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校長之死：傷痕撕扯48年

陳薇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師大實驗中學一間會議室，宋彬彬宣讀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謝》，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道歉。

北師大實驗中學的前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校於1917年。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林彪的女兒林豆豆，都曾是該校學生；不少黨政軍高級幹部、統戰人士、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的女兒也曾在這裡就讀。

在上世紀60年代，這所學校接待過阿爾巴尼亞友人、工人李瑞環、甚至西藏農奴；只要開口，她們能輕易借到全套軍裝或傣族服飾來排練歌舞；她們知道許多內部消息，能看違禁的書籍和電影；校園裡的柿子成熟了，掉下來爛在草叢裡，也沒有一個學生去摘——女生們覺得那是可恥的。

然而，1966年8月5日，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裡一場混亂的批鬥中，被一群純真、熱情又是她心愛的學生毆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十餘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該校高三學生宋彬彬登上城樓，親手為毛套上一個紅衛兵袖標。毛澤東詢問了她的名字後說了句“要武嘛”，被視為後來全國掀起武鬥新高潮的標誌性事件。

二者相聯，北師大女附中成為一個始終被眾人評議、亦被頻繁解讀的獨特之地。然而，關於“校長之死”的真相，48年來，始終沒有清晰的描述。

從2001年秋天起，當年師大女附中的同學，葉維麗、於羚、宋彬彬、劉進陸續開始自發地走訪調查。她們希望還原，校長遇難的8月5日前後，北師大女附中到底發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起悲劇的發生。

她們將之稱為“八五事件”調查。

她們曾以為真相觸手可及。然而，8年調查中，她們發現：近半個世紀後，有許多感情，已被湮沒；冷漠、遺忘與互相傷害，仍是回憶那個時代的主題。

“我的文革記憶是帶着‘八五’的血跡的。”

明眸皓齒，五官標緻，氣質端莊——2002年5月，在北師大實驗中學85周年校慶上，1966屆初三3班學生馮敬蘭看見了副校長卞仲耘的黑白照片。這是她第一次仔細端詳校長的樣貌。卞校長含笑凝視着，馮敬蘭卻渾身發冷。

馮敬蘭有點想不通，13歲時，為什麼總覺得校長是個老態龍鐘的女人？為什麼從沒有發現過她的美麗？2002年，馮敬蘭已經51歲，從一名女中學生變成國企職工，與照片中的卞校長去世時的年歲相仿。

馮敬蘭的同班同學葉維麗，也在這張照片前停留了15分鐘。校友們在身邊來往，她卻沒有聽到一句評論。“一群中國最好的女校的學生，怎麼能在文革開始兩個月內做出殺害自己校長的事情？”葉維麗說，很長一段時間，她都為此感到困惑。

這時，葉維麗已是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學一樣，‘八五’事件給我帶來巨大的心靈創傷，我的文革記憶是帶着‘八五’的血跡的，是帶着1966年北京‘紅八月’的血跡的。”在2014年1月12日見面會上，葉維麗說，即便到了美國，卞校長的身影還出現在她的噩夢裡。

為了能夠面對自己，也解決這個困惑，從2001年開始，葉維麗決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國的時間，開始一項針對“八五事件”的調查。

文革中，馮敬蘭出身不好，被列為班上批鬥對象。卞校長遇難當天，她到班上去，發現課桌被分成兩邊，中間拉了一根繩子，懸掛着粉紙黑色隸書體的對聯，上聯是“老子打天下..”，下聯是“兒子鎮妖崽..”，對聯很長，幾乎拖地。

她隨意問一個同學發生了什麼事，那位同學不僅不回答，還不屑地對她說：“我和你的本質不一樣！”

馮敬蘭還記得，班上一個幹部子弟特別蔑視她，“你知道我為什麼討厭你嗎？你跟我討厭的一個小學同學長得特別像！”

馮敬蘭因此更關注文革中顯示出的人性的醜陋，“私慾和野心，過分張揚的個性，強烈的表現欲，女人的嫉妒心、虛榮心和病態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們生命的毒素。”

得知葉維麗要調查“八五事件”後，馮敬蘭主動承擔了幫忙組織、聯絡的工作。

葉維麗還記得，卞校長遇難的第二天一早，學校廣播裡傳來一個女同學的聲音：“死了就死了！”廣播裡說了很多，但只有這冷漠絕情的一句話，一直留在葉維麗的心上。說這話的是劉進。

劉進，原北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擔任學生代表會主席。當年，她隨父親劉仰嶠（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從河南來到北京。

“穿着洗得發白的布褂子，褲腿挽到膝蓋，赤腳不穿鞋，齊耳的短髮紮起一個硬撅撅的刷子，像電影裡的女游擊隊員”，一位同學回憶這位學生領袖，“全校學生都認識她，她卻不認得我們。”

時隔38年後，葉維麗才有機會拋出埋藏已久的問題。2002年，一次插隊知青聚會上，她見到劉進。後者頭髮已灰白，剪得更短了，還是一副風塵僕僕的模樣。葉維麗上去就問她：“你是不是說過那句話：‘死了就死了’？”

“說了。”劉進沒有猶豫。

劉進告訴葉維麗，那是傳達校長遇難當天晚上北京市領導的意見。劉進的父親6月中旬因被打成“蔣南翔的黑副帥”而停職，聽到領導說這話，劉進心裡“咯噔”一下：“難道我爸爸也會這樣？”

劉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卞校長死後，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卻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還是惡？”這之後，她決定只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鄉插隊4年後，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師，後來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退休。

但是，葉維麗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卞校長遇難那天的具體過程„„劉進發現自己只記得場景片斷，卻不記得更多細節。

劉進便去找宋彬彬求證。1969年初，宋彬彬去內蒙古插隊，後來相繼考入長春地質學院、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1980年赴美留學，兩人一度中斷聯繫，直至2003年宋彬彬回國才重新熱絡。

她問宋彬彬，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宋彬彬卻反問她，“我是不是紅衛兵啊？”

“你都戴了紅袖章了，怎麼不是呢？”劉進急了。

她對宋彬彬懷有愧疚。幾十年來，宋彬彬在罵聲中度過，劉進覺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師大女附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劉進提議宋彬彬簽名的；宋彬彬帶隊上天安門城樓，也是劉進臨時安排的。如果沒有這一切，或許之後的歷史會有所改變？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宋彬彬本來一直不願意出面，2002年，她與八五事件的聯繫被寫入美國一本學術著作，並被大學課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面澄清的必要。

“卞校長的死一直在心裡放不下，她的慘死讓我感受到的不只是震驚和悲哀，還有一輩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國後，劉進和她商量調查記錄學校文革初期的情況。之後，葉維麗、於羚與劉進、宋彬彬匯合。2007年底，馮敬蘭也正式加入進來。

五人中，葉、宋、劉都是幹部子弟，馮敬蘭與於羚則來自普通家庭。她們組織同學聚會、拜訪健在老師，希望能夠最大限度重新記錄當年的事實。

遺忘與迴避

然而，調查的進展卻遠遠不如預想得順利。

她們遇見不少支持的老教師，“你們頭髮都白了，再不記錄就晚了”。但不贊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師說，文革已經定性了，要向前看，沒必要記錄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導主任，給劉進寫下六七頁紙的書面意見，提出對把細節摳得如此仔細的質疑。“紅衛兵就是一個暴力符號，你們為什麼要分這麼清楚呢？沒有任何意義！”——這位老師對文革如此憎惡，有次在四川吃飯，不小心進了一個以紅衛兵為主題的飯館，立刻拂袖而去。

劉進曾碰見初中部的一位同學。當年，正是這個班同學去卞仲耘家貼滿“卞豬頭”的大字報。劉進問她知不知道這件事。沒想到，對方一拍桌子，厲聲問：劉進，你要幹什麼？！

一次聚會時，一位女同學仍像當年一樣用諧音稱呼一位老師為“王八種”。文革時，這位同學就曾在窩窩頭裡摻沙子、插白旗，說王八種吃！其他同學提起這段，她反駁道：“有嗎？我有嗎？”

葉維麗到學校校史辦去查找資料，工作人員竟然不知道卞校長當年是被本校學生打死的；2002年春，為紀念學校成立85周年而印製的校史“大事記”出版，1966到1976年期間，除了提到學校改校名外，其餘一片空白。

梅樹民老師是當年的教導處副主任、學生黨支部負責人，也是八五當天與卞仲耘一起被批鬥的五位校領導中唯一健在的目擊者。1972年劉進插隊回京，第一個去拜訪的老師就是梅樹民。

當時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學點日語，便問梅樹民老師能不能教她。梅樹民愣住了，警惕地問：你怎麼知道我會日語？

“梅老師居然害怕了，以為這又會揪出什麼歷史問題。”意識到這些時，劉進難受極了，“沒想到文革對老師的精神傷害延續至今。”

那次見面，梅老師留她吃了炸醬麵。之後，她時不時去和梅老師見面聊天，也曾說過“對不起老師”的話，不過兩人卻不多談文革。

2006年4月，葉維麗、劉進、宋彬彬和於羚決定共同去拜訪梅樹民老師。她們雖然做了最壞的打算，卻發現梅老師比預想得還要冰冷。他不說“請坐”，也沒有倒水，反覆說：黨內有決議，不便多談。問到八五當天的細節，他乾脆回答：“我的腦袋上扣了紙簍，什麼都看不見。”場面就此僵住了，誰也不作聲。

過了很長時間，梅老師才責問劉進和宋彬彬：“當時你們都到哪裡去了？你們學生黨員都到哪裡去了？”

四個都已年過半百的學生尷尬地坐在一邊。

等到再和劉進見面，梅老師又問她：“如果是你父親，你也會這樣做嗎？”“我當時特別盼望你們能來救我！

劉進曾經認為，自己作為一名中學生對許多事情都無能為力，然而梅老師的問題，讓她“感到一個師者、長者責問的分量”。

這次拜訪兩個月後，劉進親筆寫了一封道歉信寄給了梅老師。她曾在電話中詢問老師是否有收到，老師只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後，梅老師終於又在一次見面時主動開口提起：“劉進啊，你寫第一張大字報之前為什麼不跟我說一聲呢？”他還說，“你們當時怎麼就不能想點辦法把老師們集中起來學習呢？這樣不也是種保護嗎？”

這一連串的“為什麼”，讓劉進越來越反思自己與文革的關係，“在歷史的大潮面前，人們往往來不及思索而表現出自己最本質的那一面，如果每一個文革的親歷者都能夠真誠地回憶和反思，那麼連接這些回憶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實歷史。”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願意協助調查的人當中，真相的獲得也不那麼簡單。50年前沒有錄音筆、攝像機，諸如此類的眾多細節，僅靠個人記憶，難以取得公論。

劉進記得，得知校長已經“不行了”，被放在一輛手推車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着車送去醫院的；而卞仲耘的遺屬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對工友王永海的談話記錄顯示，“是兩個老師用擔架把卞校長抬走的”；另一份時任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胡志濤撰寫的《八五祭》中卻記載：“校醫帶着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擔架從北門抬出去了。”

另一個分歧在於，八五事件發生時，師大女附中到底有沒有成立紅衛兵？劉進、葉維麗認為沒有。調查時，不少同學回憶說，7月31日，學校貼出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馮敬蘭尤其印象深刻，因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特別說明，非紅五類家庭出身只要表現好，也可以申請加入。這讓她心頭一熱。

宋彬彬的記憶則是，臨近“8·18”上天安門前，她和同學們還在匆忙縫製紅衛兵袖章。

2013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師大女附中1967屆初中生李紅雲從一位校友處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1966年8月7日，“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開會決定，第二天宣布籌委會成立，並成立“紅衛兵”。然而，這個結論很難得到認同。

“一般而言，凡在紅衛兵三個字前帶前綴詞的組織，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都是因為‘紅衛兵’這三個字已經被使用”，一位筆名“朗鈞”的研究者說。

“想從紅衛兵成立的時間說明卞仲耘的死與紅衛兵無關，沒有這個必要了吧！”一位老師毫不客氣地說，“花那麼多篇幅去解釋“主義兵”和“紅衛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會覺得可笑、可氣。四十年了，還在這裡喋喋不休講這種紅衛兵內部的小分派，能說明什麼？蠢！”

而最關鍵、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張寫有七個人名字的字條。

這張字條最初在紀念卞仲耘去世的獨立紀錄片《我雖已死》中發布：右起第一豎行寫着師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後兩位是“劉進”“宋彬彬”。紀錄片描述：這張七人字條是王晶垚從醫院處獲得的原件，簽名者都是革委會負責人。

同樣為北師大女附中1968屆高中生、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王友琴也曾來拜訪王晶垚，事後介紹這張字條：這張字條是王先生請求當時在現場的女附中師生寫的。王晶垚看後很生氣，對來訪的另一位朋友喊：“什麼請求？應該是我‘要求’，‘強烈要求’！”

不過，劉進自己卻完全不記得這張字條的存在。

2008年3月，劉進終於聯繫上了七人字條上唯一的老師李松文。數學老師李松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位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

李松文老師一下子也不記得這張字條的來歷了。“讓我先想想。”他對劉進說。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師告訴劉進，據他的回憶，這張字條是醫院要求他們開證明時寫的，“當時時間已經很晚了，沒法到學校去開，我就問大夫簽名作證行不行。大夫說可以，但得有老師簽名。”於是，李松文老師帶頭第一個簽下名字，徵得本人同意後，再依次寫下在場六位同學的名字。

雙方各執一詞。一方認為王先生是訪談後的二次記憶，屬於“孤證”；另一方認為李松文老師的口述最多算是案發44年後的一份口供筆錄，並不能成為歷史案件的旁證。

葉維麗有感而發，“人們對卞之死的反應，以及她們對‘死亡宣告’的記憶，反映出每個人在當時所處的政治地位和個人處境，也說明了記憶的主觀性。”

總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細節，阻礙着讓歷史回歸本來面目的努力。

2007年9月，北師大女附中幾位老校友倡議為卞校長立一尊雕像，表達對卞校長永遠的歉意，並讓後人銘記。

1967屆高中畢業生羅治作為主要聯絡人，向各屆校友傳達。羅治本以為會一呼百應，百分百贊成。不料，有同學聽說後反問她：卞校長不是高血壓心臟病死的嗎？有人說：現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諧，還提那些幹什麼？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從來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組織聚會發布特別聲明：怎麼瞎鬧都可以，不許談國事文事（文革之事）！

羅治還保留着一張流傳到她手裡的諷刺漫畫：畫中羅治拿着小本做傳達指令狀，旁邊一頭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劊子手和主人們說去吧！

羅治想不通：這群當年從中國名牌女校畢業的、最好的學生，怎麼能對校長之死如此蒙昧和無動於衷呢？

她特意把那個說卞校長因高血壓而死的同學請到家裡，打開電腦讓她看材料。兩人吃了中飯吃晚飯，從上午十點一直聊到晚上九點多，這位同學終於接受了羅治告訴她的情況：“原來是這樣啊。”隨後捐出50元錢。

校方的反應也出乎熱心校友的預期。

校友們最初與校方討論的方案是：在學校里開一個雕像落成儀式，卞仲耘校長的雕像將被安放在校園的操場上。但最終雕像落成時，校方表示樓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學樓一層的一間會議室內。

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學們曾經建議的“文革受難者”沒有刻上。

她們擔心，要寫了這五個字，估計連會議室都放不進去。

拼接與真兇

八五事件的基本脈絡漸漸從不同人的記憶碎片中拼接出來：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為四步：卞仲耘、胡志濤等五位校領導先是圍着大操場示眾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樓旁的一個狹小高台上接受批鬥爭，批鬥後，被押到小操場接受勞動性體罰，挑土抬土，最後分散到操場北邊的廁所、宿舍樓等地，搬花盆、掃樓道、摳馬桶蓋。

整個過程中，不斷有各年級學生圍觀，人數時多時少，聚聚散散。

有同學看見胡志濤校長開始穿着白衣服，轉了一圈換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學補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潑成了黑色；有同學記得，在小操場，看見卞校長頭朝下地躺在手推車上，還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車一腳，但也有人糾正說，不是踢，是怕校長頭朝下躺着難受，又不敢上前去糾正，就用腳踩了一下車子，以便讓校長的頭變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訪百餘位師生後，劉進把調查報告送交北師大實驗中學存檔。內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給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三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史”文革部分的幾個問題》，其中第二部分，僅注釋就有100多條。

當月底，調查文章《也談卞仲耘之死》刊發在一個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電子刊物上。同年8月，這篇文章更名為《關於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發表在另一家雜誌上。文章以馮敬蘭為主持人，五人交替敘述“第一張大字報”“工作組期間”“後工作組時期”“八五事件”“紅衛兵”等六個要點，講述五人小組8年來的調查情況。

按照通常的邏輯，這種事件的調查，最後都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指向：校長因何而死？因誰而死？

馮敬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調查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名字，但是，也沒有人願意明確地指向這些名字。

當年高一3班的學生顧湲告訴劉進，八五游斗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級發起，“主要是高一才來女附中的學生，多數是軍乾子弟，文革時特別凶”。

劉進想找到這些同學採訪，但時任高一3班班主任也表示毫無辦法。當年，高一3班同學之間相互批鬥得也很厲害，彼此心懷芥蒂、互不往來，顧湲說，沒有兩個人在同一個地方插隊，至今，該班也沒有組織過一次同學聚會。

也有些曾在不同時間段圍觀的同學，對參與者有如此回憶：一個初二女生，“皮膚黝黑，身材高大”；“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等。

她們會是校長之死的直接責任人嗎？是否需要披露出她們的名字？五人小組討論後一致同意：不寫。

劉進覺得，“這個話題異常敏感，而所有人只是目擊沒有證據。是否參與了打老師？只能靠自己內省。”馮敬蘭則說：“八五事件是一次群體事件，每個環節都對卞校長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難真正說清‘誰是兇手’。況且，這種民間調查不具有司法意義，沒有權力公布相關者的名字。”

那麼，對於直接參與批鬥校長的同學要寫到什麼程度？她們有了分歧。劉進反對提及他們；葉維麗和馮敬蘭不同意，“一定要給她們一些壓力”。討論來討論去，最終，以五人訪談錄形式出現的調查報告中，出現了“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等既有所指又語焉不詳的形象。

調查報告中還曾出現了一位丁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家人看後，提出異議，說只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現。幾番權衡，大家同意了這位老師的請求。 “既要追尋真相，又不願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構成歷史事件的細節，又要宜粗不宜細。這就是真相的困境”，馮敬蘭說。

傷痕難消

調查的過程，既是還原歷史的過程，也是調查者重新認識過去自己的過程。劉進還記得，2008年2月4日，她所在的高三3班14名同學聚會，多數不是當年的幹部子弟。聚會主題是為八五事件調查初稿提意見，但同學們一聊就聊了6個小時，重現了許多劉進自己都遺忘的事實。

有同學說，那時劉進6點多到校，帶領同學們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俯臥撐，還要求同學們扮成衛生員拉着一位“傷兵”同學匍匐前進——有同學明明跟不上，卻為了在劉進面前表現得革命，不得不硬撐着做。

另一位同學說，媽媽給她在上海買了條黃色的褲子。她穿到學校那天，劉進一眼瞧見，就說：哎喲，你褲子怎麼這種顏色。這位同學聽後嚇得再也不敢穿這條褲子了。調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話：“無形之間把我們分開了”。羅治看後，抓起筆就把“無形”劃掉了。她告訴劉進，高中時期，往往正上課呢，幹部子弟就陸續出去開會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麼會是‘無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幹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團結，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葉維麗也有類似的體驗。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學校組織去長安街歡迎外國首腦，班上一個出身特別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參加。這位女生就安靜地坐在教室寫作業，像沒事人一樣。葉維麗由此記住了她。

一次為調查而舉行的聚會中，兩人相遇了。葉維麗說起這段故事，表示欽佩。沒想到，話還沒完，這位頭髮花白的女同學竟放聲大哭——學校里以出身論各種資格，她始終極為自卑，又無人可以傾訴，當時只是故作鎮定。

在時隔近半個世紀後，劉進、葉維麗等幹部子弟們才第一次知道當年同學們對她們的看法——對自己給別人帶來的壓力，她們此前一無所知。

“今天看來，我其實起到了宣傳偏激思想和一味盲從的作用。”劉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這種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和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仇恨心理結合起來，最終引發了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最受傷害的人莫過於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92歲的王晶垚與後老伴兒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區一套小三居里。房間裡擠得滿滿當當，一摞摞書、紙箱和各種雜物占據了絕大部分空間。主臥室的一個壁櫥上，擺着卞校長的黑白遺像。旁邊擺着白色蝴蝶蘭絹花，有時也換成百合。碰上祭日，門廳也會再掛一張遺像。

關於八五事件的紀錄片以及其他媒體關於此事的報道，被放在遺像前供奉着。

卞校長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買了照相機，將卞校長的遺容、紀念物都拍了下來。從1966年冬天起，他個人開始對八五事件做訪談筆錄，採訪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長胡志濤等很多目擊者。這些筆錄被記在活頁紙、小紙片或效率手冊上，被裝進牛皮紙袋或扁盒子裡，40多年後，已發黃變脆、字跡模糊。

五人小組中的於羚，就曾連續幾年幫助王晶垚整理過去的歷史資料。每周三次，於羚到王晶垚取回資料，回家謄抄，再去念給王先生聽，逐字逐句核對。為此，於羚在55歲時開始學習電腦打字。

不過，即便對於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輕易展示：一個寫着“殉難”二字的扁盒子，放着最重要的談話記錄。小皮箱子裡的當年物證：一塊錶帶被打歪的手錶、一件用墨汁寫了“打倒”二字的白襯衫、一件粘有糞便的血衣„„

1973年，卞仲耘遇難7年後，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定性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校方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

直到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才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400塊錢賠償金在卞仲耕工作過的校園裡種一排樹以示紀念。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1979年，王晶垚開始通過法律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要求調查直接殺人兇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鬥會上製造偽證的人„„不過各方面的反饋告訴他：此路不通。

年歲越大，他對自己保存的資料越來越生出一種偏執與保守。這也讓他顯得越來越難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區退休教師徐小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次他到訪王家，正撞見小皮箱子裡的遺物攤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憶之中。看見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隊撞破隱私一樣動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離看他時，他的痛苦特別多。”徐小棣說。

劉進曾對王晶垚的大女兒王學說：“你父親好像一直生活在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紀念活動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帶着無法稀釋的悲哀。

王學回答：“你說得太對了。”

王晶垚與葉維麗的父母都相識，2001年葉維麗最初開始調查時，王晶垚還曾給葉維麗看了一張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麼。”王晶垚告訴葉維麗，這是卞仲耘遇難後的手——腫得像戴着拳擊手套一樣。不僅如此，他見到卞仲耘時，臉已經全部變成紫黑色—布滿了被毆打後的血印、腳印。

然而，隨着調查的進行，王晶垚與她們漸漸產生了分歧。

王晶垚堅持認為，劉進、宋彬彬雖然可能沒有親自動手打人，但事發時仍屬於學校的權力當局，負有很大責任。八五事件發生時，女附中已經有紅衛兵組織且紅衛兵並沒有進行有效的搶救。

王晶垚身體還行，但聽力和記憶力直線下降。問人的名字，通常要問兩三遍；與人交談，總是重複着同一句話，“她們是壞人！”

2014年1月13日，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讀報紙上的相關報道，並自言自語道：“‘錯？！那是罪！’‘寬容？對罪犯也能寬容嗎？”

“紅衛兵要翻案了！要改寫歷史了！”王晶垚在家裡喊。

半個月後，一份王晶垚先生簽字的聲明流傳於網上：“一、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卞仲耘同志的兇手！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志！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公開道歉後，學者徐賁、朱學勤等撰文，“道歉里缺乏真誠的懺悔，她只是認了一些小‘錯’，而根本沒有看到（或承認）自己在極權之惡中該承擔的那份‘罪責”、“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誰？這一要害她和她的團隊還是在迴避”„„

來自家人、社會的重重壓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體採訪。

還有同學對馮敬蘭的文章《請放開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見：最多是“還原”，每個人都不可能放開。

馮敬蘭深受觸動。她回想起，卞校長去世當晚，她回到家，跟誰都沒有提起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遺忘了一樣。調查中，她常常想，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結論是：“這就是我對生命的漠視。當時那種教育，讓人的感情變得粗糙、心腸很硬。年紀大了，漸漸恢復了，有了同情心惻隱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而作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關注的是，卞仲耘之外，這些當年的女學生，是否也關注同樣在文革中被侮辱與被毀滅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華台飯莊的一名女服務員，被該校紅衛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時只有19歲，連姓名都不得而知——“這些生命有沒有真正引起過她們的痛苦？”

眾說紛紜下，是這一代人的故事與掙扎。“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一樣，從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沒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軌跡像我們的一樣，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狀態如此重合”，葉維麗說。

徐小棣則認為：“這其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應該重新認識自己。”。

或許，這是在無法消弭的分裂與隔閡之外，所有當事人——所有願意直面自己青年時代黑暗一面的、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們，得到的唯一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