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葉科學技術從美國向中國的傳入及其影響
李佩珊
雖然中國古代有着燦爛的文化和光輝的科學技術成就，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和社會的
原因，近代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大大落後於西方。近代科學隨着文藝復興而產生
於西歐，然後傳到北美，發展十分迅速。特別是１９世紀末到整個２０世紀期間，驚
人的科學技術成就接連出現，不斷地改變着人類社會從物質到精神的面貌。正是在１
９世紀中葉，中華帝國的大門被資本主義大國以武力強行敲開以後，西方高水平的科
學技術像潮水一樣地擁入，使中國原有的科學技術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吸收它們，就被
其覆蓋了，於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幾乎完全照樣地通過多種渠道而移植到中國的大地上
。
在這一移植過程中，中國和西方國家兩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可缺少的。１９世紀末
，中國各界有志之士不甘落後，認識到要奮發圖強，必須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
，因而具有很大的主動性。進入２０世紀，特別是１９１１年推翻了清朝封建的統治
之後，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同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他們中有相當多
的人決心把自己的學識貢獻給祖國。
在西方各資本主義強國中，美國由於建國晚，同中國的接觸遠遠落後於西歐各國
。然而大量資料表明，發源於西歐的近代科學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同其他西歐國家
相比較，美國占了領先的地位。美國科學技術傳入中國的途徑主要是：１．到中國辦
大學；２．資助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３．吸收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本文
大體上依着歷史的順序，簡略地介紹各類重大事件，並分析研究其對當時的中國以及
１９４９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的影響。
一、美國基督教會在中國辦大學與中國的科學教育
教會大學在中國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這裡僅從事實 出發
，來估價其對理、工、農、醫教育方面的作用。
在美國來華人士中，以傳教士為最多（其中約３８％兼辦小學、中學或開設醫院
），其次為具有一定科學和教育水平的大學教學和管理人員。根據《近代來華外國人
名辭典》〔１〕提供的名單，以１０年計人次，可得下表：
年代
184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9
總計
傳教士
170
104
86
64
38
11
473
大學教育者
11
19
49
57
33
15
184
這些數字表明，傳教士總人數雖多，但卻逐年下降。大學教育工作者的人數，從
１９００年以後，增加較快，以２０年代人數最多。３０年代以後人數下降，其原因
可能是３０年代後，中國自己成熟的學者漸多，而且從１９３７年以後，先後發生了
抗日戰爭和國內的解放戰爭的原故。
早在１９世紀中葉以後，傳教士們為了便於傳教和了解中國社會的情況，辦了大
量小學以至中學。到１９世紀末，教會辦的中、小學已有２０００所，學生４萬人，
占當時中、小學總人數的１０％。這時也出現了少數大學，多數是美國人辦的，學生
人數不到２００。〔２〕
一些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的美國傳教士在19世紀末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已經起着重要
的作用。如１８６２年，在清末洋務運動的影響下，由官方興辦的京師同文館（教以
英語為主的外語和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並從事譯書）就聘請了一些外國學者來教書。
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８６７年應聘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
-1916，著有《格物入門》、《格物測算》等），開始時教授英語和萬國公法，１８
６９年至１８９４年任相當於教授會主席的西學總教習，長達２５年。〔３〕１９世
紀末，在維新運動的影響下，中國最早創辦的三所新型大學，也都請了美國傳教士幫
助工作：１．１８９５年由盛宣懷（１８４４－１９１６）創辦的天津北洋大學（原
名天津中西學堂，１９０３年改名），其第一任總教習是美國傳教士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 1857-1930），任職到１９０６年；２．１８９７年盛宣懷又創辦了上
海交通大學（原名南洋公學，１９２１年改名），聘請了美國傳教士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為第一任監院（相當校長）；３．１８９８年成立的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１９１２年改名），丁韙良又被聘為第一任西學總教習
。這三所大學還都聘請了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外籍教師教授外語及理、工等科課程〔４
〕。另據１９８２年出版的《浙江大學校史稿》登載，其前身為１８９７年在浙江杭
州成立的求實書院（中間曾停辦約１０年，１９２８年定名浙江大學），書院成立之
初曾聘請美國人王令賡（E.L. Mattox）為西學總教習。
進入２０世紀，教會大學有了很大的發展。據１９１８年統計，重要教會大學有
１５所，除上海震旦大學是法國天主教教會於１９０３年創辦的以外，其他１４所中
，１０所由美國教會創辦，４所由美國教會和英國教會聯合創辦。這１４所大學及其
創辦時間是：１．１９０２年，蘇州東吳大學（美）；２．１９０５年，上海聖約翰
大學（美）；３．１９１０年，杭州之江大學（美）；４．１９１０年，成都華西大
學（美、英）；５．１９１０年，武漢華中大學（美、英）；６．１９１１年，南京
金陵大學（美）；７．１９１４年，福州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美）；８．１９１４年
，長沙湘雅醫學院（美），１９２５年歸還中國；９．１９１５年，南京金陵女子文
理學院（美）；１０．１９１５年，上海滬江大學（美）；１１．１９１６年，廣州
嶺南大學（美），１９２７年農學院改歸中國；１２．１９１６年，北京燕京大學（
美）；１３．１９１７年，山東齊魯大學（美、英）；１４．１９１８年，福州協和
大學（美、英）。２０年代，又增加了兩所天主教會辦的大學。一是天津工商學院，
１９２２年由法國創辦，原名津沽大學，１９３３年改名。另一所是北京輔仁大學，
１９２９年由美國創辦。到１９３７年，教會大學學生約達８０００人，其中理、工
、農、醫都占有一定的比例。〔５〕
１９２０年前後，由於國內政局不穩，軍閥混戰，教育工作停滯不前。那時，中
國國立大學只有三所，省立大學雖不算少，但水平大都不高，私立大學又多屬初創。
相比之下，這批為數可觀的教會大學較早地就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大學畢業生，其中理
工農醫各科尤顯重要，優秀生出國留學的機會也較多。稍後，中國歸國留學生逐漸增
多，國內大學教育發展也較快。胡適１９２５年曾提出，教會大學應朝着“超等、出
色”和“拋棄傳教，專辦教育”的方向發展。〔６〕有些大學確實也注意加強了科學
研究和提高了教學質量。到１９４９年教會大學在質和量方面基本維持這種狀況。１
９５２年，大陸的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時，教會學校被全部撤銷，外籍教師早已回
國，其他教職員工全部併入正在發展中的各高等學校，加強了這些大學的教學力量。
二、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促進了中國理、工科的教育和科學研究
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１９０１年清朝政府被迫與之訂立辛丑條約。其
中規定中國賠款４５０００萬兩白銀（簡稱庚款），美國得庚款的７％。從１９０２
年起，分３９年償還。１９０８年，美國國會認為美國所得的賠款超過了他在戰爭中
的損失，為了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應該將一部分庚款退還中國，並通過了議案。
同年１２月,美國總統命令,扣除實際損失部分後,全部餘款退還中國〔７〕。美國分
兩次退還庚款餘額的使用情況如下：
(一)選派庚款留學生和清華大學的建立
第一批美國庚款餘額退還了相當於全部應退庚款的２／３。經雙方商定，這筆款項專
用於培養留美學生，規定自１９０９年起，每年選送一定數量的合格留學生赴美各大
學學習。為了保證留美學生的質量，決定於１９１１年創辦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班
。選拔優秀青年進行培訓。從１９１２年起的庚款留美學生主要都是這個班的畢業生
。在此之前的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１的三年中，前後公開招考錄取了１８０名庚款留美
學生，其中理、工各科學生占４／５。
從１９０９至１９２９年，清華學堂共送出留美學生２１屆，２０００餘人〔８
〕。其中有少部分不是清華的學生，經過考試選送的；另外還包括了前後送出的５３
名女生〔９〕。這批學生到美國後都可直接進入大學學習，有的還可作為插班生，進
入大學二、三年級學習。有相當數量的學生在美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他們大都於１
０年代、２０年代、３０年代陸續回國，相當部分到大學、研究機構或工礦企業工作
，為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在中國的生根、發芽、成長、結果，作出了重要貢獻。
１９２９年國立清華大學正式成立，庚款留美學生改為公開招考，不再限於清華
大學畢業生。作為清華基金的庚款部分仍然保留，不過從這時起改由中華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會代管〔１０〕。１９４９年前的清華大學由於經費充足，其校舍建築、儀器
設備和師資陣容，在國內均屬一流。清華原是一所國內外聞名的，文、理、法、工、
農各院皆備的綜合大學，其理工各系都很強。１９４９年以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遷往美國，清華經費則完全由政府撥款。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後，清華大學改
為多科性工業大學，其他院系，除留一部分基礎課教師力量外，都併入北京大學等其
他院校，加強了其他大學的教師力量。目前，該校又在注意逐步加強或重新建立理科
和文法學科的教學。
（二）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中國的科學技術工作
１９２４年，經過美國朝野的呼籲，退還了其餘的１／３庚款餘額。為此兩國商
定，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華基金會），專門從事這筆退款的經
營、管理和使用。這個董事會具有權威性，由１５人組成，１０名中國人，包括外交
和教育部門的官員，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的校長和學術界的名流，如丁文江、
翁文灝、任鴻雋、胡適、趙元任等。另5名為美國人,其中有從事銀行工業的專家，還
有熟悉中國教育和科學事業的，如顧臨（Roger S. Greene）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１１〕。
這筆退款的使用方針同第一次退款的集中使用不同。其原則目標定為“應用以（
一）發展科學知識及此項知識適合中國國情之應用，其道在增進技術教育、科學之研
究、實驗與表證，及科學教學法之訓練；（二）促進有永久性質之文化事業，如圖書
館之類”〔１２〕。
中華基金會成立時，正面臨國內政局不穩、軍閥混戰、各大學和科研單位經費匱
乏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華基金會採取了較分散而又有重點的支持一批單位，使
一批原來有研究力量又較有工作基礎的國立或私立大學和研究機構能較順利的開展工
作。同時還着眼於提高中學的理科教學水平。這些工作都取得較顯著的效果。其具體
執行情況如下：
（１）重點資助一批有基礎的大學理工科
北京大學自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任校長以來，着力革新教育，加強理科建設。由於
經費缺乏，步履艱難。中華基金會一經成立，就對北大進行重點資助。從１９２６年
起連續三年共補助北京大學物理系３萬元，用以增加儀器設備〔１３〕。從１９３２
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六年中，每年撥款２０萬元，建立特別研究基金，用於設立３５座
研究教席及添設圖書實驗室設備等。由於得到這筆資助，使教授對生活無後顧之憂，
能集中精力致力教學和研究。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前，此項撥款到期時，北大
面貌已煥然一新〔１４〕。
中華基金會還資助了一些其他大學，如：１９２６到１９３２年間，資助南開大
學自然科學教學和研究共１３．５萬元，資助中央大學物理系１．５萬元、化學系１
萬元、醫學院９萬元；對中央大學農學院改良和推廣稻麥及棉作的資助更多，每年３
．５萬元，連續六年以上；前後補助上海交通大學發展工業教育１４萬元；還資助了
復旦大學生物系、大同大學等多所學校的理工科。其中有的資助甚至長達１０年以上
〔１５〕。
（２）資助研究機構，促進移植來的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成長
在中華基金會的歷次報告中，都顯示了它對中國初創的一些研究機構進行了相當量的
資助。
地質調查所是中國建立起來的第一所近代科學研究機構，１９１６年建所後擁有
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一批可觀的研究力量。２０年代遇到經費困難時
，受到中華基金會較長期的資助。從１９２６到１９２９年的三個年度里共資助３．
５萬元，從１９３０年以後的三個年度里共資助１０萬元。這些數量可觀的資助，支
持了地質調查所卓有成效的工作，並開展了中國土壤學的調查研究，與此同時培養出
大量地質學研究骨幹。
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創建時，
年經費只有數百元。１９２３年得到少量政府資助和個人捐助，情況稍有改善。該所
的創始人秉志、胡先等一批研究人員艱苦奮鬥，在採集和分類標本方面作出了成績，
引起了中華基金會的注意。從１９２６年以後的三個年度里，每年資助１．５萬元。
從１９３０年以後的三個年度里，每年資助５萬元。生物研究所有效地使用這筆經費
，建築了研究樓，配備了實驗室，增加了出差考察費用，促進了該所的動、植物分類
學的研究和遺傳學的實驗研究，取得了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我國生物學的研究奠定
了基礎。受到該所人力支援的單位有北京靜生生物研究所（１９２９年成立）和中央
研究院有關生物學的研究機構等。
此外，中華基金會於１９２９年還補助了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５０萬元，用以資
助其物理、化學、工程研究機構的建築及設備費用。受中華基金會資助的還有其他研
究機構。
中華基金會不僅資助機構，還補助到科學家個人。１９２８年該會設科學研究補
助金，數量從５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不等，少數人甚至可以得到更高數量的補助。受
到這個補助金的學科有２２個，其中理、工、農、醫學科有１５個，接受補助金的個
人達４１５人。其中４６％在國內，３０％在美國，還有少數在其他歐美國家或日本
進行研究工作。１９４９年以後在中國大陸的知名科學家中，許多人都接受過該會的
資助。１９３０年中華基金會又設立了少數研究教授席，提供較高薪金，使他們安心
工作。
（３）為提高中等學校自然科學教學水平提供資助
中華基金會認為，大學科學教學水平的提高，直接受中學科學教育水平的牽制，
因此對提高中學教學水平給以特別的關注。為此，選擇了以培養中學師資為主要任務
的六所高等學校，即南京東南大學（即後來的中央大學）、武昌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瀋陽東北大學、廣東大學、成都高等師範學院等院校為重點，在物理學、化學、動
物學、植物學和教育心理學五個學科內，共設３５座科學教授席，每年每教授席可得
資助１萬元到３萬元不等，用以改進實驗教學設備和補助附設的實驗學校經費。使這
些學校能夠培養出合格的中學理科師資。中華基金會還資助這些學校與其他高等學校
合作，舉辦暑期“科學講習會”，以提高在職中學教師的自然科學水平。這種辦法在
２０年代中期很起作用。1928年以後，中等學校工作漸入正軌，才停止了這項資助。
〔１６〕
（４）大力資助中國的圖書館事業
今天的北京圖書館是在中華基金會全力支持下創辦和發展起來的。開始創辦時，
原名北海圖書館，中華基金會以每年２５萬元的經費提供租房和訂購外國自然科學方
面書刊。１９２９年與原北平政府辦的主要收藏中文書籍的圖書館合併，改稱北平圖
書館。１９３１年又提供了１１３７．４萬元建成具有中國風格的北京文津街館址〔
１７〕。中華基金會對北京圖書館的多年資助，使北京圖書館自然科學書刊系統而豐
富，為科研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資料。文津街館址在１９８７年紫竹院新館建成前為
研究工作者使用了５０多年。
在資助北京圖書館的同時，每年以１萬元資助設在武昌的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
由美國教會在１９２０年建立）。到１９３４年已有７２名畢業生，畢業前都到北京
圖書館實習〔１８〕。這所學校，在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學設立圖書館專修科以前，是
全國唯一堅持培養圖書館管理人才的專門學校。１９５２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進行調
整時，併入武漢大學，成為其圖書館學專修科，１９８０年以後改為圖書館學系。
中華基金會資助的範圍很廣，這裡不能一一列舉。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資助，因
不包括在本文主題之內，都未列入。
總之，中華基金會自成立以後的２０多年中，資助工作卓有成效，其經營管理經
費和選擇使用資助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４０年代，遭受戰爭的影響，加以貨幣貶
值，基金能力大減。１９４９年以後，基金會遷往美國，中斷了同大陸的聯繫，但同
台灣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仍有聯繫〔１９〕。
三、美國洛氏基金會創辦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影響
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全力資助的北京協和醫學院（１９１６年正式命名，英文
為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簡稱PUMC）曾是一所中國醫學科學水平最高的醫
學院，在國外也頗著稱。這是２０世紀初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父子同醫學教育家一起，經過醞釀和到中國實地調查後作出的決定。為此，洛氏基
金會於１９１４年專門成立了中華基金會。當了解到那時中國已有的大小約２０所醫
學院校的水平大都不高后，他們就計劃仿照當時美國最高水平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
學院，在中國北京建立一所高水平的醫學院。從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１年基本建成的
校舍，費用達２００多萬美元〔２０〕。
這所每年經費達６０－７０萬美元的醫學院從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３年共有畢業
生３１０人，先後聘請了國內外教授２００人，其中中國教授１０７人〔２１〕。為
了辦好醫預科，洛氏基金曾資助了燕京大學等十幾所大學。學生考入醫預科學習三年
後，經過挑選再進入協和醫學院學習五年。為了辦好為臨床教學所必需的附屬的協和
醫院，還特別設立了護士學校培養高水平的護士。在校工作的教師經過一定的年限，
有可能獲得到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進修的機會。
協和在教學、醫療和科研三個方面的高標準和嚴要求給過去曾經在協和學習和工
作過的醫生和教師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協和的書刊齊全、病案完整、設備先進
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協和從醫、教人員到學生孜孜不倦的學習和研究態度
、認真的醫療作風更是它的內在動力；這個集體長期創造出來的活躍而濃厚的學術氣
氛更使大家受益終身。
近３０年來，協和醫學院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關注，中外都出版了有關專著，集
中了大量資料，並作了分析研究〔２２〕，本文只作一簡單概括。
１．對我國醫學教育水平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儘管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近３０年中，協和畢業生只有３００多人，但由於質量高
而能量大,據美國Mary Bullock的統計，有７６人在１９４９年以後留在台灣、香港
和美國〔２３〕。按此推算，留在中國大陸的協和畢業生約有２００多人，在１９４
９年他們的年齡大約為３０至５０歲之間，正是精力旺盛的時期。除了留在協和的部
分外，他們中許多分布在全國許多大城市的醫學院中。通過他們，過去協和的優良傳
統多少都在起着作用。如：北京醫學院、天津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廣東醫學院、四
川醫學院等多所醫學院都有協和畢業生或曾在協和工作過的教師在任教。
至於協和醫學院本身的教學工作，在５０年代曾停止過招生，１９５９年曾一度
恢復過八年制的醫學教育制度，改名為“中國醫科大學”。六年之後，又被１９６６
年夏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給沖斷了。但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協和仍起着培養師資和
提高醫生醫療水平的作用。１９７９年才又恢復了八年制的醫學教育制度。至於協和
醫學院的名稱，則於１９８５年改定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英文名稱則仍沿用舊
名。
２．對發展我國的醫療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由於協和在醫療工作中有着重科學的傳統，醫生堅持對病人進行嚴格的檢驗，醫
生本人又多具有學識基礎寬廣和醫療經驗豐富的長處，使醫院的診斷和治療水平一般
都具有高水平。在過去，這是公認的。１９４９年以後，由協和支援或新建的醫院有
：解放軍總醫院（３０１醫院）、３０９醫院、阜外醫院（心血管病）、北京醫院、
北京腫瘤醫院、整形外科醫院等。由於受到協和傳統的影響，這些醫院的醫療水平都
是比較高的。
３．在醫學科學研究中起了骨幹作用
從２０年代中期以後，協和的研究成果倍出，不論臨床或基礎醫學研究都是我國
醫學科學研究的中心，所出版的刊物在國內外都受到重視。還應該指出的是協和基礎
各科的研究在２０、３０年代，幾乎同時也是中國實驗生物學研究的發源地，人才成
長很快。１９２７年創刊的《中國生理學雜誌》就是以這批力量為後盾。一直辦到１
９５２年。以後這個刊物分成生理、生化、解剖、藥理等等許多獨立的刊物。
這裡僅舉著名的“北京人”的發掘同協和解剖科的密切聯係為例，來表明協和研
究工作視野的寬廣。協和解剖科人類學教授步達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
加拿大籍）於１９２６年為他的瑞典同行直接從北京周口店地層中挖掘出的化石牙齒
作鑑定，命名為“中國猿人”的臼齒，即“北京人”。這一發現導致地質調查所同協
和解剖科共同組成“新生代研究室”，丁文江、翁文灝、步達生均為領導人，參加工
作的有包括楊鍾健、裴文中在內的中外學者八、九人，由洛氏基金會提供經費。該室
成立後，即在周口店發現過牙齒的地方開展了大規模的發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裴文中於１９２９年在這裡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就是其中重大的
成就。１９９０年中國古生物學家周明鎮認為這項工作是“十分成功的一個國際合作
範例”〔２４〕。
１９４９年以後，協和的研究工作同教學工作一樣，在曲折中前進，而其骨幹作
用則是十分明顯的，它不僅為解放軍醫學科學院輸送了大批研究骨幹，而且成為１９
５７年建立的醫學科學院的重要支柱。
四、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政府通過多種渠道選送青年赴美學習科學技術
１．政府通過教育部門公開選送青年留學美國
中國政府派青年赴美學習早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就開始了，由於種種原因，只辦
了三年就停止了。進入２０世紀，前面提到的庚款留學生是很有成效的。從２０年代
後期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前，政府對留學教育較為重視，對出國留學生要求
嚴格，學習專業以軍、工、理、醫各科為主，文法各科人數極少。１９３５年和１９
３６年每年送留學生都在千人以上。１９３７年以後，人數大減，每年不足百人〔２
５砞。其中留美學生的比例都較高。
１９４２年以後，當時政府為了戰後人才的需要，留學生的人數逐年上升。例如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１９４６年教育部公開招考公費留學生１２０名，其中４０名為
留美學生〔２６〕。
１９４３年政府公布“自費留學生派遣辦法”後，即舉行了第一次自費留學資格
考試，錄取了４００名。１９４６年進行了第二次考試，錄取了１２１６人〔２７〕
。這批自費留學生大都得到美國大學的資助赴美學習。
１９４９年以前，一些政府部門，如資源委員會、交通部、國防部、衛生部等都
派遣出國留學生。這其中去美國留學的比例很大。限於資料，僅選資源委員會為例，
作一些分析。
２．資源委員會選送大批科技人員赴美進修
３０年代成立的資源委員會是南京政府進行重工業建設，包括國防工業建設的領
導部門，同時也是一個實力機構，擁有１２１個總公司，近千個生產單位。從１９３
２年其前身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時僅有的３０名職員，發展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
放前的近３０萬人，其中４０％為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２８〕。
長期負責資源委員會的翁文灝和錢昌照等十分重視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培
養。早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就開始派遣在資源委員會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和
年輕有為的科技工作者到英、美、德等國學習或實習，專攻經濟學、電工、礦冶等，
人數不多。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了準備戰後的建設，資源委員會一面制定“戰
後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一面有計劃地先後派了七批、７８０餘人去美國進行技術
與管理工作的培訓。其中，從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７年送出的第一、三、四、五批的
５４８人，絕大多數都是資源委員會所屬的青年技術人員，學習兩年以上，多數入工
廠實習，少數轉入大學深造。１９４４年派出的第二批４０人，都是資源委員會各廠
礦的負責人，任務是考察美國有關的廠礦及其管理工作。第六批是為“揚子江三峽水
利發電計劃”而派出水電部門的技術人員５０人，赴美參加設計工作。第七批是為了
同美國威斯汀豪斯（G. Westinghouse, 1846-1914）
電氣公司技術合作，派中央電工器材廠的４０名技術人員赴美實習。這些人大部分陸
續回國參加經濟建設工作，少數留在美國。
五、留學生在１９４９年後中國大陸科學技術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
２０世紀前半葉，留美學生出國的渠道多，學習的學科多，受訓練的方式方法也
多樣，很難得到一個確切的統計總數字。估計在萬人以上，回國的占多數，留在大陸
的又占回國的多數。１９４９年以後，中美兩國之間隔離了２０多年，而美國過去長
期對中國科學技術的影響並未消失，其原因即在此。
為了能得到一些相對的量的概念，本文作者曾對五冊《中國科學家辭典》（山東
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列出的８７７名科學家（教授水平）作過一些統
計與分析〔２９〕。結果表明，這８７７名科學家（其中的６６０人在１９８８年仍
在世，占７５％）中，有６６２人有海外留學經歷，占８７７人的７５．５％。其中
留美學生３９３人，為留學總人數的５９％，居首位；留英學生次之，為９１人，占
１４％。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的留學生中學工科的人數很多，他們多在工業部門或廠
礦中，有不少人未被列入而未能統計在內。
在中國科學院的歷屆學部委員中，有留學經歷的科學家占的比例更高。１９５５
年第一屆的１７２名自然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中，有１５６人曾留學海外，為１７２
人的９０％；其中留美的為８７人，為１５６人的５６％，居首位。１９５７年第二
屆的１９１名學部委員中，１７４人有留學經歷，為１９１人的９１％；其中曾留學
美國的為１０１人，占１７４人的５８％，居首位。１９８１年第三屆學部委員增補
至４００人，其中的３４４人有留學經歷，占８６％；２０４人曾留學美國，占５９
．９％，仍居首位，而且所占比例較前為高〔３０〕。
上列數字表明，直到８０年代初，有留美經歷的科學家在大陸的科學工作中所占
的優勢。儘管在１９４９年以後，他們經歷了許多曲折，他們同大陸的許多非留美的
科學家一起，起着對中國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作用，對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經
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培養出一大批較年輕的科學家。
六、結束語
２０世紀前半葉美國科學能夠如此有效地傳入中國，是美國當時對中國政策執行
的結果。美國當時認為這樣做，既提高了中國的科學文明，又可以得到中國人民的友
誼。這一政策正好同中國當時要向歐美學習科學技術的政策相吻合，中國想使現代化
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生根發展，使中國逐漸變得較以前富強的目的達到了。美國的目的
也達到了。１９７２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後，隔絕了２０多年的中美科技交流
，幾乎毫無阻力地逐漸得到恢復，就是一個證明。８０年代，幾萬名中國人通過各種
渠道到美國求學又是一個證明。在弱國與強國之間的政策，如果對弱國有利，同時也
必定對強國有利，這是顯而易見的。在４０多年後的今天來評估過去，應當承認，這
是一個成功的政策。
注釋：
〔1〕《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2〕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２７頁
。
〔3〕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文史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
５－１２６頁。
〔4〕同〔３〕，第１３８－１３９頁，第１５７頁，第１５９－１６１頁。
〔5〕同〔２〕，第３３３－３３７頁。
〔6〕胡適：“今日教會教育之難關”，《胡適文存》，第三集，遠東書局，１９８
３年，第７３３頁。
〔7〕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生教育史料》，台灣國立編譯館，１９
８０年，第１３９頁。
〔8〕林子勛：《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台灣華岡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第
２７８頁。
〔9〕同〔７〕，第１０４５頁。
〔１０〕《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四次報告》，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印行，第６頁。
〔１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二十年簡述》，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印行，末頁
。
〔１２〕同〔１１〕，第２頁。
〔１３〕同〔１０〕，第２３頁。
〔１４〕同〔１１〕，第４頁。
〔１５〕同〔１１〕，全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次報告》，１９２９年３月
印行；同〔１３〕，全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五次報告》，１９３０年１２月
印行。
〔１６〕同〔１１〕，第４頁。
〔１７〕同〔１１〕，第６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次報告》，１９２９年３
月印行，第２３頁。
〔１８〕同〔１１〕，第６頁。
〔１９〕《顧維鈞回憶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整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６２－３６３頁。
〔２０〕鄧家棟主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史》，北京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第６－８頁。
〔２１〕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 Published by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Inc., 1970, pp.245-249, pp
.233-239.
〔２２〕《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王志均主編：《中國近代生理學六十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２３〕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22
.
〔２４〕周明鎮：“‘北京人’的發現與國際合作”，《人類學學報》，１９９０年
第９卷，第４期，第２７９－２９９頁。
〔２５〕〔２６〕同〔７〕，第２５６２頁，第１５６３頁。
〔２７〕同〔８〕，第５０３－５０４頁。
〔２８〕《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３，
１４５頁。
〔２９〕李佩珊：“１９４９年以後，歸國留學生在中國科學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自然辯證法通訊》，１９８９年，第四期，第２８頁表２。
〔３０〕同上，第３１頁表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