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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世纪之殇 —基督教、帝国主义、华北社会和义和团
送交者: 震撼 2018年09月13日13:43:5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世纪之殇 —基督教、帝国主义、华北社会和义和团》

THE ELEGY FOR A CENTURY:

CHRISTIANS, IMPERIALISM, NORTH CHINA SOCIETY, AND THE BOXER REBELLION

内容简介

拂去附丽在义和团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迷雾,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本来面目必将推开一扇认识和理解中国及其民众的大门。

李耿信先生数年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世纪之殇—基督教、帝国主义、华北社会和义和团》,运用大量的原始资料,揭示了义和拳这一具有宗教色彩团体的起源及义和团运动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对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微观分析,全景式展现了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之役的进程,论述了中国和列强之间战争爆发和中国战败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不仅是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是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蛮横及在其庇护下的基督教在华北的扩张策略引发的一系列民教冲突案件的大爆发。同时,弥漫在朝廷的保守主义、世纪末罕见的旱灾等多种因素异常巧合地在华北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发酵,与民众的各种消极情绪凝结在一起,从而使得运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义和团运动中,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鄙等诸多对立的概念和价值观念纷繁杂乱地纠缠在一起,它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撒旦,要么释放,要么囚禁,在特定情境或氛围下,再强的天使都能成为路西法。

《世纪之殇—基督教、帝国主义、华北社会和义和团》一书已由美国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出版公司—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于2018年9月出版发行,全书约60万字,16开本(210×285mm)。美国学术出版社一贯致力于出版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最好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享有业界盛誉。该书通过美国学术出版社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和北美主流媒体,可以在谷歌、亚马逊等数十种美国主流媒体和出版社数据库中查询到。

作者简介

   李耿信,男,河北沧州人,历史学家。1979—1983年在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1983—1985年任兰州军区司令部参谋;1985—1988年在兰州大学学习,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1998年任辽宁省外贸公司经理;1998年迄今,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定居。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著有《民初政党和宪政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链接

谷歌:

https://books.google.ca/books?id=sjpuDwAAQBAJ&dq=gengxin+li&hl=zh-CN&source=gbs_navlinks_s

美国亚马逊:

https://www.amazon.com/dp/1631819631/ref=sr_1_2?ie=UTF8&qid=1536854219&sr=8-2&keywords=gengxin+li

加拿大亚马逊:

https://www.amazon.ca/dp/1631819631/ref=sr_1_2?ie=UTF8&qid=1536852276&sr=8-2&keywords=gengxi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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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绪论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引人瞩目、最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之一。外国传教士、外交官、记者、旅行者、学者、商人以及事件亲历者从不同的角度,以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日语及中文等各种语言记述了事件,这些文字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同时,义和团运动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事件之一,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读,对其评价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在西方,义和团运动被描述成是一群暴民滥杀教民和传教士、肆意攻击外国人、仇视所有外国事物的恶性事件,它“对任何文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耻辱”。[1]清军和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的准则,联军来华是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外国人和基督徒并帮助清廷剿灭叛乱,联军是恢复秩序的正义之师。在基督教徒眼里,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教难,在他们的记忆里和描述中充斥着义和团拳民对教徒和传教士的仇恨与杀戮。在清廷那里,义和团经历了过山车般的际遇,在官方文献中从开始的“拳匪”到“义民”,再到“暴民”,被官府或抚而用之、或剿而灭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中,“义和团运动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2]“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3]在精英阶层的话语体系中,义和团是一群愚昧迷信、盲目排外、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的愚民,在义和团身上体现着中国人的落后、野蛮和愚昧;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魔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自量力,以卵击石,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灾难,是祸国殃民的拳匪。今天,“当代义和团”、“义和团式爱国”、“义和团式暴民”、“义和团情节”或者“拳民情节”等词句常被用来嘲讽、指责那些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人。那么,义和团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那些拳民不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农民吗?他们不是我们的先辈吗?我们的体内没有流淌着他们的血液吗?我们民族的体内没有他们的基因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必须回到现场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普通的农民最终变成了暴民。

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多神信仰与一神信仰、基督教与儒释道、中国人与外国人、传教士与绅士、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的人、教民与平民、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法律与人情、秩序与混乱、天灾与丰收、贫穷与财富、饥饿与温饱、理性与冲动、热情与冷血、无奈与得意、高尚与卑鄙、善良与歹毒、科学与迷信、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宽恕与报复、屈辱与荣耀等众多相互对立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如无数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其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使人难以分辨,以至于任何一个明察秋毫的人都有可能掉入判断失误的陷阱。

由于义和团运动本身所具有的错综复杂性使得人们对它的评价常常各取所需。当西方被认定为侵略者和中国被认定为被欺辱者时,义和团的反西方行为成为激发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怀的榜样;当西方被视为现代生活的源泉时,义和团对西方的仇视行为便成为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尴尬记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触动中国人强烈情感的一根敏感神经。所以,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往往大于对其自身的学术评价。因此,给予这个运动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学术评价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然而,任何一个真诚的学者都不应在这种价值撕裂面前退缩,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各种事实、虚构及传说严格地区分开来,清除其中的虚构成分以使这种叙述变得真实可信。抛开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可或推崇,尝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发现、理解和承认拳民的信仰和行为以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借助于社会学、宗教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体育运动学等学科的理论理解这段历史的内在逻辑,这是历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使命。当然,理论本身不能解释历史,故本书尽量不偏向地引用大量的史料,剥去持各种不同立场的事件记载者的感情色彩,并最大限度地运用被前辈学者熟视无睹甚至有意忽略的史料,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自行判断的空间。但是,汗牛充栋的义和团文献资料使我们在使用它们时难以取舍,如何使用那些错综复杂、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的记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某些事件缺乏最基本的史料记载,以至于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团,对此我们只能做出最符合逻辑的推测。

在很大程度上,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宗教冲突,因为义和团初期的活动就是“反洋教”,这里的“洋教”指的是基督教(Christian)。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国也称耶稣教、更正教)和东正教(Orthodoxy);狭义的基督教就是专指基督教新教,所以在汉语中又将基督教新教称之为基督教。本书在使用基督教这个概念时采用广义的定义,但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而不包括东正教(因晚清几乎没有因民众与东正教冲突而引发的教案,故略之),而在涉及具体事件时则分别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区别之。

要理解民众为什么反洋教,必须厘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遭遇。如果说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基督教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接触是蜻蜓点水的话,那么,这两种文明在明末清初的对话才刚刚开始,它们最初的融合与冲突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回顾早期杰出的传教士—利玛窦的事迹和传教策略时我们发现,他所倡导的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政策使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互相宽容、融合的过程中,成为异质文明和平相处的一篇迷人乐章,同时也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基调。利玛窦去世后,其继任者一改这个策略,对教务采取极其严厉的政策,严禁中国传统的祭天、祭祖、拜孔等仪式,因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由此开始了持续三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罗马天主教廷固执地强行禁止中国的传统习俗,而中国皇帝也丝毫不作任何让步。在华传教士随之被驱逐,各地教案频发,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愈加激化,在清初终于演变成两败俱伤的百年禁教局面,基督教在中国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寒冬。

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之后,清廷被迫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当传教与不平等条约纠缠在一起时,虽然给传教事业带来了某些明显的利益,但同时也埋下了巨大隐患。这种隐患在于,以武力获取的传教权利本身是对基督教仁爱精神的亵渎,使基督教的神圣性蒙羞并赋予了其帝国主义侵略的特质,从而招致中国民众的抵触和反感,引发了众多的民教冲突案件。因而,传教士在中国大陆也常常被称为披着基督教文明外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是不幸的。它在华北地区的传播更不走运,因这一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根深蒂固的地区。在这里,除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外,民间信仰中斑驳庞杂的神灵驻守在遍布城乡的各色庙宇中,深入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百姓对他们的崇拜和信仰渗透到风俗、习惯、礼仪、禁忌中,在百姓的生活中无处不见。同时,巫觋、迷信风俗也与民间信仰如影相随。还需注意的是,华北地区还是中国民风最为剽悍的地区,民间素有尚武之风,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在切入这个地区时不得不面对民众随时投来的敌视的目光。尽管如此,基督教还是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以强势的姿态大举进入了前途莫测的华北地区。中国人认为,基督教富有侵略性的扩张策略和它所宣扬的教义是对他们的冒犯。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基于信仰或者其他非宗教目的,在行为上与中国本土宗教传统、生活习俗背道而驰,他们不再参与地方乡土社会世代相沿的祭祖和迎神赛会活动,不再承担公共体的世俗义务,从而造成了中国民众共同价值观的撕裂,打破了乡村生活的宁静。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士绅更加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在各方面都与他们格格不入,使得对自己文明无比自傲的中国士绅、民众在心理上对基督教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和抵触反应。

诚然,大部分天主教传教士怀着高尚的动机来中国传播福音,但他们的素质也良莠不齐。一些传教士骄横跋扈,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强力干涉民教纠纷和诉讼案件,挑战中国官府的权威,从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了教会与天朝政体平行的二元权力体系。天主教势力在急速扩张的同时,来不及或者是不愿意考察教民的背景和信仰动机,许多入教者带着明显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还有许多地痞流氓为逃避官府的惩罚而加入教会,他们假借教会的特权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中国官府在审理涉及民教纠纷的案件时,担忧由于传教士的干预会引起外国政府干涉的外交事件,便一味隐忍回护,常常偏袒教民。结果,平民经常是败诉方,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对待。这样,基督教不仅激起了官府的反感,也遭到了中国士绅和普通民众的抵抗。这些因素助长了中国官民仇教情绪的滋长,绅民要么采取毁谤、散布流言的方式攻击教会,要么铤而走险以武力抗争。

随着基督教逐步由沿海向内地扩展,中国各地的反教浪潮风起云涌。据统计,从1840年到1900年,全国大小教案不下四百余起,大多集中在19世纪6090年代这三十年间。一系列的失落、冲突、不公、仇恨交织在一起,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这是民教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据不完全统计,在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传教士遇难者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属内地会(Inland Mission),信徒被杀的数字难有精确统计,据估计约为5000人。

同样,中国与基督教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相遇也是不幸的。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就商业利益、领土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也是帝国主义最为贪婪和骄横的时代。新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和德国的扩张对传统强权国家英国、俄国、法国构成了挑战。于是,新旧帝国主义纷纷采取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衰落的中华帝国不幸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德国蛮横地抢夺胶州湾事件拉开了列前蚕食中国的序幕。在事件中,圣言会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和德意志帝国主义同流合污,鼓动、欢呼德国占领胶州湾,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基督教仁爱、和平宗旨的背叛,也是对中国人感情的伤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给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带来极大的挫折感,在中国人心中滋生了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和反抗情绪。

中国的不幸还在于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重新掌权。顽固保守势力在朝廷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他们反对外国文明,拒绝同外国人交往,以对中华文明的极度自信表示对蛮夷的鄙视。己亥建储是慈禧为壮大后党力量的一次重大努力,但这个违背祖制的举动不仅引起了众多皇族近支和朝野大臣的反对,列强公使们也颇有微词。列强对己亥建储的冷漠态度更增加了慈禧太后对外国人的厌恶感。中国政府挫败意大利人图谋三门湾的事件恰逢其时,朝廷重拾信心,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在中枢形成了一个以载漪为核心的极端守旧集团,排外主义成为朝廷的基本政策。

仿佛所有的不幸和苦难都在19世纪末降临到中国,它像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得不到上苍的一丝眷顾,不仅有外辱频仍的人祸,更有连绵不断的天灾,特别是1900年春季华北持续的干旱对百姓来说更是一种梦魇般的煎熬。华北平原呈现出一幅世纪末的景象:饥民遍地、盗匪横行、谣言四起、暴力不绝。百姓把这种灾异气象和苦难都归罪于基督教,由此滋生的饥饿、贫困、怨恨、恐慌、焦虑、暴力等各种消极情绪凝结在一起,与受尽列强凌辱的中国对外敌的仇恨、抗争和民族自尊以及排外民族主义情绪的种子一同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生长,他们把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攻击看作是排遣所有不幸和苦难的宣泄口。

1899年末至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北和直隶东南部如井喷式爆发,然后又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向四周蔓延。从鲁西南的大刀会、到梨园屯的义和拳、再到茌平的神拳,最后,义和团运动的三大特征—“义和团”的名称,以喝符念咒、刀枪不入、降神附体作为标志性仪式以及“扶清灭洋”的口号—在鲁西北和直隶东南部正式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走投无路的中国农民为抵御外来文明入侵、摆脱生存危机、改变自身命运而发起的自我毁灭式的、本能的、过激的反抗。义和拳在向四周急速蔓延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反教暴力活动。为恢复秩序,朝廷谕令地方官员弹压。山东巡抚毓贤的“惩首解从”方针没有从根本上铲除义和拳传播的土壤,鲁西北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公使们的压力下,朝廷改派袁世凯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采取多项并举的策略弹压义和团,仅仅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即恢复了山东的秩序,至19002月下旬,山东省境内大规模的义和团活动基本绝迹。与此同时,直隶总督裕禄派重兵分路弹压直隶境内的义和团,至19003月底,经几路官军的合力围剿,在南至南宫、北临河间、东达吴桥、西抵赵州的广袤地区,义和团基本上被平息。在官兵弹压义和团的过程中,只要官兵在一地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打破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义和团在此地就再也没有死灰复燃。但是,在1900年春天持续亢旱的特殊背景下,义和拳以“降神附体”的特有魔力吸引着农村中越来越多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它在直隶中部如瘟疫般快速传播,在春夏之交终成燎原之势,进而向天津、北京方向蔓延,局面也开始失控,各处连续发生攻击教民和教会的严重暴力事件。但此时官方对义和团的政策一直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这个政策对于民众仇外情绪的助长和义和团暴力活动的蔓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阴谋、操纵和利用在运动中时隐时现。义和团从反洋教开始,转而无差别地攻击所有外国人,最后到以极端的态度敌视一切和外国有关的事物,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烧杀抢掠,保定、北京、天津等地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中。传教士开始不断地以骇人听闻的报告向清廷施加压力、向列强请求派兵保护。列强则采取更具挑衅性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蛮横地蔑视“天朝威仪”,从派遣使馆卫队进京到炮轰大沽炮台,一步步地刺激清廷。清廷也不甘示弱,摆出不屈从的姿态,采取强硬的对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各方你来我往,互不妥协,互相刺激,既有偶然的误解猜忌,又有必然的利益冲突,矛盾逐步升级,最后走向战争。

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初期,作为主力的清军,其武器装备之佳、弹药之充足,并不比联军逊色,而且中国军队在本土作战,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军队数量上也远远超过联军,尤其是其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更令联军深怀敬畏。义和团源自于对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神术的迷信在战斗中视死如归的精神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义和团在开赴老龙头火车站准备攻击俄军时,曹福田对团民们说:“凡是空手没有武器的,每人拿一根秫秸,继续前进,到前线会变成真枪,可以打洋人。”[4]拳民们最初在和洋兵接仗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所畏惧地向敌人冲锋,但当洋兵以机枪、火炮像狩猎一样射杀他们,同伴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成片倒下时,幸存的拳民们顿作鸟兽散,血腥的屠杀也同时摧毁了义和团的信仰体系。拳民们再和洋兵作战时便心有余悸,甚至蜂拥溃逃,其“爱国主义精神”荡然无存。显然,义和团以蒙昧、原始的精神武器和冷兵器来对抗杀伤力强大的热兵器,其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随着联军不断增兵,战争越来越朝着对中方不利的方向发展,中方逐渐丧失了所有的优势,最终以失败告终。

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占领地的烧杀抢掠行径丝毫不比义和团逊色。因此,无论是对联军还是对义和团野蛮行径的辩护都是丧失良知的表现。联军的不光彩罪行在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但如果要对义和团运动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就不应当对此感到尴尬,因此书中以适当的篇幅叙述了八国联军的暴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地教民开始反击,他们向联军提供情报或做向导,借洋兵之力变本加厉地报复拳民。外交官、传教士甚至那些优雅的公使夫人们以及普通的外国人也加入到对拳民的报复和对无辜平民的抢掠行列中。拳民则从最初的被欺辱者,到团体中的施暴者,如今又成为受害者。施暴者和被害者的角色如此戏剧地发生着逆转。这样一幅幅以暴制暴、恶性循环的血腥场景,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在适当的条件下,前一分钟是被欺辱的受害者,下一分钟会成为取人性命的加害者。那样一幅幅对普通民众实施劫掠、施暴的画面,也让我们看到: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撒旦,要么释放,要么囚禁,在特定情境或氛围下,再强的天使都能成为路西法。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相信读者通过本书能够了解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其本来的面目,并推开一扇理解中国及其民众的大门。


[1] “窦纳乐爵士致总理衙门照会”,1900127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2]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3] 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4]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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