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華之本，清歷史之源

---《中國故事》先秦卷自序

余東海

一

本書精選出具有相當歷史現實意義和文化道德價值的一系列故事，以仁本主義歷史觀進行觀照、解析和評判，梳理歷史脈絡，解答歷史疑難，弘揚歷史精神，闡述歷史規律，闡發道德真諦和政治大義。

以仁本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看歷史，是為仁本主義歷史觀，與仁本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一脈相承。何謂仁本主義？人是萬物的尺度，仁是人類的尺度。歸根結底，仁是人和萬物共同的尺度。唯有仁，才是宇宙生命的本體、本位和第一性之“物”， 唯有仁才有主義的資格，故稱仁本主義。

仁本的本，本來有主義之義，既稱仁本又稱主義，本有重複之嫌。然為了對應人本主義、神本主義學說，不得不如此。同時，仁本主義亦可稱唯仁主義，以對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唯有仁本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最正確正義，是衡量和辨別是非、正邪、善惡、華夷、人禽、君子小人的最高標準。反過來說，除了仁本主義，其它任何主義都有問題，即使是好主義，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關於仁本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詳見東海《仁本主義論集》一書。

仁本主義歷史觀簡稱唯仁史觀，包括以下內容：

其一、社會存在與文化意識關係：文化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文化意識的變化、發展決定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變化、發展；正確的文化意識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錯誤的文化意識對社會發展有阻礙作用。儒家社會發展較快，儒家文化影響度與政治社會文明度成正比，原因就在於此。同時，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各有相對的獨立性，對文化意識有反作用。

其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具有決定性影響。當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時，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推動作用；當生產關係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時，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阻礙作用。

其三、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決定性影響。當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時，可促進經濟基礎的鞏固完善；當它不適合經濟基礎狀況時,則阻礙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革。同時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對具有反作用。

其四、社會發展總趨勢：社會歷史發展是螺旋式的，發展的過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聖賢豪傑是歷史的引領和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其五、人生的最高價值在於成德成聖，外而成就人類文明，內而成就良知光明。

人生的價值取決於良知的光明度。

其六、價值觀的導向作用：價值觀是人們對事物價值的總看法和根本觀點，價值觀對社會存在具有根本性作用，對人們的行為具有重要的驅動、制約和引導作用。價值觀對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具有導向作用，對人生道路的選擇具有導向作用。不同的價值觀具有不同的導向作用，正確的價值觀有促進作用，錯誤的價值觀有阻礙作用。

上述理念在本書故事中都有所說明和闡發。例如，禪讓制和原始大同王道的實踐，就從側面證偽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史觀，並說明了唯仁史觀的正確，即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當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時，它促進經濟基礎的鞏固和完善；當它不適合經濟基礎狀況時,會阻礙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革。這可以說是“堯舜禪讓”故事的一個意外收穫。

又如，關於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本書“穆叔餓死”故事中介紹了穆叔的三不朽說。春秋時魯國穆叔與晉國范宣子曾就何為“死而不朽”展開討論。范宣子認為，他的祖先從虞夏商周以來世為貴族，家世顯赫，香火不絕，可謂“不朽”。 穆叔認為這只是“世祿”而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立功立言，歸根結底無非立德，立德即成德。

本書每篇故事分故事概要、經史依據、東海曰三部分。“東海曰”以唯仁史觀和方法觀照歷史故事，表達對歷史事件及人物的看法，揭示其中的歷史現實意義和文化道德意義，從中體現仁本主義的歷史觀和人生觀價值觀等。

對春秋故事的觀照，引錄了不少《公羊傳》及《穀梁傳》的觀點，從一個個具體故事情節中，揭示《春秋經》的大義微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就是《春秋》精神和王道追求，也是救苦救難的仁義精神和去惡消罪的最好方式，罪惡與苦難成正比故。

二

《中國故事》把真實性放在第一位，所以故事主要從儒經和正史中選取，儒經和正史是最可靠的，尤其是先秦，史官的獨立性和史家的嚴肅性舉世無匹。相關問題詳見本書凡例。

先秦卷選取秦朝建立之前的歷史故事，包括堯、舜、禹、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等幾個時期的故事。其中堯舜禹為前三代，夏商周為後三代，都是王道政治，因為都符合王道政治三要素：道統為意識形態，學統為文化教育，禮制為制度形式。三者相輔相成，是衡量和判斷政治是否王道、政權是否中華的三大標準。

當然，前三代後三代同中有異，前三代是原始公天下王道，後三代為封建家天下王道。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家天下君主制自有其天道、民意和傳統的合法性。

王道是最好的政治，但這個“最好”要放在歷史框架中去考察。人性和歷史有其局限性，落實在歷史中的王道和禮制自然有其局限性。

就像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異滅、宇宙有成住壞空一樣，禮樂制度會崩壞，王道政權會有興盛衰敗乃至滅亡的過程。興盛期都難免有黑暗面，衰亡時就更不用說了。就那周朝來說，西周是興盛期，春秋是衰退期，戰國是敗亡期。暴秦是王道的對立面，古典極權主義暴政，黑道惡道。

任何一段歷史，都是既有惡也有善，既有野蠻也有文明，既有黑暗也有光明，光明與黑暗交織和拉鋸。即使最黑暗的暴秦，也有人性的光明在歷史深處閃爍。

打開歷史的畫卷，既有壓城欲摧的黑暗滾滾而來，也有歷久彌新的光明滔滔不絕。例如春秋時期，弒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政治之黑、人性之暗時時令人窒息；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一段段盪氣迴腸的傳奇，一朵朵流光溢彩的生命，又譜寫着正義良知的輝煌……

黑暗占絕對上風的時候，為據亂世；光明占絕對上風的時候，為太平世；光明占相對性上風的時候，為昇平世。黑暗占相對性上風的時候，歷史呈倒退狀。前三代為原始太平世，後三代介乎太平、昇平之間，春秋是向據亂世倒退，戰國為據亂世，暴秦時期為據亂世的極端。

暴秦的成長和成功，有賴於法家學說的指導和法家人物的不懈努力，也有賴於社會共業惡、人性之惡習的深度支持。深入歷史可知，不僅春秋戰國暴秦時期，歷史上所有的人道災難，包括個人、家庭、政治、社會性災難，都有自身原因。即使同樣的天災和無妄之災，受災程度也會因人因地而異。

災難與罪惡成正比。有多少罪惡就會有多少災難報答之，近報自身遠報子孫。任何個體和集體的命運，歸根結底取決於其個體或集體的德性。同時，罪惡與愚昧成正比。惡必愚，愚昧到一定程度，必自侮自伐自毀。

古往今來的惡人惡勢力，無不擅於和勇於自毀自滅，自毀財產，自毀道義，自毀生命，甚至自滅其家、其族、其國。春秋時期三十六個被君之弒,五十二個被亡之國，大量不得保其社稷的諸侯，根本原因都在它們自己身上。

三

歷史是一面好鏡子。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借歷史為參照系，不僅可以知王朝之興替，還可以辨思想之正邪，明政治之得失，察道德之興衰，助智慧之提升。而要發揮歷史的作用，就必須發掘真相，尊重事實，實事求是。

習先生曾指出政治家必具兩個特質：遠見卓識和歷史擔當。歷史擔當這個概念與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使命相通。有歷史擔當，必有相當強烈的歷史意識、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必然重視自己的歷史評價和歷史定位---在歷史殿堂上的地位。習先生強調的兩個政治家特質，也是大文化人必須具備的。

要有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使命和歷史擔當，就要具備相當的經學史學修養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理解種種道德定律和歷史規律，對種種歷史問題洞若觀火，從而以歷史為鏡，以鏡鑒現實，引導未來。本書之作，就旨在闡述歷史規律，

開闊歷史視眼，強化歷史意識，弘揚歷史精神，建立歷史擔當。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文明和道德是血肉交融的關係。昧於中華文化，必然昧於中國歷史；昧於歷史，就難以深入理解中華文化。了解中國歷史，掌握歷史精神，是深入中華文化、證悟道德真諦的重要途徑。關於歷史精神，詳見東海《中華歷史精神》一文。

本書通過一個個具體人物事件，從各個方面和角度體現中華歷史精神，說明仁者無敵、邪不勝正、罪惡沒有贏家、道德決定民運、善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等等歷史規律和道德定律。唯仁史觀的核心觀點是道德決定論。文明的導向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故道德觀對於人類文明和社會存在具有決定性意義。

本書之作，雖受黃明雨先生“重寫重評中國歷史”之命，其實也是自己的夙願。是為時為世也是為己。清歷史之源，正中華之本，弘中庸之道，儒生有責任在焉。

弘道就是傳燈，把良知之光、真理之光傳播開來。這是最根本的除惡揚善，是愛人愛國的最好方式，也是自己成德成聖、成就自己的最好方式。讓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有道之士，讓祖國重新成為有道之國，君子之國，進而化成天下。那樣的人生將何等美好尊貴，萬古流芳。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歷代聖賢豪傑作我們學習的榜樣，讓讓歷史從我們身上精彩延續。2017-3-30余東海

首發於浙江樂學堂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