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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西南联大:最好的时光
送交者: 何兆武 2008年02月16日14:18:2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追忆西南联大:最好的时光

作者:何兆武

9月,又是一年开学季。在刚刚过去的悠长而炎热的假期里,北大、清华等大学遭遇了一场又一场的质疑和炮轰。今天的大学怎么了?温故而知新,不如先来听听清华大学的何兆武老先生讲述过去那关于大学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战乱中集合了北大、清华、南开的西南联大开学了。85岁的何兆武老先生至今觉得在联大做学生的七年,是一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可以任意转自己喜欢的系;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幸福地趴在窗外听钱钟书和陈寅恪的课;学生与老师的激烈辩论成校园一景;老师上课胡扯甚至骂人,却有他真正的思想,好听。

  如此大学,如何不让人追忆?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不常来。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自由散漫的幸福时光

  联大三个学校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我现在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逃课、凑学分与趴窗听课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

  郑天挺先生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陈先螅蠹叶贾浪翘┒罚跃S腥伺康酱盎饷嫣乙布性谄渲小I峡瘟耍孪壬幸桓霭矗缓蟠蚩椋墒撬静豢矗蛭阅切┎牧隙祭缡艺洌趴诰褪且裁词裁垂攀橹械哪囊欢危笆鞘裁词裁础H绻凑战夥藕蟮谋曜祭此担哪侵纸炭畏绞绞遣还桓竦模挥腥魏谓萄Т蟾伲耆切趴诮玻诮夥徘霸市碚庵纸卜ā
  与老师课堂激烈辩论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上学不用钱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学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北大女生的恋爱问题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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