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暴力犯罪的治療

中國遊客和瑞典酒店的糾紛意外的暴露另外的問題。北歐國家本來被認為是治安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在調查酒店糾紛時，瑞典本地記者卻披露，斯德哥爾摩像其他大城市一樣，針對旅客的犯罪很常見，護照和財物被搶劫而無法破案，本地居民也會遇到。  

英國倫敦的暴力也成為問題，治安部門宣佈，將藉助公共衛生手段幫助解決暴力犯罪問題。倫敦今年已經發生了100謀殺案，人們特別關注持刀犯罪。倫敦市長的壓力越來越大，倫敦警察局長Cressida Dick也承認，她手下的警察已經「超負荷」工作。這與20年前的美國芝加哥有些相似。

世界衛生組織流行病學家斯盧特金 Gary Slutkin曾在亞非地區與傳

染病抗爭數年，於20世紀90年代回到芝加哥。返回美國後，在家鄉看到的暴力和死亡讓他感到震驚。「我看到的這些暴力事件都發生在美國，因為我離開這麼久了，我以前甚至都不知道，我以為美國沒有這些問題，」他說。「當我來到這裏時，我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有14歲的孩子向13歲的孩子開槍，而且是頭部。 把他們殺了。小孩子互相開槍。 這是怎麼回事？」

1994年至1999年，芝加哥有4663人死於槍擊案件之下，有更多人口的洛杉磯只有3380起兇殺案。斯盧特金查閲了數據，發現芝加哥的暴力事件與他數年來想要治癒的傳染病有一些相似之處。他發現，暴力事件總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集中發生。而且，暴力事件似乎會自我複製，與傳染病類似。一次暴力事件會引發一起又一起的暴力事件，類似一場傳染病的方式迅速增加。

作為流行病學專家，他知道，傳染病需要三個特徵：集群、自我複製和傳播潮。他得出的結論是，芝加哥正面對一種暴力流行病，如他在烏干達看到的一樣嚴重，他決定用同樣的方式解決問題。

他設立了「治療暴力」組織，致力於使用公共衛生手段來解決暴力犯罪問題。

如抗爭艾滋病一樣，第一條規則是，暴力不應被視為「壞人的問題」，反而應被視為一種傳染了人類的傳染病。這意味著要在暴力發生前做好預防工作，並在爆發後減輕其影響。

在烏干達，斯盧特金了解到，人們只會聽從同伴有關安全性行為的建議，所以他讓男同性戀者接觸男同性戀者，讓性工作者接觸性工作者。

他在芝加哥採取了相似的方法。他僱傭了以前的幫派成員來教育現在的幫派成員，希望從源頭上防止暴力事件。結果立竿見影，其試點地區的犯罪率顯著下降。很快，這個城市的一些其它地區也採用了這種策略。

這種方法成功的關鍵是前幫派成員，即暴力阻斷者。作為執法部門和幫派間的紐帶，他們利用自己的關係來發現高危情況和個人，然後在糾紛升級成暴力之前介入。

Angalia Bianca曾加入美國黑幫「拉丁王」（Latin Kings gang）超過30年，她在7年前成為了一名暴力阻斷者。她說，幫派成員不會聽警方的話，而她卻與這些人「說同一種語言」。她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在爭取時間，讓他們冷靜下來，說服他們不要做一些會後悔的事情。」

這種方法的效果非常顯著。自項目開始，設立暴力阻斷者的地區，槍擊案犯罪率降低了40%。美國其他城市也開始仿效，如洛杉磯、紐約和巴爾的摩。蘇格蘭的格拉斯哥也引入了這種方法。2004年到2007年，格拉斯哥的兇殺案下降了一半以上。

在芝加哥，資金一直是個問題。2015年，因為伊利諾伊州州長和眾議院議長僵持不下，「治療暴力」的執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州補貼。接下來的一年，芝加哥有771人遭到謀殺，這個數字是近20年來最高。2017年，「治療暴力」組織重獲資金後，殺人案下降16%。

去年，倫敦因暴力事件死亡的人數激增，斯盧特金的公共衛生手段似乎是啟發倫敦市長將該市暴力事件認定為「疾病」傳播的催化劑。

今年，「治療暴力」組織在芝加哥和紐約分別獲得了540萬和1720萬美元的資金。但倫敦市長為倫敦的這個項目僅提供了50萬英鎊，顯示決心不足，犯罪學家Gunter覺得這個數字是一個「笑話」。「這需要多部門合作，所有人一起努力。這需要與內政大臣Sajid Javid合作，」。 “暴力阻斷者”可能是阻止持刀犯罪的關鍵。如果有人在幫派考慮使用暴力時介入，可能會帶來改變，「減少暴力小組」是朝著正確方向的一步，但倫敦必須投入足夠的資金。

當然，倫敦、芝加哥，格拉斯哥，以及斯德哥爾摩的一些社區暴力事件已成為日常生活。 這種局面的形成還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譬如失業、教育問題、家庭破碎和毒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