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校长之死：伤痕撕扯48年

陈薇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实验中学一间会议室，宋彬彬宣读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谢》，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

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校于1917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都曾是该校学生；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统战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女儿也曾在这里就读。

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所学校接待过阿尔巴尼亚友人、工人李瑞环、甚至西藏农奴；只要开口，她们能轻易借到全套军装或傣族服饰来排练歌舞；她们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能看违禁的书籍和电影；校园里的柿子成熟了，掉下来烂在草丛里，也没有一个学生去摘——女生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然而，1966年8月5日，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一场混乱的批斗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心爱的学生殴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十余天後，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该校高三学生宋彬彬登上城楼，亲手为毛套上一个红卫兵袖标。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名字後说了句“要武嘛”，被视为後来全国掀起武斗新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二者相联，北师大女附中成为一个始终被众人评议、亦被频繁解读的独特之地。然而，关于“校长之死”的真相，48年来，始终没有清晰的描述。

从2001年秋天起，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于羚、宋彬彬、刘进陆续开始自发地走访调查。她们希望还原，校长遇难的8月5日前後，北师大女附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她们将之称为“八五事件”调查。

她们曾以为真相触手可及。然而，8年调查中，她们发现：近半个世纪後，有许多感情，已被湮没；冷漠、遗忘与互相伤害，仍是回忆那个时代的主题。

“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

明眸皓齿，五官标致，气质端庄——2002年5月，在北师大实验中学85周年校庆上，1966届初三3班学生冯敬兰看见了副校长卞仲耘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校长的样貌。卞校长含笑凝视着，冯敬兰却浑身发冷。

冯敬兰有点想不通，13岁时，为什么总觉得校长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为什么从没有发现过她的美丽？2002年，冯敬兰已经51岁，从一名女中学生变成国企职工，与照片中的卞校长去世时的年岁相仿。

冯敬兰的同班同学叶维丽，也在这张照片前停留了15分钟。校友们在身边来往，她却没有听到一句评论。“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内做出杀害自己校长的事情？”叶维丽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此感到困惑。

这时，叶维丽已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1966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在2014年1月12日见面会上，叶维丽说，即便到了美国，卞校长的身影还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为了能够面对自己，也解决这个困惑，从2001年开始，叶维丽决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国的时间，开始一项针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文革中，冯敬兰出身不好，被列为班上批斗对象。卞校长遇难当天，她到班上去，发现课桌被分成两边，中间拉了一根绳子，悬挂着粉纸黑色隶书体的对联，上联是“老子打天下..”，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对联很长，几乎拖地。

她随意问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同学不仅不回答，还不屑地对她说：“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

冯敬兰还记得，班上一个干部子弟特别蔑视她，“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你跟我讨厌的一个小学同学长得特别像！”

冯敬兰因此更关注文革中显示出的人性的丑陋，“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们生命的毒素。”

得知叶维丽要调查“八五事件”後，冯敬兰主动承担了帮忙组织、联络的工作。

叶维丽还记得，卞校长遇难的第二天一早，学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死了就死了！”广播里说了很多，但只有这冷漠绝情的一句话，一直留在叶维丽的心上。说这话的是刘进。

刘进，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当年，她随父亲刘仰峤（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从河南来到北京。

“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一位同学回忆这位学生领袖，“全校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

时隔38年後，叶维丽才有机会抛出埋藏已久的问题。2002年，一次插队知青聚会上，她见到刘进。後者头发已灰白，剪得更短了，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叶维丽上去就问她：“你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死了就死了’？”

“说了。”刘进没有犹豫。

刘进告诉叶维丽，那是传达校长遇难当天晚上北京市领导的意见。刘进的父亲6月中旬因被打成“蒋南翔的黑副帅”而停职，听到领导说这话，刘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爸爸也会这样？”

刘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卞校长死後，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却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之後，她决定只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乡插队4年後，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师，後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退休。

但是，叶维丽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卞校长遇难那天的具体过程„„刘进发现自己只记得场景片断，却不记得更多细节。

刘进便去找宋彬彬求证。1969年初，宋彬彬去内蒙古插队，後来相继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0年赴美留学，两人一度中断联系，直至2003年宋彬彬回国才重新热络。

她问宋彬彬，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宋彬彬却反问她，“我是不是红卫兵啊？”

“你都戴了红袖章了，怎么不是呢？”刘进急了。

她对宋彬彬怀有愧疚。几十年来，宋彬彬在骂声中度过，刘进觉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师大女附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提议宋彬彬签名的；宋彬彬带队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刘进临时安排的。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之後的历史会有所改变？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宋彬彬本来一直不愿意出面，2002年，她与八五事件的联系被写入美国一本学术著作，并被大学课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面澄清的必要。

“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只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国後，刘进和她商量调查记录学校文革初期的情况。之後，叶维丽、于羚与刘进、宋彬彬汇合。2007年底，冯敬兰也正式加入进来。

五人中，叶、宋、刘都是干部子弟，冯敬兰与于羚则来自普通家庭。她们组织同学聚会、拜访健在老师，希望能够最大限度重新记录当年的事实。

遗忘与回避

然而，调查的进展却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

她们遇见不少支持的老教师，“你们头发都白了，再不记录就晚了”。但不赞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师说，文革已经定性了，要向前看，没必要记录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导主任，给刘进写下六七页纸的书面意见，提出对把细节抠得如此仔细的质疑。“红卫兵就是一个暴力符号，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呢？没有任何意义！”——这位老师对文革如此憎恶，有次在四川吃饭，不小心进了一个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饭馆，立刻拂袖而去。

刘进曾碰见初中部的一位同学。当年，正是这个班同学去卞仲耘家贴满“卞猪头”的大字报。刘进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没想到，对方一拍桌子，厉声问：刘进，你要干什么？！

一次聚会时，一位女同学仍像当年一样用谐音称呼一位老师为“王八种”。文革时，这位同学就曾在窝窝头里掺沙子、插白旗，说王八种吃！其他同学提起这段，她反驳道：“有吗？我有吗？”

叶维丽到学校校史办去查找资料，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出版，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梅树民老师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健在的目击者。1972年刘进插队回京，第一个去拜访的老师就是梅树民。

当时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学点日语，便问梅树民老师能不能教她。梅树民愣住了，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日语？

“梅老师居然害怕了，以为这又会揪出什么历史问题。”意识到这些时，刘进难受极了，“没想到文革对老师的精神伤害延续至今。”

那次见面，梅老师留她吃了炸酱面。之後，她时不时去和梅老师见面聊天，也曾说过“对不起老师”的话，不过两人却不多谈文革。

2006年4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和于羚决定共同去拜访梅树民老师。她们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却发现梅老师比预想得还要冰冷。他不说“请坐”，也没有倒水，反复说：党内有决议，不便多谈。问到八五当天的细节，他干脆回答：“我的脑袋上扣了纸篓，什么都看不见。”场面就此僵住了，谁也不作声。

过了很长时间，梅老师才责问刘进和宋彬彬：“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

四个都已年过半百的学生尴尬地坐在一边。

等到再和刘进见面，梅老师又问她：“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这样做吗？”“我当时特别盼望你们能来救我！

刘进曾经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学生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然而梅老师的问题，让她“感到一个师者、长者责问的分量”。

这次拜访两个月後，刘进亲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寄给了梅老师。她曾在电话中询问老师是否有收到，老师只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後，梅老师终于又在一次见面时主动开口提起：“刘进啊，你写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他还说，“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能想点办法把老师们集中起来学习呢？这样不也是种保护吗？”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刘进越来越反思自己与文革的关系，“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人们往往来不及思索而表现出自己最本质的那一面，如果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能够真诚地回忆和反思，那么连接这些回忆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实历史。”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愿意协助调查的人当中，真相的获得也不那么简单。50年前没有录音笔、摄像机，诸如此类的众多细节，仅靠个人记忆，难以取得公论。

刘进记得，得知校长已经“不行了”，被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着车送去医院的；而卞仲耘的遗属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对工友王永海的谈话记录显示，“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另一份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撰写的《八五祭》中却记载：“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另一个分歧在于，八五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到底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刘进、叶维丽认为没有。调查时，不少同学回忆说，7月31日，学校贴出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冯敬兰尤其印象深刻，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特别说明，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这让她心头一热。

宋彬彬的记忆则是，临近“8·18”上天安门前，她和同学们还在匆忙缝制红卫兵袖章。

201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师大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李红云从一位校友处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1966年8月7日，“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第二天宣布筹委会成立，并成立“红卫兵”。然而，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认同。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一位笔名“朗钧”的研究者说。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一位老师毫不客气地说，“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而最关键、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张写有七个人名字的字条。

这张字条最初在纪念卞仲耘去世的独立纪录片《我虽已死》中发布：右起第一竖行写着师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後两位是“刘进”“宋彬彬”。纪录片描述：这张七人字条是王晶垚从医院处获得的原件，签名者都是革委会负责人。

同样为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王友琴也曾来拜访王晶垚，事後介绍这张字条：这张字条是王先生请求当时在现场的女附中师生写的。王晶垚看後很生气，对来访的另一位朋友喊：“什么请求？应该是我‘要求’，‘强烈要求’！”

不过，刘进自己却完全不记得这张字条的存在。

2008年3月，刘进终于联系上了七人字条上唯一的老师李松文。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位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李松文老师一下子也不记得这张字条的来历了。“让我先想想。”他对刘进说。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师告诉刘进，据他的回忆，这张字条是医院要求他们开证明时写的，“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法到学校去开，我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于是，李松文老师带头第一个签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後，再依次写下在场六位同学的名字。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王先生是访谈後的二次记忆，属于“孤证”；另一方认为李松文老师的口述最多算是案发44年後的一份口供笔录，并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叶维丽有感而发，“人们对卞之死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死亡宣告’的记忆，反映出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

总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细节，阻碍着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的努力。

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几位老校友倡议为卞校长立一尊雕像，表达对卞校长永远的歉意，并让後人铭记。

1967届高中毕业生罗治作为主要联络人，向各届校友传达。罗治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百分百赞成。不料，有同学听说後反问她：卞校长不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吗？有人说：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谐，还提那些干什么？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从来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组织聚会发布特别声明：怎么瞎闹都可以，不许谈国事文事（文革之事）！

罗治还保留着一张流传到她手里的讽刺漫画：画中罗治拿着小本做传达指令状，旁边一头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刽子手和主人们说去吧！

罗治想不通：这群当年从中国名牌女校毕业的、最好的学生，怎么能对校长之死如此蒙昧和无动于衷呢？

她特意把那个说卞校长因高血压而死的同学请到家里，打开电脑让她看材料。两人吃了中饭吃晚饭，从上午十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这位同学终于接受了罗治告诉她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啊。”随後捐出50元钱。

校方的反应也出乎热心校友的预期。

校友们最初与校方讨论的方案是：在学校里开一个雕像落成仪式，卞仲耘校长的雕像将被安放在校园的操场上。但最终雕像落成时，校方表示楼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学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内。

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学们曾经建议的“文革受难者”没有刻上。

她们担心，要写了这五个字，估计连会议室都放不进去。

拼接与真凶

八五事件的基本脉络渐渐从不同人的记忆碎片中拼接出来：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争，批斗後，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後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

有同学看见胡志涛校长开始穿着白衣服，转了一圈换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学补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泼成了黑色；有同学记得，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头朝下地躺在手推车上，还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车一脚，但也有人纠正说，不是踢，是怕校长头朝下躺着难受，又不敢上前去纠正，就用脚踩了一下车子，以便让校长的头变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访百余位师生後，刘进把调查报告送交北师大实验中学存档。内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仅注释就有100多条。

当月底，调查文章《也谈卞仲耘之死》刊发在一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上。同年8月，这篇文章更名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另一家杂志上。文章以冯敬兰为主持人，五人交替叙述“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期间”“後工作组时期”“八五事件”“红卫兵”等六个要点，讲述五人小组8年来的调查情况。

按照通常的逻辑，这种事件的调查，最後都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向：校长因何而死？因谁而死？

冯敬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名字，但是，也没有人愿意明确地指向这些名字。

当年高一3班的学生顾湲告诉刘进，八五游斗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级发起，“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

刘进想找到这些同学采访，但时任高一3班班主任也表示毫无办法。当年，高一3班同学之间相互批斗得也很厉害，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顾湲说，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插队，至今，该班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同学聚会。

也有些曾在不同时间段围观的同学，对参与者有如此回忆：一个初二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

她们会是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吗？是否需要披露出她们的名字？五人小组讨论後一致同意：不写。

刘进觉得，“这个话题异常敏感，而所有人只是目击没有证据。是否参与了打老师？只能靠自己内省。”冯敬兰则说：“八五事件是一次群体事件，每个环节都对卞校长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难真正说清‘谁是凶手’。况且，这种民间调查不具有司法意义，没有权力公布相关者的名字。”

那么，对于直接参与批斗校长的同学要写到什么程度？她们有了分歧。刘进反对提及他们；叶维丽和冯敬兰不同意，“一定要给她们一些压力”。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以五人访谈录形式出现的调查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既有所指又语焉不详的形象。

调查报告中还曾出现了一位丁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家人看後，提出异议，说只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现。几番权衡，大家同意了这位老师的请求。 “既要追寻真相，又不愿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构成历史事件的细节，又要宜粗不宜细。这就是真相的困境”，冯敬兰说。

伤痕难消

调查的过程，既是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调查者重新认识过去自己的过程。刘进还记得，2008年2月4日，她所在的高三3班14名同学聚会，多数不是当年的干部子弟。聚会主题是为八五事件调查初稿提意见，但同学们一聊就聊了6个小时，重现了许多刘进自己都遗忘的事实。

有同学说，那时刘进6点多到校，带领同学们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还要求同学们扮成卫生员拉着一位“伤兵”同学匍匐前进——有同学明明跟不上，却为了在刘进面前表现得革命，不得不硬撑着做。

另一位同学说，妈妈给她在上海买了条黄色的裤子。她穿到学校那天，刘进一眼瞧见，就说：哎哟，你裤子怎么这种颜色。这位同学听後吓得再也不敢穿这条裤子了。调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话：“无形之间把我们分开了”。罗治看後，抓起笔就把“无形”划掉了。她告诉刘进，高中时期，往往正上课呢，干部子弟就陆续出去开会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么会是‘无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干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团结，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叶维丽也有类似的体验。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学校组织去长安街欢迎外国首脑，班上一个出身特别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参加。这位女生就安静地坐在教室写作业，像没事人一样。叶维丽由此记住了她。

一次为调查而举行的聚会中，两人相遇了。叶维丽说起这段故事，表示钦佩。没想到，话还没完，这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学竟放声大哭——学校里以出身论各种资格，她始终极为自卑，又无人可以倾诉，当时只是故作镇定。

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後，刘进、叶维丽等干部子弟们才第一次知道当年同学们对她们的看法——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压力，她们此前一无所知。

“今天看来，我其实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刘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这种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最终引发了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最受伤害的人莫过于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92岁的王晶垚与後老伴儿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套小三居里。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一摞摞书、纸箱和各种杂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主卧室的一个壁橱上，摆着卞校长的黑白遗像。旁边摆着白色蝴蝶兰绢花，有时也换成百合。碰上祭日，门厅也会再挂一张遗像。

关于八五事件的纪录片以及其他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被放在遗像前供奉着。

卞校长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买了照相机，将卞校长的遗容、纪念物都拍了下来。从1966年冬天起，他个人开始对八五事件做访谈笔录，采访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长胡志涛等很多目击者。这些笔录被记在活页纸、小纸片或效率手册上，被装进牛皮纸袋或扁盒子里，40多年後，已发黄变脆、字迹模糊。

五人小组中的于羚，就曾连续几年帮助王晶垚整理过去的历史资料。每周三次，于羚到王晶垚取回资料，回家誊抄，再去念给王先生听，逐字逐句核对。为此，于羚在55岁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

不过，即便对于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轻易展示：一个写着“殉难”二字的扁盒子，放着最重要的谈话记录。小皮箱子里的当年物证：一块表带被打歪的手表、一件用墨汁写了“打倒”二字的白衬衫、一件粘有粪便的血衣„„

1973年，卞仲耘遇难7年後，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定性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校方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直到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才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400块钱赔偿金在卞仲耕工作过的校园里种一排树以示纪念。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1979年，王晶垚开始通过法律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直接杀人凶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斗会上制造伪证的人„„不过各方面的反馈告诉他：此路不通。

年岁越大，他对自己保存的资料越来越生出一种偏执与保守。这也让他显得越来越难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区退休教师徐小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次他到访王家，正撞见小皮箱子里的遗物摊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忆之中。看见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队撞破隐私一样动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离看他时，他的痛苦特别多。”徐小棣说。

刘进曾对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说：“你父亲好像一直生活在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纪念活动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带着无法稀释的悲哀。

王学回答：“你说得太对了。”

王晶垚与叶维丽的父母都相识，2001年叶维丽最初开始调查时，王晶垚还曾给叶维丽看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么。”王晶垚告诉叶维丽，这是卞仲耘遇难後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不仅如此，他见到卞仲耘时，脸已经全部变成紫黑色—布满了被殴打後的血印、脚印。

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王晶垚与她们渐渐产生了分歧。

王晶垚坚持认为，刘进、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动手打人，但事发时仍属于学校的权力当局，负有很大责任。八五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且红卫兵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抢救。

王晶垚身体还行，但听力和记忆力直线下降。问人的名字，通常要问两三遍；与人交谈，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是坏人！”

2014年1月13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自言自语道：“‘错？！那是罪！’‘宽容？对罪犯也能宽容吗？”

“红卫兵要翻案了！要改写历史了！”王晶垚在家里喊。

半个月後，一份王晶垚先生签字的声明流传于网上：“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公开道歉後，学者徐贲、朱学勤等撰文，“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

来自家人、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体采访。

还有同学对冯敬兰的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见：最多是“还原”，每个人都不可能放开。

冯敬兰深受触动。她回想起，卞校长去世当晚，她回到家，跟谁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遗忘了一样。调查中，她常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论是：“这就是我对生命的漠视。当时那种教育，让人的感情变得粗糙、心肠很硬。年纪大了，渐渐恢复了，有了同情心恻隐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而作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关注的是，卞仲耘之外，这些当年的女学生，是否也关注同样在文革中被侮辱与被毁灭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名女服务员，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时只有19岁，连姓名都不得而知——“这些生命有没有真正引起过她们的痛苦？”

众说纷纭下，是这一代人的故事与挣扎。“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叶维丽说。

徐小棣则认为：“这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

或许，这是在无法消弭的分裂与隔阂之外，所有当事人——所有愿意直面自己青年时代黑暗一面的、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得到的唯一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