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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中國,正義力量與邪惡力量的搏弈!
送交者: 理解與尊重_518 2020年01月03日08:52:08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唐付民

兩月前我曾發文“革命戰爭:友、朋、他”,提示中國政治轉型是一場“革命戰役”。在這場重大的歷史性戰爭中需要“戰友、朋友、同志”的充分合作。然而,中國海外民運三十年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自然不利於中國政治的轉型。近日聞得一些充滿希望的新生“反共力量”似乎也存在分歧,為此,喚起我進一步發表相關意見的衝動!

我認為,在現實社會群體活動的事務中,通常存在三類人群參與博弈:支持、反對、中性。自然,它們三者常常是處於“動態”量性變化中。如果要成就重大事務,失去“中性”力量的支持常常會面臨失敗。因為只有依靠和改變了“中性”力量,才能形成“優勢力量”!但是,能夠有效的依靠和改變“中性”力量,離不了超常的智慧與過人的氣量!超常智慧乃是“視透人情”,過人氣量則是“寬容試錯”!

在“革命戰爭:友、朋、他”一文中,我提示中共的成功是中共高層容忍了毛澤東的“獨裁與腐化”。今天,我想換個角度(層級)來揭示“毛獨裁”成功的另一項重要原因。我認為,毛澤東能夠充分利用和玩弄“階級鬥爭”是他成功“獨裁一生”的智慧。大家知道,毛澤東自接管中共主政至他去逝都在不斷的利用和玩弄“階級鬥爭”。他在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創建了一套有利於自己的政治理念(理論),基本工具是“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他依靠“階級鬥爭為綱”,在充分利用“民眾情緒”排除了“司法獨立和輿論自由”監督和限制的條件下,藉助“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作為自己任意左右“敵我力量”的砝碼。明確講,對於有利於強化自己權利的“階級敵人”他可以轉化成“人民內部矛盾”,有可能弱化自己權利的“人民內部矛盾”他又可以升化為“敵我矛盾”!

我們知道,毛中共一直玩弄的“政協統戰”,便是充分利用“中性力量”來保障“專治極權”的成功標籤!然而我們見到,海外華人的各個“反共力量”最大的缺陷便是不善於依靠和利用“中間力量”。毫無疑問,僅僅依靠“中堅力量”是缺乏“物理思維”的,是會大大降低成功效率的!我希望所有積極參與“反共、滅共”的人士(尤其是領袖人物)應當明白,能夠儘量團結“中間力量”,才是最終完成“滅共”使命的決定因素!輕易將“朋友變成敵人”是極不明智的,只有善於把“敵人變為戰友”,將“中間力量化為中堅力量”才是值得讚賞的!

推動中國實現法治民主政治轉型,是一件極其艱巨的任務。我們不應太輕信只是依靠一種“單純的中堅力量”就能順利完成,儘管我們對于堅定的“中堅力量”抱着十足的信心與信任!提請戰友,認真借鑑歷史上(甚至敵人)的“成功經驗”及合符情理的邏輯原理,是會增強致勝希望的,也是可以提升駕馭宏大事務智慧的有效途徑。儘量擴大戰友的群體便是在削弱敵人的力量。相反,輕易將“中間力量”推出戰壕,豈不是形成壯大敵人的力量?

我認為,中國的政治轉型需要依據“中國特色”去設計“未來”!海外華人反共團體不易結成“整體”,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現代先進文明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公正透明”,它須要“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去保障!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顯然不符合,原因是中共的“一黨專政”在阻礙!很明顯,許多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的人士都希望參照美國的“兩黨與直選”方式。然而我認為,它會嚴重脫離中國的特殊性,也會產生不利後果!因為美國是高度開放的移民國家,並且具有濃厚的“基督精神”(文化)。我覺的基督精神包含了支持“個性發展與公義包容”,前者適合支持汲收各類移民的精英爭雄,後者又能夠調節社會差距(分歧)。然而,中國是大型的多民族國家,其傳統的“中心”(漢族)文化根基是“儒家文化”。它的“忍讓慈善”與基督精神中的“公義良善”相近,但缺“爭鬥精神”!

中共在中國推行了七十年的“共產欺詐文化”,不僅未能培育出民眾的“民主競爭意識”,還將儒教文化的“忍讓慈善”消磨待盡!我們知道,“毛共產”時期推行全民參與“階級鬥爭”。經歷近三十年不間斷的“人人鬥爭”後,除消失了無數生命便是保障了“毛獨裁”的統治,而倖存下來的所有參加者全都成了“衣不避體”!轉入“鄧共產”時期,推行全民“拱經濟”。又經歷三十年後,中國被“拱”成了第二大經濟強國。然而,民眾發現在中共管治之下,永遠無法拱穿“雙軌制”!建立在“雙軌制”之上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始終只會讓“共產權貴”富裕,還會搭上“不公正與不透明”(司法和言論專治)!

我認為,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基督精神”培育出“競爭與公義”為主體的社會意識,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培養出以“仁慈忍讓”的主流群體。然而,“共產主義”卻在眼下的中國培養出一批為“共產奉獻”和另一批用“共產欺詐”相結合的社會主體,前者是為“他人(集體、國家)”犧牲的傻子,後者則是借“共產權力”侵占“他人(集體、國家)”利益的能人。而不願成為“共產傻子”或者“共產能人”的人群無疑只能被“共產文化”邊緣化!總之,“共產文化”培育的社會主流,在“封閉式”狀態下產生大量“傻子”,在“開放式”環境中則培養着大量侵占“別人、集體、國家”便宜(利益),且相互不信任(猜疑)的“主流價值觀”!

“毛共產”的階級鬥爭讓民眾領略了“愚民與貧困”,“鄧共產”的經濟發展使民眾領受了“欺詐與冷漠”。它們都從根基上嚴重破壞了中國民眾之間的“社會信任”,即用“國家名義”欺詐無疑是“毀滅性的”!現今的中國社會民眾很難有廣泛的社會誠信與信任,通常只能在各自相對狹小的“直親”中建立信任。這種社會基礎至少需要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修補,如果貿然轉入全面的“公平競爭”環境自然會“水土不服”!我想,也許海外反共華人難以結合成牢固的同盟,與中共七十年來一直在破壞民眾間的“信任度”存在直接關聯。中共從根基上已經破壞了“社會誠信”,不僅壓縮了“社會良善”的伸展,反而升級了對“社會公義”的質疑(懷疑和斥責)!這是極其可悲的且是不易被修正的現實,我之所以能夠發表此文,是不希望這種狀態持續下去!

我堅信,在推進中國法治政治改革中我們所有人都是需要學習的,中國是具有多項特殊性的社會。人類沒有現成的完全相同的“成功範本”,只有貼近(認清)中華民族的具體情況才能建造出既利於中國人民,也有益於世界人民的社會秩序。我想,它應該是“獨特的、先進的、全新的”!

我不知曉是否有出版商“膽敢”出版我的《文集》,但我後期的主要精力應該會轉入創建《多因邏輯學》。因為人們需要藉助完全的“工具”,用自己的大腦去了解世界。希望有人關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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