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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到西北当教师的美国人丁大卫(zt)
送交者: 芨芨草 2020年01月09日22:31:2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那个到西北当教师的美国人丁大卫(zt)

 

18年前《实话实说》的节目中,崔永元曝光了一个美国人,他就是被人称呼为中国最朴实的“外教”、“美国的活雷锋”的丁大卫。

很多人还记得那次的感动:重要的不是他是哪国人,而是在这个物欲社会安于清贫、坚守自己做人的良心、坚守自己理想的精神。

01.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回到2000年《实话实说》的现场,丁大卫不是一个能侃的人,机智的崔永元是这样“套”丁大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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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卫,你去大学应聘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所以来你校应聘大学教师?’”没想到丁大卫这样回答:“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多观众会心地笑了。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大卫去问别人,1200元在兰州是不是很高了?别人说,是算高了。于是,大卫主动找到学校,让人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不让,说: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学校给他每月950元。

崔永元问:“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大卫说:“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观众中有不少人“哇”地一声发出惊叹。有人灵魂受到触动了,而这种触动是我们的教科书和父母的教化所达不到的。而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以下一幕:

别出心裁的编导在做这一期节目时,让丁大卫带来了他所有的家当:一只我们平常出门旅游背的那种大而“内容”丰富的帆布袋。这便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生存5年积累下的财富。崔永元让丁大卫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家当,大卫的脸红了一下,打开了他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

1、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他戴着向人展示时,可以看见他眼里的骄傲。

2、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

3、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大卫从包里掏出时,相框面上的玻璃被压碎了,大卫心痛地连呼了几声可惜(节目尾声时,节目组的人把一个赶着去买来的相框送给了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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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那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40年了。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因为它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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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双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那甚至不是一双品牌球鞋,大卫将它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让崔永元碰一下,他说:“这鞋很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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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几件以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随身带着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美国青年丁大卫将一面中国国旗打开,向现场的观众展示时,偌大的演播厅里鸦雀无声,现场响起了《我的祖国》的旋律。

崔永元问大卫:你怎么会时时将五星红旗带在身边?丁大卫说: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当崔永元问丁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丁大卫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们中央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

这样的回答让人不得不惊叹,教育,真是关乎灵魂的,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分得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私欲。这是一种品格,不仅体现在为人态度和小事上,更体现在人生的选择上。

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他幽默地说:“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雷锋!”丁大卫想了想,他说:雷锋很普通,雷锋只是凭着良心为人民服务,我有两只手,我有力量,我有间,我有能力,我就可以帮助别人了,不是雷锋,也不是美国教育,凭良心做事就是最普通的道理,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并做到。我父母也是那样教育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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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大卫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用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作业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5次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上课问问题,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他也承认。

有一次,丁大卫想和另外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讨论讨论学生的情况。“那个×××,我觉得他表达能力还不错,可是语法方面总是犯错,你认为呢?”对方茫然,“谁?哪个班的?”“就是你带的那个班嘛。”“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点不相信。“嗯。”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3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如果赶上这星期3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换另一个班。“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3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03.

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他成了人们崇拜的英雄,各种邀请铺天盖地袭来,可我们却很难在电视上再看到他。

因为他没有去星光熠熠的舞台捞金,更没有去薪水更高,环境更好的学校。而是去了一个被评为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极端艰苦,令当地人绝望的甘肃省东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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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于是,他来到了这里。他想为中国教育出力,雪中送炭,他一直坚信,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自从他去了东乡任教后,再也不领一分钱工资了。他用自己不多的积蓄,过着这样的生活:家仅仅13平方米,没有暖气、电视、没有洗衣机、抽水马桶,平时吃饭以不饿死为标准,身高193的他,睡在小小的床上,大脚的他,买不到48码的袜子和鞋子,到了冬天,海拔2600米的东乡冷到渗人,被子盖不住脚,他只能盖两条被子,他只能咬牙忍受,他笑着说这样也好,脚臭鼻子闻不到了。

生活苦点倒没什么,最让他苦恼的是,他那张外国人的脸,让他总是遭受人们异样的目光,也让他遭遇了许多不公的事情。外出坐汽车时,经常会被司机,以高出票价一倍的价钱要价,他说自己是穷人,是乡村教师,可怎么解释别人也不信。

尽管如此他却始终没有逃离东乡,仍然穿着一双破旧的烂鞋,为东乡教育事业四处奔波:他会为学校不合理的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会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会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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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丁大卫,你说说,你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丁大卫和他逗:“东乡好啊。”小伙子不明白了:“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记者曾经问丁大卫:“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 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记者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女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门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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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教书之余大卫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巡查”。他不是教育局官员,但他特别喜欢“巡查”。每次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于是他开始挨家挨户走访。这里的家长不重视教育,女孩子几乎不上学,所以做动员工作特别难,大卫经常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还无动于衷。一次说不动,就两次,两次说不动,就三次,很多家长抵不住大卫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让孩子上学了。

东乡小学生们都喜欢他这个“巨人”,他也将学生们视为珍宝,就连口头禅都是:“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结果是甜的,衷肠不负,初心不改。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如今穷困的东乡县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慢慢通水通电,还相继新建了11所学校。

他还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说普通话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记者。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3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6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记者觉得不可思议。他非常熟悉中国的列车时刻表,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耐心写信给捐款的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花,为什么要带那群老师到大城市去,收获了哪些成果,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记者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兰州。麻烦也就开始了。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得先付一笔保管费给车站。当时东乡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没人看管,什么东西都丢过。没办法,丁大卫只得先把装在两个小集装箱里的6台电脑寄存在兰州的朋友家里。

他要乘每次去兰州的机会,找网吧打听人家有没有要淘汰的旧桌椅。当时祈牙小学刚建好不久,连电都还没有通。其他两所学校,电压不足,经常停电,必须得配稳压器,插座也要新买。这里经常刮风,灰尘很大,还要记得去买布料把电脑罩起来。

10月份,对方公司来电话,问丁大卫能不能拍几张学生们用电脑的照片寄去。丁大卫很不好意思,说电脑还没用上呢。对方很不满意,对他说:“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下这个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租了车,把电脑和配齐的桌椅都运到了东乡。3台放在马场学校,两台放在包岭,1台放在祈牙。

电脑桌椅运来的时候都拆散了,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起来。老师们从来没用过电脑,连开机都不会,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去教。

这几所学校都没有电话,上网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卫想,找一些小的学习软件,让老师学生们练练打字也好。

问题是,6台电脑里有两台没有Windows,还是Dos系统。1996年的机型,只有软驱没有光驱。他找别人要来的一堆光盘什么用也没有。

后来,丁大卫算了算,为了这几台电脑,前前后后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费的功夫就没法算了。

还有一次,有个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卫告诉对方,这笔钱他打算用来给包岭学校买水管,把自来水引到学校。对方要求出据打印的发票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加盖公章。

“我们这里是乡下,很多事,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么办呢,麻烦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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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记者问:“你还会这首歌?”

“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记者问“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他说得很肯定,“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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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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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卫在东乡的住所

经过他的努力,东乡县终于通水通电,还相继新建了11所学校,当地教师在他的组织下,还能每年都到北京、广东接受培训。

他还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说普通话。

学生们都喜欢他这个“巨人”,他也将学生们视为珍宝,就连口头禅都是:“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他对另一半的要求是:愿意过他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可这要求对许多女孩来说太难接受了,他也为此做好了单身一辈子的准备。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36岁时的他在中国遇到了真爱,来自美国的女孩中文名叫韩诗蝶,是青海民族学院的外教。他们在教堂做礼拜认识,有相同虔诚的信仰和价值观,她愿意为他放弃事业到东乡生活,于是2005年他们举行中式婚礼,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上天总是会眷顾有趣的灵魂,可贵的灵魂吸引同样可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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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蝶没有工作,就是每天跟着丁大卫为东乡奔走,两个人领一份工资,起初500元,后来涨到了700多,韩诗蝶还说:多了200多,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鲁豫采访时问到他们生孩子的计划,丁大卫说:我们现在快40了,不太好生,只能祷告主,让我们一次生一对双胞胎男孩,因为听说中国女孩比较好领养,我们希望养育四个孩子,领养两个中国女孩。

如今,50岁的他,已经在中国整整待了24年,生活却始终清贫,犹如“苦行僧”,他还奔跑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努力期待着东乡教育事业真正发展起来,然后他会在中国,再选择一个更贫困的地方去当老师,因为他的信念就是:教育要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他说:他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或许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美国梦,而美国人丁大卫却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选择来中国贫困偏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做了我们很多中国人应该做却没有勇气做的事。或许他比我们更早思考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值得追寻的事,人要有使命地活着才不会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人要真知道自己是谁才不会努力向世人证明自己是谁,灵魂足够丰盈的人才不用追求生活外在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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