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对朱元璋杀功臣知识的褒贬不一，但土地兼并加剧了君王与豪强的矛盾却是公认的史实。在私有制的经济环境下，土地的兼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土地的自由买卖也受到当时法律框架的承认和保护。至于豪强的产生削弱了君权，也是不争的事实。君王用暴力方式杀几个豪强不但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而且会带来双重的恶果，其一是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冲突，也不能避免以后类似冲突的发生，其二是任意性暴力的运用无疑动摇了君王本人的地位，为后世留下一个滥权的先例。如何用解决这种豪强与君王之间的冲突，两个欧洲大国，英吉利与法兰西，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却也异曲同工地完成了国家政治的历史性过渡。

在英吉利模式中，对君权的限制成为基本国策。1685年以后，国王就无权对臣民征税，任何税赋的产生都必须由议会表决后才得以实施。而早期的议会实际上就是由各地豪强把持的。在君王与豪强的博弈中，豪强明显地取得了优势，但任何一个豪强都不可能取代英王的地位，只有他们联合起来才能制约君权。因此国王虽然失去了干政的权力，却也保住了自身的法律地位，成为一种国体的象征。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豪强在冲突中取胜，但他们并没有陷入一场争夺王位的混战，而是理性地维持了君主体制，只是用立宪来限制君权，结果就是避免了战乱和分裂，保证了社会的和平，并促使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而法兰西选择了另一条途径。由于路易十四的强势，他的做法是以对贵族的税务优惠来换取豪强们对参政的放弃。法国的传统做法是集权于国王议事厅，在平民中选择精英来担任官僚用以制约地方豪强的势力。虽然豪强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力，但他们所享受的税务优惠反而加强了他们的经济特权，而新生的城市资产阶级则要对君王负起纳税的义务。在这个体制下，君王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贵族豪强怀念他们丧失的参政权力，而资产阶级则埋怨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十八世纪后叶，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终于形成了革命的动力，而君王却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共和就是一种无君立宪的体制。当然，法国革命的过程充满了暴力，但即使社会经过了腥风血雨，国家的版图也没有分裂，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因此而停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之间的冲突，英吉利与法兰西的历史实在值得中国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