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士顿驱车向北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撒纳姆(Salem，MA)。这是一个只有四万二千多人的小镇，也是现在麻州中小学历史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它的出名不是因为它曾经有什么辉煌成就，而是因为最臭名昭著的撒纳姆巫师审判(Salem Witch Trial)就是发生在这里，这场审判动摇这个以极端保守的清教徒组成的封闭小镇的神权统治。让波士顿从一个由极度保守的清教徒统治的州转变成了以思想自由而闻名于世、以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引领全球的重镇。发生在波士顿的这段历史也许值得刚刚遭到新型冠状病毒（nCoV-19）蹂躏的武汉人（湖北人和中国人）借鉴。

       三百多年前，刚刚经历了同法国人的战争(1689年)和一场天花肆虐，仍然担心受到周围印地安人袭击的撒纳姆人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弄得歇斯底里起来。1692年2月，九岁的伊丽莎白·派丽丝和十一岁的阿比吉尔·威廉姆斯最先都表现出强烈的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尖叫和产生幻觉。当地的医生威廉·格里格斯对该病的诊断为：被人施加了魔力。在格里格斯医生作出这一诊断后，同一社区的另外五位女孩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症状。这一系列神秘的症状立即在贫困、封闭的撒纳姆村引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恐慌，并迅速传播到旁边的撒纳姆镇和麻州(当时的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的首府波士顿市。一场臭名昭著的猎巫行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最先被指控对这些孩子施加了巫术的人是无家可归的乞丐沙拉·古德，很少参加教堂集会的沙拉·奥斯邦，和黑奴踏土巴。作为村里的边缘人，她们自然就成为了最先被怀疑的对象。虽然沙拉·古德和沙拉·奥斯邦都拒绝承认自己对孩子们施加了巫术，但黑奴踏土巴在刑讯下的招供让人们彻底相信这场怪病是有人传播巫术导致的。

       于是一场以代理州长托马斯·丹佛斯，助理沙米尔·西瓦尔、沙米尔·阿婆屯、詹姆斯·罗素和艾沙克·阿丁顿组成的小组开始调查传播与这场怪病有关的巫术活动。调查对于一个人是否被施了巫术的根据是：（1）目击证人的证言。如是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些产生幻觉的病人的幻影中，或是被病人的描述为可能对他们施加了魔力，他就是巫师。（2）根据当时一些巫术书籍上描述方法，如果巫师用一种看不见的颗粒对某人施加了魔法，使人生病并能进入病人体内尿液里。用病人的尿液和黑麦混合制成巫师饼去喂狗，狗吃了巫师饼就可以使巫师受伤。（3）触摸证据。如果某嫌疑人扶摸发病的病人而使他安静下来证明是他对病人施加了巫术。由于被牵连的人越来越多，麻州州长威廉·菲普斯于是指定成立一个听证和判决的特殊法庭(Special 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 来审判这个案子。特殊法庭由新任副州长威廉·斯托弗顿为首席执法官，托马斯·牛顿为王室起诉律师和史蒂芬·西瓦尔为文字记录员组成。

       在这场猎巫审判中，有一百五十二人受牵连，先后有一十九人被处以绞刑，五人死于狱中（包括两名小孩），外加两条被处死的狗。直到后来麻州的上层人士在相互指控中开始受到牵连，以及怪病在社区中忽然神奇般的忽然消失，这场荒唐的猎巫审判的才正式宣告结束。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在审判结束很多年以后，人们仍然不知道引起撒纳姆的这场怪病的病因是什么。1978年，《自然》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推测这场怪病是由于当时人们吃的黑麦（rye）被一种霉菌污染所致。

       撒纳姆巫师审判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两条被处死的狗。三百多年前，撒纳姆巫师审判中被认为受到了巫术控制而含冤至死的狗也被详细记录在美国的历史上以警示后人。今天，麻州的中小学（无论公立或私立）都会带他们的学生去参观撒纳姆的巫师博物馆和地狱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也因此成为麻州重要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

       与人们自始至终不知道撒纳姆的那场怪病的病因不同，这次从武汉开始并已导致全球十多万人死亡的新型肺炎的病因从一开始（2020年12月底）就已被中国的医生和病毒学家们找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nCoV-19）是引起这种严重肺炎的罪魁祸首。（请注意：如果病人的病情不够严重，如果肺炎只发生在个别病人的身上，医生们不可能将病人的肺部洗出液拿去做病毒的基因测序！）。虽然这些医生和病毒学家们都知道这种新的病毒与2003年在肆虐中国南方的城市广州和香港并夺走800多条生命的SARS冠状病毒高度同源，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性，但迫于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淫威，知道真相的李文亮不得不吞回他在自己的小圈子内面吐出的那半句真言，让虚假的信息在大众中流传，从而错失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却能在中国被吹捧为领导人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这难道是希望下一次的瘟疫能来得更猛烈一些吗？

       在历史上，中国人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没有从中得到教训。仅仅在现代，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很有影响力的文人、科学家、政治人物）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整肃至死，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刻意地将选择将他们遗忘了。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这种国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人文和社会灾难四十年后，仍然没有一座记念馆去详细记录它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去深入反思这种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的事件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反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崇拜＂之风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卷土重来，让SARS发生时的丑陋现象在十七年后再一次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面前，造成的后果也更加恶劣。

       为了能够从这场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中学到应有的教训，为了不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人类非常有必要在这场瘟疫的发源地——也就是我的家乡武汉——建立一座纪念馆，用来悼念在这次灾难中的失去生命的每一位百姓（世界各国）的亡灵，用来记录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用来检讨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府自己）的各级机构在其权力运用中出现的严重缺失，用来展示很多小人物们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闪亮的小事。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些，那么无辜死去的几千名武汉人民的生命还不如撒纳姆的两条狗死得有价值。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