已淹沒無聞了。劉植岩到底為什麼自殺，知情者肯定還有大把，但他們不覺得有任何必要說出來。

　　有人裝着一副滿懷歷史正義感的樣子，去這樣一板正經地寫作文革歷史，把劉植岩自殺寫成這個樣子：

　　劉植岩(男) 1967。12。12

　　中共高幹。河北昌黎人，1918年生。曾任國務院人事局副局長、中央組織部幹部管理處處長、昆明市市委書記、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文革中遭受批鬥侮辱，是日逝世。終年49歲。【文革死亡檔案，網址：http://www.2499cn.com/siwang2.htm】

　　這樣的寫法是把劉植岩之死作為一種負面代價，去證成文革的非正義性，這也許能夠滿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但是，在具體的歷史中間劉植岩的困境和無奈，在這些人眼裡已經毫無價值了，因為那需要通過解釋“反文革派”的非正當策略集合以及由此帶來的責任重負無人分擔，而且組織規則與官場異化現象的“不可說性”，兩者共同造就了劉部長的困境。為告慰和尊重死者，還是應該回歸到具體的歷史現場，才能夠還原他遭遇到的那種難於擺脫的困擾。

　　從後來的文革歷史落地方式看，準確地追尋劉部長自殺的政治背景並加以公開說明，將有害於後人的政治資本積累，就算是他的家人或者親戚朋友也都不願意這樣做了，這才是劉部長個人的真正悲劇所在——再也不會有人認真關心他曾經的困境和心靈煎熬了。同時，這也構成了歷史的悲劇，真實歷史信息披露從此有了很高的成本門檻——披露真實信息將會大大滴有害於知情者的政治積累——誰要是說真話誰就要準備政治資本積累大幅受損。

　　所以，我這篇文章，也只能夠結合文革政治運動的演進過程，粗略地描述一下劉部長困境的宏觀的共同背景，而無法呈現他遭遇到的具體狀況——這只能夠等待知情者來披露了，但知情權選擇披露真實信息的成本過高，很有可能永遠都不會被披露出來。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