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意老田对文革过程的分解和分析， 但是目前还没办法解决底层业余身份参与政治导致的盲目性和短视性，从而相对与权贵的专业对手往往面临失败。 尽管有很多不满， 只要不威胁到生存， 还是不折腾比较好。 并且，到了危险的边缘再维权革命更能保持革命过程的可持续性。 文革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数量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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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大官僚发动第二次“官文革”的比较分析

老田

很多年来，一直听到有些高官说要防止文革重演，老田总以为这是“空穴来风”式的瞎说：没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机会主义的文革永远不可能重演。

今天春天以来，北大进步青年起而反对“性骚扰”，北大官方发起的“官文革”运动就开始萌动，到了夏天和秋天更一直在深入进行中。由此忽然悟到：文革原来有两个，一个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支持的“民文革”，这个很难重演；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官文革”——走资派和马屁精积极分子联手镇压群众批评意见的文革，这个文革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第一次民文革的终结，就是源于官文革的强势镇压。

为此，老田只能感叹自己思维之狭隘，眼界之短浅，长期缺乏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一提到文革就以为是民文革，忘记了还有官文革的存在。还是得佩服官老爷，毕竟是官场的资深高官最了解官老爷，更深入了解官场的惯习和逻辑，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文革不止一种，而民文革之外的官文革复辟和重演，确实是随时可能的。

一、北大第一次官文革的基本操作

在第一次文革期间，北大被毛爷爷高评为杰出的“反动堡垒”，还赞同引用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批评意见，说北大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甚至还进一步肯定北大不是池浅而是“池深王八多”。想当年，北大陆校长在书记处某人的支持下，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压制不同意见，马拉松会议开了四个多月，压力山大，连著名的“所谓国学大师”季羡林也被逼奴颜婢膝地变节投降了。不过，当年的陆校长也还是碰到了一些硬钉子，除了后来的五大领袖之一聂元梓之外，还有别的“强项”人士——当时有个说法是“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 

后来由于毛爷爷的铁心支持，北大陆校长的官文革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下去，支持陆校长的高官后来被逼做了检讨甚至还保证过“永不翻案”，这样，陆校长的官文革就被翻盘和批判了。到了1966年10月，官文革更是被界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予强烈批判，受到全民唾弃，由此，民文革的力量出现上升趋势，到了1966年年底，全国各高校中间，民文革的力量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官文革式微转入地下了。

在官文革和民文革的对峙中间，主要的原则分歧，就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问题，民文革坚决揭露和批判这个，而官文革的态度则相反。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还在，还能够掌握大局，官文革从来没有获得公开宣讲资反路线正确的机会，不过，只要有机会，就坚决地贯彻之。

2018年北大党委发起的第二次官文革，依然具备“只做不说”至少是“不公开说”的特点，原因不在于别的——官文革从来都是违背公开的政策、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所以，官文革永远是一种私下的交易和手腕，不方便拿不到台面上来。

在1966年的官文革中间，有两拨政治力量出场并结成同盟，一是当权派的机会主义心理，二是阿从当权派意愿的马屁精积极分子，这两拨人联手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个“反右运动”，挑选当权派不喜欢的老师或学生作为批判对象，然后由马屁精积极分子出面揭发或者捏造各种言论证据，经过上纲上线的解读之后，把选定对象打成反革命或者右派。

对于第一次官文革的资反路线，可以概括出极端鲜明的逻辑特征。通常情况下，一个人需要有靠谱的论据材料支持，还需要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证过程，才能够得出靠谱的论点。这是初中生语文课的逻辑知识点。但是，官文革的资反路线不是这样的，他们通过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搜集的假证据，甚至就是凭空捏造的“揭发材料”，经过不符合逻辑的“上纲上线推理”，然后得到他们需要的结论——谁是右派或者反革命（今天他们是在北大找左派，谁要是读了或者保存了马列毛的书，竟然就成了他们嘴里的罪证）。

官文革这个反逻辑的表现，遭遇到民文革的彻底批判，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后来的马屁精官学史家，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翻案，只好采取张冠李戴的方法，拼命地搅混水，让后人闹不清双方到底争论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样的分歧。

所以，官文革从来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更不尊重逻辑（包括现实社会中间的政治经济道德准则），仅仅按照党同伐异的需要去随意地得出结论，这样的下三滥操作，永远不具备以理服人的可能性。

官文革除了充满着投机心理的当权派之外，还有各种试图投机取巧爬上去的马屁精类型人物，当时，科学院的造反派指出：马屁精式的保守派是“资反路线的社会基础”。

不正派的当权派和马屁精，联手反复这样的操作，就可以在当权派管辖的地盘上，最小化批评和反对意见，实现一言堂式的政治权力垄断和小圈子优先的政治分肥规则，马屁精积极分子可以由此优先获益——例如被当权派培养入团入党提干提级等，当权派和马屁精由此结成一个机会主义同盟。由此，公权力就能够方便地转型为私权力了，可以用于牟取金钱利益或者交换其他利益了。

在当权派和马屁精组成的小圈子内部，同盟成员基于机会主义策略而具有对外的一致性，构建一个小圈子优先受益的特殊团伙。这样的政治分肥和利益小圈子循环的机制，其运作规则不符合任何明规则，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公权力的私有化机制，在肥了小圈子之外，会相应地损害大多数，这肯定要遭遇到群众的反感和憎恶。

在第一次文革初期，派出工作组进入各高校，激活并强化了小圈子自肥的规则，正是在这一次官文革中间，还表现出以打右派或反革命这种戕害他人政治生命的野蛮做法，这近似于历史上“残民以逞”“杀良冒功”的不道德做派，激起了一切正义人士的反感，当时北京38所高校中间，很短时间内就有20多所高校出现了“驱赶工作组”的群众运动浪潮。这说明了一件事，在毛时代，官文革所代表的机会主义同盟和恶势力，还处在民众正义感的包围之下，随时有可能被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加以清算。后来，毛爷爷从武汉回北京之后，开始支持高校师生对于工作组的批判，民文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壮大起来的。

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组织和权力的普遍化，人们不得不选择在某个组织之中学习和工作，而权力是否公正地评判你的学习或者工作成果，至关重要。而官文革乃是权力不公正或者堕落的主要表现和集中体现，北大第二次官文革之所以在极为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完美继承第一次官文革的堕落状况和逻辑特征，这不是别的原因，其内在一致性体现了权力私有化趋势下的仅有出口，这是所有公权力失去公正的主渠道。

人们除了出于正义去反对官文革的堕落之外，所有人都有一个规训权力及其代理人群体的本能要求，或者说潜在任务。毕竟，我们逃不过权力的眼睛，那就需要付出努力去敦促权力逐步地接近公正。在规训权力及其代理人方面，付出的有效投入和取得的改进，一样决定了我们努力付出的最终所得，这跟我们认真学习或努力工作一样重要。

二、北大第二次官文革的内在逻辑

相比较而言，今日北大官文革受到的民众自发批判，要微弱得多，这说明北大很多年来贯彻“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教育方针，是卓有成就的，至少大大减少了急公好义人士的数量，使其远远少于毛时代，由此可知，北大的官文革遭遇到的本校阻力会小很多。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恒久的统治术：民众越是关注一己之利就越是适合被统治。

说到底，官场机会主义策略和吸引马屁精的帮助，都不是为了游戏和好玩，而是着眼于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投机收益。费心费力组成了机会主义同盟团队，又最小化了民众中间可能的批评和反抗，那么，公权力用于牟取私利的条件就成熟了。机会主义同盟的团队建设成本，相当于投入，这只是手段还不是目的，而用公权力能够牟取到的私利，才是他们的产出。

因此，在一切欺男霸女、贪赃卖法的地方，都会埋下对于官文革的殷切需求。同时，机会主义同盟在任何时候，都肯定会把私利包装成为公益，以此抗拒批评和监督，这是官文革的一般伴生状况：体现在资反路线的官文革逻辑总是把投机私利伪装成为公益。官文革在第一次文革期间实施的资反路线，被北大官僚第二次官文革完美继承下来了，甚至可以预言，只有是还有官文革，以公益包装私利的策略永远是他们的首选。

应该说，机会主义同盟的自我包装策略，原本是为公权力牟取私利的一个保险处置，所以，才需要把私利伪装成为公益。但是，社会上有两个帮助包装策略的主流思路存在，极大地有利于包装策略的成功，这两种思路都可以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完美代理人假设”——机会主义官员的谋私行为完备体现了其背后的整体，这个整体对于自由派或公知来说是“不民主政治状况”，对于某些纯左派来说这个整体就是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压榨和不义。 

两种完美代理人假设，都是说代理人相对完美地体现了委托人的意愿，即便不完全如此，那也没有追究个人责任的价值。第一种完美代理假设，是公知或自由派的执政地位批判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一切非民主政体或者执政地位都会带来代理人滥权和谋私，依据这个理论，机会主义同盟的私利空间是内在于政体或者执政地位的，只要改变了政体或者执政地位就会终止这些，所以，个体责任追究和法纪要求即便不是没有必要也不会有太大效果；第二种完美代理假设，是某些纯左派，他们把官员们的私利作为，统统视为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压榨常态，实际上也认为不推翻非正义统治，问题就无法解决。

完美代理人假设，推荐了那种革命性变革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实际上取消了现实不变条件下的批评性空间，这就与机会主义同盟的包装策略有了高度契合。

第一次文革期间，民文革对于官文革的批判，实际上是在现状不变的条件下，展开的内部批判，这是改良还是革命？民文革的群众力量和批评策略，相比于今天的自由派公知和纯左派，他们到底是激进了，还是过于保守？

在社会学学科中间，经常有人争论，人们的行为到底反应自身的意愿，还是反应外在的制度或者结构制约？安东尼·吉登斯做了个综合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人的行为要受到外在结构的制约，而人本身又会以自身的行动去复制或者创新外在的结构，人与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中国古代道家有个“万物相反而相成”的看法，这个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中间能够得到很好的检验。著名主流学者、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其核心思想完全抄袭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走资派理论，不过在张姚看来，走资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毒瘤与害虫，复辟资本主义是背弃多数人利益，没有任何正面价值；萧教授则反过来强调，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是回归普世价值，是一切正面价值载体和历史进步的动力。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不过，毛泽东的看法处在两者之间，走资派在毛的眼里至少不是原发性的害人虫，而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充分的体现，走资派在某种程度上也社会发展不充分的后果；如果仅仅如此，那只能够说明一个人很难超过环境塑造的社会关系总和，只能说是思想落后分子而已，还不能够认定走资派。能够认定的走资派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自居精明的政治商人，从旧因素出发动员起执着于旧因素的力量去反对新因素的成长。对于这些人来说，说他们创造和推动了旧世界的延续，是高估了他们，他们本身是一群认同于旧因素同时也依赖旧因素进行政治投机的人群，对他们，毛爷爷的态度是借重群众的反向批判去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完美代理人假设，看上去认识很纯粹，实际上是机械论思维的外化。这种认识缺陷，确实有助于现实中间的机会主义策略，会被投机心理最强的当权派及其喉舌格外支持和推广，因为这个很符合他们以私利扩张去侵蚀权力公共性的目标。

三、“痛恨月光明”是官文革不变的主题

毛时代著名劳模、小学毕业生吕玉兰有一句名言：“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

既然做贼了，那么，一切光明都会增加其恶行曝光的风险，所以，本能而天然地反对监督和信息公开，反对光明就成为他们的第一追求。

自身不过硬了，就需要捏造各种大帽子去吓唬人，右图是北大外院王辅导员吓唬岳昕的

因为信息公开之后，暴露不少“管理中的宽、松、软问题”，大大的见不得光，所以，最小化信息公开后果的各种操作，就及时地跟上了。岳昕的辅导员王某，就选用各种力度很大的黑社会手段，去卖力工作了，以期从岳昕那里榨取到她想要的结果。 

照说，沈阳性侵女学生致其自杀，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涉事旧人早已经不在官位上了，为什么王辅导员还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呢？旧人旧事固然不在位了，但是，私权力空间的维护事业，却涉及到在位者的潜在利益扩张空间，所以，一切有见识的体制内人员，都不可以对此粗心大意，这是赢得上峰好评的关键表现领域。

正因为私权力空间的维护事业，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所以，一切曝光旧恶的行为，都间接地威胁到了新恶，这是机会主义同盟的共同利益所在。在官文革的两大代理人群体那里，利害关系守护是第一位的，其他的诸如政策、法律和道德乃至起码的逻辑要求，都是可以牺牲的。 

回到结构化理论的双向互动逻辑，就很清楚地知道，前人的恶业由后人接力维护，这不是简单的官官相护，而是为了守护“被结构化了的潜规则”。

正因为如此，不仅北大如此，人大依然。守护从前的坏人坏事，就是守护被开辟出来的私权力空间——这个结构化了的既得利益。

个体投机，追求向上爬的机会，这是一个方面，执行怎样的选拔标准，则是另外一个需要配合的方面。北大因为不想遵守《劳动法》，所以，类似于周扒皮一类人士，就成为北大的提干标准，以实现对后勤工人的最大化榨取。选拔标准的改变，能够提供不执行法律和政策的人事保证，这也是结构化出潜规则的一种企业化经营手法。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因为不想要改变拒绝遵守《劳动法》的现状，所以，北大马会同学进行后勤工人调查和访谈，就被视为敌对势力的颠覆作用，北大的违规榨取与颠覆之间，毫无因果关系可言，但是，扯完大旗之后就可以引入公权力镇压机制起作用了，就可以实现内部镇压成本外部化的“搭便车”策略了。

因为绝对不想要遵守法律，谁要是提及他们知法犯法，那他们就要狗急跳墙、跟你急了

结果，因为北大提拔了周扒皮式的干部，就结构化了不遵守劳动法的利益榨取空间。他们还从未想过要改变不遵守劳动法的现状，要是某次遵守了劳动法，就肯定是逼不得已了，那群人还往往把遵纪守法的合理成本支付，视为吃了大亏，总是想要尽一切办法，捞不回来也要报复回来。

周扒皮在北大提了干，后勤工人就遭了难。右图北大后勤工人马小会举牌维权

在北大同学的帮助之下，马小会争取到了北大按照《劳动法》给出的补偿金额，结果，北大的周扒皮式干部认为这一次遵纪守法是吃了大亏，心理极度不爽，通过某种草民不知道的内部机制，把马小会界定为“维稳对象”或者敌对势力。结果，马小会自己人还没有回到甘肃的老家，就已经被维稳警察上门骚扰家人了，回家后更是被警察没收手机，还威胁她不得对外联络“闹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官文革或明或暗地持续进行着，主要是依托官场的职业利益的反规则分配，以此去激励投机分子的跟随，组成各种机会主义同盟的小圈子力量，对公权力私有化的牟利行为，结构化出来一套压倒明规则的潜规则。

所以，从毛时代到今天，官文革从来都代表不了整体，他们只是一个机会主义同盟，是公权力私有化的堕落代表，那些人那些事不仅代表不了整体，甚至在一切世代他们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阴暗面。哪怕是在封建主国度里，他们那伙也只会是阴暗面，达不到封建时代的低水平公共性要求。

四、官文革的青年一代批评者

假如官文革不受批评地潜在进行，就显得一切安定，岁月静好，但如果一遭遇到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官文革会立马启动，使用各种非规则的手段进行打压，试图泯灭光明。

在一切时代，官文革都是非法，也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哪怕封建时代亦复如此。因此，官文革着眼于公权力私有化的结构化方向，永远会遭遇到正义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北大的那些周扒皮式干部，不想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老是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这种思维定势的养成，也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结构化过程，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王某说话做事就跟黑社会差不离，后勤中心若非逼不得已就绝对不会遵守《劳动法》，在这些人手里，完全实现了潜规则对于明规则的否定和替代。

自己违法乱纪，还想要拒绝批评和曝光，由此，官文革的当事人群体，就又催生了把一切责任推卸给他人的想象力，他们自己违法乱纪可以，但是，曝光违法乱纪就成了“颠覆势力”和“闹事”了。

从方法论角度，一切官文革的柱石力量及其喉舌，都会绝对遵循“外因论”同时绝对抵制“内因论”，目的是彻底撇清自己，然后全面彻底地栽诬他人。此种特殊的外因论，在分析问题时，不是观察事物自身的前因后果，而是无中生有地寻找“外部坏人”，深圳坪山黑工厂内外的黑恶势力，包括受其裹挟的某新闻社记者，都是如此。就这样，法律、政策和道德乃至于逻辑，都被他们从思维活动中间，干净彻底地驱逐出去了。

这些人应该不缺乏平均水平的智慧和常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外因论”和无节制地栽诬他人的手法，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以理服人效果的，因此，与外因论和栽诬手法相配套的，一定是各种暴力含量很高的强制手段，包括引入黑社会力量去威胁恐吓，使用暴力手段殴打和拘禁他人自由，用欺骗手段激发亲属的“投机心理”把他们编织进打压对象的链条。

显然，栽诬手法的效果不足，暴力就成为最优先的替补方案，是北大第二次官文革的新特点。在第一次官文革时期，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还能够炫耀他们“运动群众”的能力——他们可以在清华组织起“一万对七百”的绝对优势，今天的北大同类项似乎再也没有这种能力了。而为了最小化自己的暴力成本，北大官文革不得不选择用各种欺骗手段去罗织支持力量——例如透过造谣捏造等方法去恐吓学生的父母家人，把他们编织进暴力打压的链条，这也要算是官文革在新阶段的创新举措了.

官文革的动员能力和力量，会一丝不差地施加在各路批评官文革的正义人士头上，让人钦佩的是，很多北大青年学子，就是顶着官文革动员能力上限水平的打压，逆流而上的。显然，这些打压没有取得官文革设想中的全部效果，北大那些进步青年，很多人硬是顶住各种压力，始终坚持发出正义的声音。岳昕被失踪至今近三个月了，张胜业今年来已经三次被暴力抓捕，还有很多进步青年被暴力殴打和抓捕，这些杀一儆百的暴力威胁手法，没有吓到那些北大的进步青年，他们依然坚持为正义发声和揭露黑暗的立场，他们真称得上是今日中国的脊梁。

可以预料，官文革不会轻易后退，他们依然会用尽一切下三滥手段去对付人世间的光明，他们的手段越是下作，力度越是巨大，就越是锤炼出有韧性的青年。甚至，官文革越是下作和无耻，就越是给进步青年确立了更高的道德优势，从而居高临下地蔑视和藐视他们。而正义的进步青年们的付出，将会激起更多民众的觉醒和支持，最终让那些黑暗和下三滥无处藏身，成为过街老鼠，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和光明的未来。

有外媒惊呼某地出现为文革翻案的大字报，其实，那些在具体场域面对微小受众的小众传播，根本起不到多少翻案作用。但北大官僚在全国人民眼皮底下，本真表演官文革的堕落，这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廓清人们在文革问题上的糊涂认识，等到多数人据此认清官文革的逻辑和运作方式之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会受到极大威胁，其后果有可能带来最彻底的翻案。老田相信，不管你怎么说，北大官僚们肯定还是要把官文革继续下去的，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官文革以致无穷，由此带来的社会认知后果可想而知。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