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昌海：改革开放的开端——忆高考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为开端的。这是邓小平在全国农村改革启动前就已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是对十年文革直接有力的第一次否定。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竟然有一亿四千万人。高考为1966—1979届初高中生提供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那时的我们已近而立之年。“人生能有几回搏？”1959年新中国第一位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的名言激励着我们，竭尽全力地投入了高考。这是抓住青春尾巴的最後一次机会，因而显得十分难得而紧迫。
1978年元旦一过，同在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做工的我们，见面时常常言不由衷地提及高考，因为厂里有100多人参加了1977年底由各省单独命题组织的第一次高考。几位文革前重点中学的老高中生，谈起高考都摇头叹息：考题太容易了，以而立之年去与十六、七岁的应届生相比（那时有些省市的小学、中学都是五年制），如此简单的考题，使前者在考分上难以占到优势，而在年龄上又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以自我安慰的口吻说：国家容许30岁的老高中生们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陪衬罢了。他们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心里仍暗含着希望，又害怕因过高的期望值而伤害了自己。但他们没有想到：1977年各省按照初中文化标准命题的高考试卷，竟然有98%的理工类考生不及格！
春节一过，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厂宣传科成为众目所瞩之地，每天都从那里传出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顷刻间传遍全厂。在这种氛围中，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在暗想：下一个会轮到我吗？那些发过牢骚的老高中生都打点行装上路了，尽管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并不尽人意，但他们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是非常高兴的。只有几个呼声很高的人却杳无音讯，原因不明，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审查这一关。我後来才得知：1977年底的高考，凡武汉大学的子弟，只要通过了四门160分的湖北省最低录取线，就可以入学。而考了300多分的原北京27中老高三的沪生和考了280多分的原清华附中老高一的米甘却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听说有人去孝感地区教育部门查询，居然连高考档案都找不到了。可见第一次由各省单独命题的高考，组织工作还不够严密。在全厂通过了分数线的30多位考生而最终未被录取的3人中，不幸也有本人，虽感沮丧，也只能认命。
当时在报考资格审查和录取政审问题上，“左”的习惯势力仍十分强大。许多青年因家庭出身的原因而被剥夺了参加考试的机会，或虽然成绩优异却未能录取。据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轻工业部王先梅去年12月8日上书中央领导，反映其子女因父亲历史问题而被剥夺录取机遇。中央领导已作批示予以解决。4月26日，又报道安徽芜湖陈炳南的女儿和河南郑州二中学生竺稼因家庭出身影响入学，後经一番曲折终获录取。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强调“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在这次招生录取中，有一些考试成绩突出而出身不好的考生，或未被录取，或进了很差的大学。如北京35中的朱凌，1977年考试总分为337分，超过清华、北大的录取线，却落榜了。1978年考试成绩为408分，仍未录取。35中20名教师忿然不平，联名上书党报，10月27日《光明日报》以《这样的学生应该录取》为题予以答复。
众多同道金榜提名，极大地鼓舞了当初持观望态度而未参加高考的人们：种种疑虑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一搏。我经过了一番调整，也逐渐从失落的心绪中走了出来，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在湖北难耐的酷暑中，我们常常蹲在椅子上看书，因为裤衩总被汗水浸湿，椅面上常常是湿淋淋的一片，胳臂与桌面之间也常常要垫块湿毛巾。
当时我在厂财务科做出纳，每个月都给那些工龄满五年而进了大学的人寄发当月工资。在汇款单上填写那些熟悉的名字时我曾想：哪一天有谁也会给我往高校寄工资呢？第二次的1978年7月，全厂又有200多人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考，这一次又有50多人被录取。沪生进了北大，米甘也进了华中工学院。第二次高考，我的成绩仍然是不尽人意，最终被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
懵懵懂懂去安陆县城派出所迁户口的时候，我想起10年前从北京将户口迁往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情景，终于意识到人生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在火车上看到三三两两、兴高采烈的大学新生们时，有一种如同梦幻般的感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是不可能上大学的。
1977年底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在世界考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1977年录取了27.2万人，1978年录取了40.2万人，两届的入学率合起来仅为5.67％。1979年又招收了20.6万人入学，1980年後才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高考制度。
恢复高考培养和准备了一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的骨干队伍，我们有幸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最早嗅到了公平、透明的新鲜空气。而更多的同龄人就只能在今後的岁月里通过成人教育来完成学业。
在紧张的备考之余，我几次听到过一首据说是为欢呼粉碎“四人帮”而作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以後每次听到这首乐曲，就使我想起了难忘的高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和把握人生命运的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