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兩重性

（摘自《中國傳統學術之結構：從道德經到厚黑學》第十一章中“經濟的兩重性”一節，有刪節）

楊道還

人類的經濟活動跨越名實，既有外德的實，也有德層次以下的名的部分。錢穆注意到了經濟的實名兩重性，他說：「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並不是無限的。……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需限度，對人生可謂不必需……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6，第49頁）借用錢穆所起的名字，可以稱實的經濟為水準經濟，名的經濟為超水準經濟。簡而言之，水準經濟是人生存所需的，超水準則是生活所需的以及不必要的。

以水為例，每個人日常都需用一定量的水。當水少於這個定量時，人就會感到窘乏而珍惜。水更少時，水價就會涌貴，以至於可以與鑽石比較，這就是有名的鑽石與水悖論。而當水超過必須的定量時，人就不那麽珍惜水，水越多，價格就越低，以至於無價格。這個水的定量，就是水準經濟；超出這個定量，就是超水準經濟。但水準經濟的必需不同於生理必需，文明越發達的社會，因為其複雜性，生存所需也水漲船高。如現代社會有人均鋼鐵用量的水準。鋼鐵在原始社會屬於超水準，而鑽石金玉在任何社會都屬於超水準經濟。

人生存所需，大體上即是基本的衣食住行，超出基本的部分，就是人類名化了的社會生活所需的，對生存必需來說，這些都是過度的餘贅。老子的儉，孔子的「飯蔬食飲水」（《論語‧述而》）之樂，都是就達到水準經濟而言。即，老子和孔子所言是貴實，而不是生存必需也不要了。有了水準經濟的保障，有了實，也就有了生存，此下才涉及如何生活的問題。「飯蔬食」即可追求道，所以有樂，而不是無「蔬食」之樂。安而且能夠樂於水準經濟的生活，是生活狀態的一種：「飯蔬食飲水」即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所樂，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去追求社會價值或名義上的「成功」。而忽視實的此類追求，「名與貨孰親」（44）？

水準經濟

水準經濟保證了社會的人的世代傳續，所以是一個社會之本；超水準經濟則是文明演進所需，是末，兩者必須有所區分。捨本逐末，或者將兩者合為一體對待，就會有失本的風險，而這種風險一旦發生，即會釀成生存危機。

經濟的實名雙重性即便在現代也仍然存在，衣食住行佔據一個現代人經濟生活的絕大部分。現代人忽視了水準經濟，認為超水準經濟即是經濟的全部，所以認為經濟是無限發展的，消費主義因此反而是正確的，而對於基本生存尚且不能得到保證的情形──經濟的根本意義──缺乏應有的重視。也就是說，消費主義適用於超水準經濟，在超水準經濟中消費發達，就會使得分工發達和生活必需品的再分配更加充分，以此種方式推進文明的發展。將超水準經濟當作經濟的全部，就會忽視了天道的均──生存經濟。現代社會因溷淆這兩種經濟，對平均主義不能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莊子‧天地》）：每個人的生活在實的經濟，水準經濟，和生存經濟中必須得到保障。但一旦越過這個界限，就沒有限度，也就無平均可言。

本與末在實際表現上不是截然分開的，就像內容必然以一種形式存在一樣。水準經濟也必然以某種超水準經濟表現出來，即在文明社會中，水準經濟隱含在超水準經濟中，而作為其根本。在超水準經濟中，與水準經濟對應的部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不同的表現，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經濟發展程度只在這一部分中體現出來，而不是由超水準經濟最為窮奢極欲的部分表現的──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誤解。

從天下的水準經濟考慮，莊子說：「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逃脫，丟失），是恆物之大情也。」（《莊子‧大宗師》）莊子所講，猶如在說，藏魚在淵，藏獸在林，就會不煩照料而又源源不斷的資源。與莊子類似，孟子也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從這兩人的話，引申出來的意思，就是不去焚林而獵，涸澤而漁，破壞天然的儲藏室──人的生存環境。這種考慮顯然是顧及到所有人類存在的根本，人不可能逃脫天下──而人確實是在探索這種可能。環境保護是水準經濟的基礎，在環境保護阻礙消費主義的經濟增長時，環境應優先，即，不能捨本逐末。水準經濟應該以儉為原則。

對於一個國來說，藏的所在是在民間。《論語》中記孔子弟子有若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當一個社會的水準經濟發達而充分時，社會文明程度和經濟就相應提高，這就與藏木在林一樣，人憑藉自力即可得到衣食悠遊所需，人就可以不用常懷憂懼而或者慳吝或者聚斂無度，因而促進超水準經濟的繁榮。也就是說，惜民力而能得到民力。而當一個社會的水準經濟貧乏，即使貴宦富商一旦走出自已經營的小環境，也立刻落入貧困野蠻的境地，此類的超水準經濟，不可持續，因此不足法。一個社會的文化狀態也與此類似。一個社會的文化，不能由脫離時代的傑出人物所代表，而在於普遍的水準，而這個水準藏在民中。管子有：「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管子這裡所講的不是單指貴族富人，而是指社會普遍的倉廩實，衣食足。只有貴族富人的知禮節知榮辱，在社會上也無所用。其他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只有當社會有普遍的音樂水準，音樂家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則只能曲高和寡。在水準經濟得到保證，人就從匱乏的約束中解脫出來，可以自由發展。超水準經濟裡的經濟發展，是脫離生存必需的文化內容的發展，文化的外化。

對經濟的實名雙重性的重視，在中國古代社會即表現為對生存經濟，如對耕織的重視，對商人的困辱，有時這種重視達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通常認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落後於西方的根源，就在於對農業這一產業的重視。這種觀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循環而更新。在沒有人的觀念的變革和創作時，只有循環。如珠走盤，不離於盤內，人類社會的週期性的進展，也是如此，不能脫離水準經濟。人類社會在變革和創新時，不是螺旋式的上升，而是循環而新生。中國社會能夠歷千年仍然有其生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保障了循環的可能──水準經濟。曾經與中國鼎立的其他古文明，現在已經無存，特別突出地揭示了這一點。

對一個生物圈來說，循環的中斷，就意味着滅亡。這種滅亡，或者因為環境變化，或者因為外敵的侵入──兵。人類社會的滅亡，還有人對自然的干預一種：人類能夠拒絕適應，而深刻地，本質地改變環境，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人類可以跨越自然的多樣性，散佈於全球，即是這種能力的表現。這種能力使人類文明可以存在於不毛之地，形成次生文明；也有時將環境完全破壞，喪失生息之地。後者正是消費主義的致命弱點，很多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謂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主要指的是超水準的經濟的發展，沒有水準經濟的保證，這樣的發展只能是畸形的，多餘的，過度的，以至於走向難以維繫。

沈括《夢溪筆談‧譏謔》說：「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這大概是現代所講的高薪養廉制度的來源。「廉隅」的本意是稜角，物有稜角，能夠顯出形制；用來比喻人，則指人端方不苟的行為和品性。俸祿薄寒，人不能維持水準經濟的家庭生活，這樣的生活不可持續，就會有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因此是取亂之道。但超出此外，使人趨之若鶩，又會引起人們的紛爭；超出越多，越會使人不擇手段，這種情形也是取亂之道。此中的關鍵就在於水準經濟。不僅為官的如此，普通家庭也是如此，在多數家庭浮動於水準經濟之上時，社會就會穩定繁榮，否則就使得人不得不為盜為不軌。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水準經濟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60）和孔子的「使民以時」（《論語‧學而》）顯然都有此類的考慮在內。

超水準的經濟

超水準的經濟，是天道轉向人道的關鍵。愛德華‧威爾遜說「文明湧現的關鍵是過度肥大症」（（美）愛德華‧威爾遜，《論人性》，林和生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8）愛德華‧威爾遜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莊子所說的「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莊子‧駢拇》）的翻版。但這兩個類似的觀點從不同根源，時代，和實踐中得來，意味深長。

道有精，從天道旁逸斜出的人道一支，有其精的保證，即人性包含了脫離天道另立人道的基因，但這種脫離，對天道來說是過度，有餘，無限度造成的，無論視其為枝指的變異還是肥大症的病態，其實指的都是一個意思，只是措辭的不同。類似地，仁義和知也同理被視為變異的，如老子說：「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38）簡而言之，人道是天道的一個支流，在這個支流中實轉為名，人就異化而成文明人。老莊與墨家法家的區別就在於他們分別是異化之前和之後，即使使用同樣的範疇，也有不同的含義；而孔子則橫亙在這個轉折之上，同一範疇，既有異化前的意味，也有之後的意味──對於先秦諸子的經典，忽視這一點，即溷亂不可解。

人類文明社會的出現，是以超水準經濟的出現為標誌。當社會不再需要每個人都要終日為生存所需奔忙的時候，某些人得以從中抽身，如祭司巫師，社會經濟就超過水準經濟。在水準經濟之下，因為目標明確，人的行動傾向於理性，這是因為只有實的緣故。但當社會達到超水準經濟之後，人的選擇就不必是理性的，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是名的，也可是反理性的，超理性的。著名的「囚徒困境」中的博弈，完全因為「困」而成立。一旦沒有這個「困境」，在自由中，囚徒可能還要博弈，但更可能會做鳥獸散。因此此類的理論只能用於前水準經濟中。世界文明古國留下的奇觀，如埃及的金字塔，只能是在超水準經濟達到某種程度之後才有可能修建的。

金字塔這個例子不僅表明了超水準經濟的「非理性」特點，超水準經濟也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因其精美，）金字塔的建造者，絕不會是奴隸」的「超理性」的觀點。超水準經濟中「餘贅」的發展，依賴於人的自由。不自由的人，不能盡其用，不能完全施展其想像力和創造力。因此「餘贅」的發展達到極致和出現更上層樓的新發展，必然意味着其創造者是某種程度上的「自由」人。類似地，現代社會知識教育，很多屬於為超水準經濟的「餘食」而設的「贅行」。學生只有在這種教育中能夠自由地追求的時候，學生人性的贅餘能達到極致時，才能在超水準經濟上錦上添花，促進其發展。灌輸的教育，充其量只有對超水準經濟的維持之功。可以說，超水準經濟的「贅餘」性，決定了這種發展依賴於人的自由，即人性在自在之上的對自由的過度追求。自由市場經濟因此更能發掘出的超水準經濟中人的潛力。可以說，在水準經濟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超水準經濟則相反，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即，這兩種經濟按不同規律運行，如前者可計劃，後者不可計劃；又如前者補不足，後者損不足。

中國歷史的循環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其循環中卻有演進，這一點很少人注意到。錢穆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很大一個貢獻即是打破了「中國社會一成不變」的觀念。中華文明是演進的，這一點毫無疑問，這種演進是緩慢的，但也是確定無疑的。這種演進以水準經濟為保障，然後才得以以一張一弛的形式進行。超水準經濟的張，是自由，即解脫了「必需」的行為之後的自由行動空間。但這樣的空間不是全無約束的，隨機的，任意的。張之後又有弛的收斂與回歸。就像水總是向下流動，雖然水可以被激揚起，這是水的自由；但終歸要落下，這是水的自在性質。超水準經濟的張，以水準經濟為基礎，也終歸要弛，落回到水準經濟，其中一部分成為水準經濟，進入了水準經濟的循環，推動了水準經濟達到更高水準。這一「成功」地轉變為水準經濟部分，是超水準經濟符合人的自在性質的部分，也就轉變為實。只有這一部分超水準經濟才在長時期看來，是有效的，有功的；其餘部分就都是損耗。人的自在性即以此種方式決定經濟的發展。沒有任何經濟發展可以完全地脫離人，而能夠長時間得到持續。人的需求是多方面，也就決定任何一個方向的過度發展會成為社會的這種或那種「過度肥大症」，因而必然是餘贅，消耗的。單純從超水準經濟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只有從水準經濟看去，才能診斷「過度肥大症」。

什麽是人的未來必需，這個問題難知答案，未來必需往往只能由天才和隨機機率的試錯實現。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未來，那麽對經濟的正調節還是負調節，都只具有限意義的，即便有所謂大數據的分析為助。因而，計畫經濟目標不定，調節意義有限而存在「過度肥大」的風險，不適合一般性的文明社會，不能促進卻阻礙超水準經濟的發展，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才能採用，如自然災害，戰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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