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統分治”是抗禦武漢新冠病毒的最佳方案

                                                                     唐付民

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中共當局採取了三種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壓制疫情保障“春慶”（春節年慶）。二是力控疫情壓制經濟（限制自由）。三是力保經濟抑制疫情（隱形操控）。毫無疑問，第一項是嚴重錯誤的，也是導致病毒全球蔓延的根源。第二階段“一刀切”的武漢封城和全國嚴厲限行，有效降低了病毒的全國爆發。但是，除了導致全國民眾的“盛節”被剝奪和犧牲自由與享樂，更熄滅了經濟。第三方式（階段）因病情的隱藏性與持續性，讓中共政府倍感威脅。若要力保經濟只能壓制疫情，似乎成為政府的不二選擇！

中共的制度優勢是可以“嚴控輿論與強力行政”，這不只是它可以順利實現“封城、禁行”的特色，也是可以順利轉向“零增長與穩經濟”的特長！對於中國如何快速實現病例的“零增長”，限於它的“輿論嚴控”特色，我們只能從一些隱形通道（如推特、微信）竊得“零星消息”。一一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疑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根據零星消息與合理推測，中共政府為了力保經濟，只能採用“禁確診”來保障“零增長”。同時，實行“嚴格監控和分化治理”。即嚴密監控不同人群的行動和疫情。以及將一定地域出現（或存在）的個別或少數輕症及可疑人員進行“強制隔離”。而將重症人員和人群集中於“專門治理處”，在沒有有效藥物和技術治療的情況下，只能是象徵性治療和“自生自滅”！這裡的推測無疑是符合現實“中國特色”制度邏輯的，中國在未能真正實現“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之前，這裡的推測及此次病毒的來源，中共政府始終無法自證清白（即使“慣騙”偶爾說了真話也難以獲得信任）！換言，在未能奪下中共政府的“筆桿子和刀把子”之前，人類始終難以找到真相！

我想，上述內容大概就是當下中共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中國優勢或者中國經驗”吧！對此，我個認為，上述“中國經驗”應該可以為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定的“成功經驗”。經驗一，是不要輕信中共政府“零增長”的表面文章，但可以重視它的“保經濟”觀點。經驗二，是不可能接受它的“禁確診與弱治療”，但應該借鑑它的“強監測與分化治”方案！

西方民主國家，無法操控輿論也無法輕視人權。但是，可以儘量避免過度恐慌與過度治理。減少過度恐慌的方式是由政府和醫療專家制定出“民眾防護細則”（非守則），如勤洗手、配防護、少社交、淨環境、強體健、適預防、多配合、善體諒。減少過度治理的方式是加強“實時監控、應急處置、分類對待”。有必要刪減不必要的檢測和治療，應當把醫療資源用在刀刃上。另外，政府應該與醫療專家和經貿專家合作制定出“防範病毒與穩定經濟”的中長期“平衡”規劃。如果在不太短的時間內不能出現有效治療病毒的技術與結果，過度的限制經濟活動，必定得不償失。為此，理性的汲取中共政府的“正負”教訓非常必要！

過度治理不僅會消耗有限資源還會加重民眾恐慌！能否實現有效防控、適度治理、平衡經濟、不犯人權，既會考驗民主政府官員和相關專家的能力，也在檢驗人類的智慧！中共的“成功經驗”、伊朗、意大利等國家的失敗教訓，台灣與香港相對合理的管控。都從不同角度提供了充分的“資源”，“及時重視和方法適當”無疑是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途徑！政府和相關專家們的“全局性定力”，是決定民主制社會輸送給全體公民的信心與希望！

本文主張的“系統分治”，是指應該設定出針對特定事物進行相關要素的“整體化平衡治理”（整體操控與綜合平衡）方案。中共時下的輕人權“系統分治”方案，應該包括“控輿論、強監控、禁確診、輕（症）“隔離”、重（症）“收監”、亡“火化”、保經濟”。然而，美國等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的“系統分治”，只能建立（設計）在重人權方案之上！其次，意大利和伊朗等國家在防冶新冠疫情中的缺陷，如“重視遲緩、認知標準和防護觀念落後等”，在其他西方社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希望能夠儘快消除，儘量減輕此次抗疫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