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 中華古學的當代生命 (節選)


      中國古文化正從我們的生活主流中加速消失。我幼年隨父母到北京時，城牆雖已殘舊，卻還是攜着清清的護城河環抱着這個古都。東四牌樓、西四牌樓還站在那兒，景王墳的荒冢邊上還拋散着石人石龜，到處都還是繁體或不如說是正體的中文字。其實，這個民族那時已經歷了“辛亥”、“五四”、“四九”這些巨變。儘管這樣，一些原來的風俗還在。農村（當時就在“機關大院”的邊上）人還穿着對襟襖緬襠褲，一位同學忽然某一天穿着白布面的衲底孝鞋來上課。我的外祖母纏着小腳，只會說湖北老家的話。只有多少年後，我才越來越痛切地感到，姥媽的善良、古樸、忍耐和對我的深愛，隨着她在“文革”前的去世，永不復返了。  


       是的，我們這一輩人，或更準確些，自清末以來的幾輩人的生活中，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這種“永不復返”的消逝。從皇上、進士、貞婦烈女，到私塾中的讀書聲、宗祠里的四時祭祀，再到生活中的毛筆、算盤，臘月二十三孩子們“送財神爺！”的歡叫，還有北京四郊的鄉野、水窪子和那“像藍寶石一樣”的天。信仰“進步”的人們發奮去推進這種消逝，受“發展”觀支配的輿論也不會在意這些“落後”事物的死亡，但我歲數越長，越經歷了些西洋的東西，倒越是對這“歷史的必然發展”不安起來，難受起來。我總覺着，我們現在正在丟掉的已不是那些讓中國人蒙受恥辱、遭逢危難的東西，而是那使我們是一個中國人的東西，是那讓我們覺得活得有意思，有祖母的愛意和古老城牆環抱的東西。那曾經顯得有些凶霸霸的舊文化或所謂“封建主義”，就如同一個不幸的大家族，早已經歷了多少輪紅白相間的暴虐剝奪，查抄收監，其中曾作威作福者早已被開刀問斬，而眾男丁們也不是死於非命就是被發配充軍，眼下所剩者只是杜甫筆下“石壕吏”所能抓到的殘年老婦。你不去管，她也將在最後幾聲嘆息中撒手人寰，永辭我們而去了。那時，“中國人”面對的就將是一個完全沒有真正中國味道的世界，而要過的就將是一種總在艷羨進步者（這在可見的將來就是西方），而自己又總也不夠進步的喘氣心跳的生活。半夜醒來想到此事，心頭常要隱隱作痛，有一種覺得自己的母親、祖母、先人蒙了冤案，被關在了瘋人院、收容所和死囚牢裡的感覺。  


      是的，我們贏得了自己的獨立國家，像多少個非西方的民族一樣。但是，“亡國滅種”不一定是肉體的，特別是今天；思想方式、語言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斷子絕孫的現象到處都在發生。“我們不是還在使用中文嗎？”很對，這也是讓人還存着“復興”希望的最後一條理由。但是，就是這繫着古遠過去的國脈，也已是傷殘累累，“不絕如線”  了。“白話文”不能說不對，但不是和緩地汲取古文化中原本就有的白話，而以“革命”的方式來硬生生地鼓搗出個“白話文運動”，就缺少文化的孝道了。至於意在“拼音化”的簡化字運動，就更是崇西心理下的畫虎類犬之舉。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鼓吹“進步”者們自己往往要從“老舊學問”中得機得勢，卻要禁止青年來這麼做，只教他們或逼他們“新”得無根無源，乾巴堅挺，被慾火一點就着。今天的少年和青年，不僅與古文獻隔着“古體”和“繁體”的鴻溝，還要受到十幾年將中文“科學化”、“規範化”的語法猜迷訓練，好象不把他們心靈中的最後一點“國故”製成木乃伊標本，就還沒過夠現代化或西方化的癮似地。在西方哲學的“理式  ”或“概念化”還沒來之前，相應的西方語文學的“語言科學”或“語法規則”還未主宰語言與教育界之時，私塾先生從不教什麼“語法”，只教學生背書、做對、寫文，也就是只引他們進入語言的境域之中。一旦進去了，他自懂得遣詞造句，才高者自能寫出錦繡文章。對於學會而不是研究第一語言而言，“熟知基礎知識”是不相干的。君不見今日沉緬於“基礎知識”者，大多是拙於寫出好文章、不能得大意趣者。  

 
      這就是我們的“學術”現狀：方法上盲目崇拜西方，極少變通和擇食的能力。其實這能力正是一個活人的本能所在。學人們相信：在對象化和概念化的科學之外，只有無道理可言的強權、感情與迷信。由於這種“新文化”觀念的誤導，加上對“祖上”的冷漠勢利之心，學者們從西方所學者大都是些足以讓二老歸天的招數。哲學上，自胡適和馮友蘭以來，以“邏輯的、科學的”方法來治中國古學幾乎被各門派共同信奉。於是，“道”、“仁”、“陰陽”、“氣”等等就都被當作西方傳統哲學和邏輯學意義上的“概念範疇”，還要追究其“邏輯發展的規律”。而任何不合乎這條概念化標準者，就被當作無思想含義的東西。《易》的可貴之處據說只在於其中的“辯證法（辯證邏輯）”，而它的經文部分被認作只講“卜筮”，其象數之學只是迷信。《老子》的“道”被解釋為“最終實體”和“世界的總規律（概念化的邏各斯）”。孔子講的“仁”僅被視為“倫理學”範疇。《春秋》的微言大義被“中國哲學史”完全忽視，它獨特的結構、語言和說話方式所蘊含的非概念化的思想意義處在哲學界的視界之外。《公羊春秋》一類的東西更是想都不用想地就被置於思想之外，視之為“主觀的、神秘的解釋”。等等，等等。說實話，我一聽到“取其精華，剔其糟粕”之類的話就脖子根兒發涼，心裡明白，不管“取”和“剔”的標準是什麼，那被取被剔的是沒命了。我就納悶，如果這取捨的標準已現成在那兒了，還有什麼真實意義上的“史”  和“古代思想”可言，不過是開肉鋪，按“範疇”掛上那被取者，設垃圾場，將那被剔者囫圇個兒地埋掉罷了。我說這話，並不是在主張“一切都從祖制”，那在今天是任誰也辦不到的，而是要表示這樣一個看法，即那能維持生機的原發取捨只能在與父母先輩共度患難的誠心侍奉中自然產生。文化和思想是生命體，而生命是湍流，是構境，不在其中則不知其正在構成着的、被牽掛着的命運，也不會明了其中活生生的“是”與“非”。天下哪有完全脫開人類群體的生存追求和時機感召的是非真假？時代的大潮使人不得不出新。而正是在此“不得不”的、而不是按觀念原則設計出的“新”里，可能遇見“古”。此“潮”中有“汐”，此“剝”中藏“復  ”。“復，其見[現]天地之心乎？”（《易·復·彖》）。  


       有人講，你說的古文化衰退的現象在西方也一樣有，這是一個現代與傳統、而不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氣數消長的問題。現代的技術-商業文化對一切傳統和高雅的文化都是不利的。我不認為這種論點切中了這裡談的問題，因為中西傳統文化的現代命運確實不可同日而語。在那裡基本上是個文化的世代演替的問題，而這裡卻是個斷子絕孫、無以為繼的問題。那裡有重大意義的文化活種都被最仔細小心地保存着，養育着，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能自然生長着。儘管“現代的”美國總統可以拿醜聞當內衣換着穿，卻依然是在按着《新舊約全書》宣誓就職。[我們的領導人應該按着什麼或對着什麼宣誓就職？]而且，誰能否認古希臘、基督教文化在現代西方文化、學術、乃至科學中的延續？誰能否認“文藝復興”的當代活力？  


      非西方的古老民族中，似乎只有中國的現代人如此六親不認，自嫌“醜陋”。我讀甘地傳，讀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真感到耳目一新。原來搞（求生意義上的）現代化，向西方學習，爭取國家獨立，民族富強者，不一定非要搗毀和污損自家的祖源。印度、日本、阿拉伯、波斯的後裔們無論變到什麼程度，是絕不願數典忘祖的，反要在西方化的時代衝擊前儘量保存自家的文化、語言和風俗，讓那盞靈燈長明不滅。如果說中國人的逆祖師夷事出有因，是由於這裡幾千年來比別的民族都更成功地保存了古制，以致到現代竟如“大山”一樣，不搬掉不炸掉就不足以讓這個民族存活（對此我亦懷疑）的話，那麼我要說，現在就既不用搬也不用炸了，因為它早已被毀得快像墳頭一樣了。靠栽贓祖宗和欺侮殘年長者來標榜自己“進步”的惡少習氣，我們在“文化革命”之中和之後的一段時間已看得太多了。民國成立都多少年了，是誰造的孽就該由誰來擔着了。至於胡適的主張，認為只管放手去破舊追新，傳統中有生命力者自會留下來，與西方文化折衷成一個仍然是中國本位的新文化；其邏輯相當於，只管去毀林開荒建工廠，自然中的有生命力的東西自然會留下來，形成一個與原來的生態無根本區別的新生態，而且以往的狀態要它什麼時候回來就能回來。稍有生態常識者可知此說之謬。其中不錯的只有一點：某些“有生命力的東西”會留下來，像蟑螂、怪異的病毒、腦沖血和艾滋病。  


      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中，真心為“斯文掃地”而擔憂者，不會甘心就這樣窩囊含冤地坐以待斃，當會盡全力為祖宗文化尋新路，開新境。幸運的話或可嫁接成活，又歷一番繁華興旺；既便時不我濟，亦可藉此而參透玄機，舉家避秦，入深山絕境，在桃源之中延續命脈，以待“冰川期”或“溫室效應期”的結束。[文化物種的多樣性本身就是好的，不是嗎？]我的“學術”活動的背後一直就有這樣一番用心。這裡確實沒有什麼純學術和純客觀可言，因為一切都以這“文”的成活為目的、為前提；但也決不敢胡來，不敢不向“學術”與“客觀”儘量敞開，不敢以某某“主義”自封起來，更沒有“萬物皆被於我”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信心和氣派，因我頗懷有李後主的心境，明知這是一個“流水落花春去也”、“別時容易見時難”的境況，哪裡還敢做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勾當。有的只是為久病爹娘尋醫求藥，以延壽數的心意和舉動。因此上戰戰兢兢，又哪敢不多方窺測，再三比較，親身品嘗，唯恐認錯了高人抓錯了藥，反成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