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里同學當年預測三峽蓄水之後10年，庫區淤積到重慶碼，這種危言聳聽的恐嚇早已成為世人皆知的笑話。 黃萬里也許是一個老科學的家，不學無術亂放炮。 當然也許黃萬里有真才實學， 那麼這麼愚蠢的預測說明黃萬里心懷叵測， 黃萬里是傻是壞大家慢慢討論。黃萬里不是傻就是壞的結論卻不容置疑。

黃萬里這個人很有意思，解放前給國民黨工作是鑑定的大型水利工程支持者， 解放後給共產黨工作基本上不再討論水利問題，而是每天用散文罵街，並且反對一切大型水利工程。 耽擱三峽修建就是如同殺人。長江地區平均每10年一次洪水， 解放前每次洪水死認都數萬到數十萬。 58和98年洪水軍民共同抗洪依然有3萬人遇難，  2012年洪水超過98年三峽樞紐消減洪峰一半以上，當年被淹了半座城市的武漢有驚無險。

黃萬里胡說八道涉及的淤積和航運問題已經大白於天下。 三峽水利工程對長江水生態的影響卻沒有幾個人明確研究。 實際上生態問題是一個涵蓋很廣的問題， 沒有辦法用窮舉法來證明好壞。 不像航運，長江因為三峽而變成黃金水道，每年運輸量激增早已超過最樂觀的估計， 這樣的數字簡單明了。 庫區淤積也是看一眼誰都清楚。 但是， 我們可以從幾個側面評估三峽對水生態環境的影響。

1. 三峽水利樞紐每年旱季向下游補水200億立方米。 因為農業用水和工業用水增加大量抽取地下水導致世界上很多河流旱季斷流，印度可以做樣板。 而水乃是水生態環境的根本， 旱季200億立方米的水對保持水生態環境的作用不可估量。 夏季江里沒水不僅僅是魚蝦無處生存的問題， 水流減少會導致農藥化肥濃度增加，水質也會變壞。這是簡單邏輯，不用數據誰都懂。

2. 三峽建成以後長江泥沙含量持續減少， 目前泥沙輸入量不到水庫建成之前的一半。 長江水文觀測資料齊全，並不難查找。 道理也很簡單。 因為三峽庫區移民100萬人。 這些人並非都居住在水庫淹沒區， 大部分都是貧困的農民， 在陡峭的山坡上耕種幾畝薄田維持生活，山高路窄扶貧成本極高。 最主要的是他們製造大量的水土流失。  水土面流失嚴重到肉眼可以看見石頭從地里長出來， 更不要說溝侵蝕觸目驚心了。  邊遠地區農民知識不足，使用農藥唯恐不夠，除草劑殺蟲劑都超劑量使用。

3. 庫區水面增加夏季水蒸氣含量增加可以降低夏季的溫度，增加區域降雨量， 我們常說的雷陣雨是夏季高溫當地蒸發的水蒸氣凝聚而成雨。 這一點沒法用數據觀察， 只能邏輯推斷。 三峽水面有沒有大到影響區域氣候的程度需要進一步研究。 三峽庫區移民之後退耕還林，樹木蒸發的水蒸氣也會改善當地氣候。 這個道理並不複雜， 夏天外出不戴帽子不帶傘走一圈就知道我說的是正確的。 但是， 三峽水面如果對氣候有影響，那一定是正面影響，存疑的是影響大小的問題。

最近幾年，隨着人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我國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長江三峽在社會上再度成為討論熱點，其中，《三峽大壩何去何從》、《三峽大壩終將炸掉》、《三峽欠一個向國人跪地謝罪的最後儀式》等一些嚴重違背歷史、違背科學的文章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給很多不明真相的讀者造成了極大誤導，因為按照這些文章的觀點，三峽工程不僅不是“造福今人、澤惠子孫”的“千秋偉業”，反而成了“決策輕率、遺禍無窮”的“千古之罪”。

歷史不能忘記，歷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社會各界如此關注三峽，那麼，“為什麼要修三峽、三峽工程是如何從設想變為現實、三峽工程的利弊究竟如何”等諸多原則性問題，必須尊重歷史、尊重科學，給予正本清源。為便於讀者更清楚了解三峽工程的前前後後和方方面面，筆者從四個角度指出關於三峽工程的不能淡忘、不能抹掉、不能篡改的重要史實和事實。

一、三峽工程是從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最早提出設想、到新中國成立後幾代中國人（包括歐美專家）接力攀登，歷經百年風雨周折而得以實現的宏偉工程。

1、孫中山早在1918年制定的《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就提出了建設三峽水閘、開發長江水電的設想。

“改良現存水路及運河”是“實業計劃”的第二大要務：“自宜昌而上，入峽行，約一百英里而達四川之低地……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分級壩堰，改善航道，壅流發電”。1924年孫中山在講解《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時，更具體提出了三峽水力開發問題：“像揚子江上游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從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可以發生三千萬匹馬力的電力，像這樣大的電力，比現在各國所發生的電力都要大得多。不但可以供給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製造大宗的肥料……”。

1919年，英國工程師波韋爾（Siaeny J.Powell）實地考察宜昌至重慶段的江流後，提出了便利航運兼籌水力的《揚子江三峽水電開發意見》：“重慶至宜昌河道總長643.72公里，兩地高差約157米，為世界各河所罕見。水勢自高而下成傾瀉之勢，共有江流湍急之處35所……舟行其中無輾轉避浪之餘地，船損事故時有發生。為便利航行，免除航運危險，兼及發電……平流時之水力，實較美洲著名尼亞加拉瀑布多30%”。民國18年，揚子江水道整治委員會工程師陳湛恩撰文指出：“波氏計劃實為整治長江上游之治本方法……依照總理實業計劃之四要則：一、最為有利之圖；二、三峽水道為四川人民唯一出路，為國民之所最需要；三、該地人煙稀少，抵抗力至少；四、建設水力電氣廠，地位適宜。以任何要則言，均有興辦之必要也”。

2、抗戰時期中美訂約共同開發三峽水力，世界著名壩工專家提出了兼顧發電、航運、防洪、灌溉等多目標開發的“薩凡奇計劃”。

1944年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對三峽地區進行了三年多實地考察，提出《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建議三峽水庫正常蓄水位200米，指出電力、灌溉、航運或防洪四大利益之任一項都足以保證三峽大壩的建造費用，並特別強調：“揚子江三峽為一傑作，關繫到中國前途至為重大，將鼓舞華中、華西一帶工業之長足進步，將有廣泛就業機會，提高人民生活之標準，將使中國轉弱為強。為中國計、為全球計，完成揚子江計劃實屬必要之圖也”。1945年中美簽訂《中美三峽工程設計合約》，約定三峽工程由美國代為設計、中國派員參加。然而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內戰，三峽工程因“財政危機、外匯困難”，奉命“暫停”。
1947年美國墾務局工程師福斯脫在致信中國同事時說：“偉大如三峽計劃，中國自不能久置不問，相信不久之將來，定有興工之一日”。 僅僅隔了兩個春秋，新中國誕生，為這一當時世界矚目的“偉大計劃”帶來了曙光。

3、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治理長江水害、開發長江水力資源極為重視，並成功付諸實踐。

他們多次親臨長江和三峽壩址視察，毛澤東主席《水調歌頭·游泳》的著名詩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即為三峽工程有感而發。
1954年特大洪災使人們更加認識到修建三峽大壩防禦洪水、確保長江中下游安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8年中央先後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北戴河會議上聽取長江三峽工程的規劃設計研究情況，通過了周恩來總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力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指出“從國家長遠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建設，要待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做出決定”，並批准修建丹江口水庫作為三峽工程的實戰準備。毛主席要求周總理親自抓三峽工程、每年至少過問4次。關於三峽工程設計施工各種重大問題的研究全面展開。即使在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周總理也未忘記三峽工程，1970年12月24日親自向毛主席寫報告建議在長江幹流上“修建葛洲壩工程，為三峽工程積累經驗”。60年代丹江口工程和70年代葛洲壩工程的成功實踐為三峽工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三峽工程建設又提到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1984年4月國務院批准“150米大壩方案”後，重慶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壩高方案對重慶港及其附近航道沒有改善，不能滿足航運要求，建議把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若滿足重慶這一要求，移民數量將從30萬猛升至100萬，移民工作負擔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卻步。1985年1月，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有關匯報後指出“三峽是特大的工程項目，要考慮長遠利益，我們應該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着手進行”。 因為有各種不同意見，1986國務院決定重新組論證三峽工程。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經全體代表表決，以67%的贊成票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決議》。

回首歷史，從1894年孫中山先生提出“水力以生電”等挽救民族危亡、定國安邦之道，到1994年三峽工程在宜昌中堡島正式開工，幾代中國人歷經整整一個世紀的艱辛探索和艱苦實踐，三峽才從理想變為現實。三峽工程來之不易，一部百年三峽史，正是近代中國強國史、奮鬥史的生動寫照。

二、為何歷經新舊社會變遷、不同信仰不同主張的國家領導人無一不高度重視三峽工程？因為“治國先治水”、“水利興則天下興”，三峽水庫是治理長江水患的關鍵性核心工程。

4、自古以來，長江流域的洪旱災害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尤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甚。

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流域面積占全國1/5，人口占1/3，經濟總量占40%以上，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長江哺育了中華民族，也帶來了無窮水患災難。從漢初到清末，長江共發生毀滅性洪水災害214次，平均十年一次。 20世紀洪災更加頻繁，1921、1931、1935、1949、1954、1981、1983、1991、1998年都發生了大規模洪災，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這些歷史尚未久遠，不能忘卻：

●1931年長江中下游淹沒耕地達5000萬畝，死亡14.5多萬人，受災人口3000多萬。1935年漢江干堤決口，一晚就淹死8萬多人。災情震驚中外，國民政府邀國內外專家研究如何建設水庫控制洪水。

●1954年特大洪災創歷史新紀錄，儘管1000多萬人在大堤上嚴防死守，並三次啟用荊江分洪工程才保證了荊江大堤的安全，但仍造成嚴重損害：受災人口1880萬，死亡3.3萬，淹沒耕地4700萬畝，武漢市1/3被淹沒，京廣鐵路100天未能正常通車。當年來華訪問的前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在武漢上空察看時頗感震驚，即表示同意給予幫助、安排蘇聯專家組來華協助編制長江流域規劃。

●1998年發生了僅次於1954年的大洪水，且持續時間長。儘管傾舉國之力抗洪搶險，受災嚴重的長江中下游五省仍造成1562人死亡、2000多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

長江流域的旱災也頻頻發生，1930、1934、1937、1941、1942、1959、1976年尤為嚴重，農業生產遭重創，人民生活之悲慘從電影《1942》可見一斑。正因江河水患使民生凋敝、經濟衰退，歷代執政者無一不把興水利、除水害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5、興建堤防和分蓄洪區都難以根治長江水患，必須修建控制性水庫，三峽正是地理條件得天獨厚的"樞紐"所在。

長江上游2/3是山區，中下游以平原為主。“萬里長江險在荊江”，即湖北枝城到湖南岳陽城陵磯的全長360公里的一段，因地勢平坦洪水宣泄不暢，上游洪水又常與湘水、資水、沅水等相遇，荊江大堤洪水位常高出堤內10多米，明清史料記載潰堤事故平均10年一次，後果極嚴重。

通過總結歷史上長江中下游的各類防洪措施發現，儘管興建堤防和分蓄洪區也有重要作用，但只能“治標”而無法“治本”：要達到能抵禦1954年大洪水的水平，荊江大堤須普遍加高2～3.5米，不僅難實現、不經濟，且堤防越高潛在的危險也越大；分蓄洪區也只是防止自然潰堤決口而“兩害相權取其輕”之舉，在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平原地區已越來越困難。1998年抗洪搶險之艱難即是例證。

要從根本上解決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必須有控制性主體工程，三峽正處於長江上游來水進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三峽水庫的巨大庫容“對上可以調蓄，對下可以補償”，不但對防洪有顯著作用，而且有巨大的綜合效益。正如解放前“薩凡奇計劃”所強調的“長江三峽是關繫到中國前途的至為重大的一個傑作”。1958年國務院通過《長江流域規劃要點》，確立了三峽工程在長江流域規劃中的主體地位。

6、三峽工程以防洪為第一要務，以三峽為核心的長江流域規劃綜合考慮了防洪、發電、航運、供水的協調。

作為治理長江的綱領性文件，《長江流域規劃要點》根據流域治理開發任務提出了5大計劃：以防洪、發電為主的水利樞紐工程計劃，以灌溉、水土保持為主的平原湖泊區水利計劃，以防洪、除澇為主的地區綜合利用計劃，以航運為主的河道整治和南北運河計劃，以及同相鄰流域有關的飲水計劃，並按周恩來總理“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要求，在規劃中特別考慮了遠近景、干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工程、發用電等七種關係的科學協調。三峽工程作為長江流域規劃的核心和主體，不僅不是某些文章所說的“為獲取巨大發電效益而罔顧其他”，事實恰恰相反：三峽工程正是為了防洪、航運、供水等社會責任而捨棄了能獲取最大發電效益的方案；如果純粹為了追求發電效益，根本不必建設三峽水庫，改建一系列梯級電站會更經濟。

非常值得一提的一個史料是：蘇聯專家組來華幫助編制長江流域規劃，對長江上游進行勘查後，中蘇專家對治江主體工程的壩址選擇存在分歧：蘇聯專家組長主張“選擇重慶上游40公里的貓兒峽，以獲得最大的水能開發利用”，而中方專家則認為“長江中下游防洪是治江首要任務，三峽壩址應列為首選”。周恩來總理為此特別召開會議，親自聽取專家組的不同方案比較，拍板"長江中下游防洪緊迫重要，三峽暴雨區是上游其他樞紐所無法控制的"。

三、三峽工程是在深入詳實的水文、地質等勘測規劃設計基礎上，經過數十年的嚴密論證、充分試驗後付諸實踐的，泥沙淤積、戰爭防護、地質災害等重大問題均在充分考慮之中。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三峽工程從構想的提出，到規劃、設計、論證及建設過程中，各種質疑聲音一直存在。中央一直秉持“通過科學爭鳴實現科學決策”原則，為重大工程項目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做出了典範。三峽竣工典禮上，一位老科學家曾說“感謝那些提反對意見的人，正是不同意見的長期交鋒，才使三峽工程方案不斷優化和完善”。

7、水庫壽命：“長江三峽”不是“黃河三門峽”的再版，三峽水庫可長期使用。

黃河三門峽水庫建成不久即出現水庫泥沙問題，廣受社會輿論責難，爾後工程進行改建。有人提出長江三峽也會有同樣嚴重問題，甚至斷言“長江會變成黃河、三峽水庫會變成泥庫、重慶會成為死港、長江會斷航”從而認為“三峽工程不可建”。

早在1959年，“水庫調度和泥沙淤積”就被列為三峽工程的17個重大科技問題之一。其實，長江的水沙關係與黃河截然不同：三峽年來水量高達4500億立方米（是三門峽的15倍），而泥沙量卻僅約5億噸（不到三門峽的1/3）。根據泥沙集中在汛期輸移的特點，只要在調度上堅持汛期降低水庫水位泄洪排沙，就能夠保留有效庫容長期使用。這在丹江口水庫近50年實踐中已得到充分證明，三峽竣工後的實測資料也證明比設計預期還要好。三峽水庫自2003年蓄水以來，多年平均泥沙量為2.18億立方米，僅為建成前多年平均值的48%。這一是得益於長江中上游退耕還林、水土保持等一系列環保措施，二是得益於2012、2013年建成的上游向家壩、溪洛渡兩大水電站，即使有“卵石”，也不會流入三峽水庫。

8、工程防護：採用“最抗炸”的壩型設計，充分考慮了化爆、核爆攻擊的最嚴重後果。

“抵禦軍事打擊、防止恐怖分子破壞”是三峽大壩從設計之初就提上日程的重要安全因素，即絕不能讓三峽大壩成為國防安全的軟肋！1958年周恩來總理就指示解放軍總參謀部負責三峽大壩的工程防護研究，從1959～1988年的30年裡，軍方和工程部門針對化爆命中和核爆命中、滿庫時1000米和400米全線潰壩、建築物強化結構設計等做了大量模型試驗，確定了可行方案。三峽大壩採用“最抗炸”的混凝土重力壩（三角形大斷面，壩有多高壩底就有多寬），即使防不勝防發生了最嚴重的情況——核彈直接命中大壩，其後果也只是把大壩炸出一個百米寬的缺口，而不會發生垮壩、潰壩的毀滅性災害。

9、地質災害：世界地質構造學權威、奧地利專家繆勒指出“上帝給了中國人一個極好壩址”。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三峽工程地質勘測就對不同地形、地質、壩區、壩段做深入研究比選，積累了翔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三峽壩址正處於一個非常好的完整花崗岩基礎上，地質構造是西翼在重慶、東翼在湖北的大背斜，屬於最古老的地質年代，是地質最穩定地區。對最靠近它的斷層的長期觀測結果是1840次地震，最大震級未超過四級，只有一次大到三級。地質地震勘測研究結果表明，三峽水庫最高震級不會超過5.1級。 

三峽工程專門設立了地震台網以監測建壩前後的地震活動。實測資料表明，三峽蓄水後共發生地質災害378起，主要是滑坡崩塌，是蓄水初期水位波動導致的新庫岸的再造穩定過程，即蓄水只是將庫岸附近潛在的滑坡體都釋放出來，而非“製造或增加”了滑坡災害。在三峽建壩以前，地質勘測研究早就注意到了秭歸新灘、雲陽雞扒子等古滑坡體的存在，雖然總體積很大，但整體蠕動下滑速度很慢，每年約幾厘米，幾百年發生一次較大規模坍塌，滑到水庫數量一般幾十萬立方米。三峽建壩後水位提高了100多米，不會影響航運和大壩安全。三峽水庫也不會發生廣東新豐江水庫那樣的“誘發地震”，因為地震的根本原因並非蓄水，而是新豐江水庫正處於東江大斷裂上。

四、實踐證明：三峽工程發揮出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但是，要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僅靠一個三峽工程並不能“包攬一切”，還需建設更多的控制性水庫工程。

10、防洪效益：使江漢平原最薄弱的荊江河段防洪標準由原來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三峽工程第一要務是防洪，水庫正常高水位175米時，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能有效攔蓄宜昌以上的洪水。三峽水庫已數十次進行防洪調度、成功攔洪錯峰，多次經受了比1998年更大規模洪水的考驗，比如2012年7月24日把最大洪峰流量從71200立方米/秒削減到45800立方米/秒，當晚武漢市民在江灘閒庭信步，與1998年如天壤之別。三峽工程對保障荊江河段安全、使廣褒富饒的江漢平原和沿岸1500萬人遠離洪水威脅發揮了重大作用。

11、航運效益：三峽工程使“自古川江不夜航”成為歷史，真正成為“黃金水道”。

三峽水庫蓄水前，川江航道不少江段還需人力拉縴，且擱淺、觸礁、翻船等事故多發，過川江就如同過“鬼門關”。三峽蓄水後，重慶至宜昌660餘公里的航道和長江中下游枯水季節的航運條件大大改善，萬噸級船隊可由武漢直達重慶，年單向通過能力由1000萬噸級提高到5000萬噸級，大型客輪可晝夜雙向航行，每千噸公里油耗下降60%以上，單位運輸成本下降約40%，年均事故數量下降72%。2014年三峽船閘貨運量達到歷史最高值1.09億噸，是三峽蓄水前該河段年最高貨運量1800萬噸的6倍。

12、發電效益：三峽水電是世界上最大的節能減排工程，是穩定全國電網的支撐電源。

三峽電站總裝機容量2240萬千瓦，在來水量正常的情況下，每年可提供近1000億千瓦時的清潔電能，可替代5000萬噸的燃煤、約減排1億噸二氧化碳和150萬噸二氧化硫，是應對氣候變化、治理環境污染當之無愧的“清潔能源主力軍”，也是我國西電東送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上海、廣東等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三峽樞紐使東西各1500公里、南北各1100公里範圍內的全國電網連為一體，對穩定全國電網發揮了重要作用。

13、供水和補水效益：“枯水期補水”和“特枯年抗旱”，是我國最大的淡水資源儲備庫。

我國人均水資源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三峽上游年均來水4500億立方米，水庫蓄水量393億立方米，是我國最重要的淡水資源儲備庫，每年都為長江中下游補水200多億立方米以上，大大改善了枯水期尤其是特大旱情情況下長江中下游生產、生活、生態用水和通航條件。截至2014年三峽累計補水量1150億立方米，相當於北京市44年的用水總量或2.5億人一年的用水總量。2014年2月三峽啟動了建庫以來首次"壓咸潮"應急調度，有效應對了上海長江口水源地的咸潮入侵。

14、生態環境效益：三峽寶貴的淡水資源是沿江區域的重要生態屏障。

對大壩生態環境影響的關注源自葛洲壩工程修建時的救魚之爭，特別是中華鱘。雖然以保護人為目的的防洪是第一要務，但對珍稀魚種、珍稀樹種、名勝古蹟的保護均在三峽的考慮之中。實踐證明，依靠科技進步並非不能解決人和魚、人和樹的矛盾，葛洲壩中華鱘人工繁殖場的成功實踐就是最好例證。相反，人們應該認真思考的是，假如沒有三峽的淡水資源儲備緩解長江中下游的嚴重旱情，中華鱘這樣的珍貴物種是否還能繁衍存活下去。三峽工程專門建立了生態環境跟蹤監測系統，長江流域四大家魚——青草鰱鱅的生長環境也並未因為大壩的修建而破壞。此外，三峽庫區森林覆蓋率比工程上馬前提高了11.8%，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萬平方公里，治理地質災害617處等等。

結語

水利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國的水利建設還任重道遠。

筆者陳述上述史實和事實，並不意味着“三峽工程已完美無缺”，而是希望社會對三峽的關注能尊重歷史事實、回歸科學理性。三峽工程固然在技術上、管理上還有很多有待完善之處，但對其利弊的分析必須抓本質、抓主流，應該“以人為本”。正如80年代小平同志在深入了解了三峽巨大爭議後所言：“上有政治問題，不上政治問題更大，民生就是政治，防洪就是政治”。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三峽工程已在各方面發揮巨大作用，但必須清醒地看到，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僅靠一個三峽工程並不能“萬事大吉”，尤其是近十幾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各方面需求早已超出了三峽規劃論證時的情況（比如對2030年全國電力需求和長江航運需求的預測早在本世紀初就已突破）。雖然我國水庫數量位居世界第一，但99%是庫容不大的中小型水庫（其中還有很多技術落後的老舊水庫），抵禦洪旱災害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相差甚遠：我國人均庫容水平僅為發達國家平均值的21%；表示一個國家水庫蓄水能力與河流徑流量之比的庫容係數，歐洲國家為0.9以上，美國為0.6，而我國目前不足0.3。所以，同樣的洪水在歐美國家可以被貯存在水庫里、成為枯水季節寶貴的水資源，而在我國就得疲於奔命地排到海里，稍有不慎就會造成洪澇災害。要改變這一現狀，亟需建設更多像三峽這樣的控制性水利樞紐工程。今年南方汛情的嚴重形勢及江西鄱陽縣河堤潰口事故再次證明了這一緊迫性。而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是，我們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當長江中下游的洪旱災害不再像三峽蓄水前那麼頻繁、那麼嚴重的時候，就忘了三峽工程修建的根本目的，而因為“尚搞不清是否確實存在的某種魚”、“某個歷史景觀的消失”、“沒有科學根據的猜想和推斷”等徹底否定三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