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上中学时，在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哥德巴赫猜想》，是报道数学家陈景润攻克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其实，岂止是中学课本，陈景润的故事，当时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的再过一点儿，陈景润的名字和形象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同义词。 本来，宣传陈景润，是要起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作用的。但根据我的经历，宣传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好效果，还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这里举个例子。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里，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化身，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所谓”臭老九”的形象能好得了吗？文革结束了，为了扭转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陈景润。结果在文学，电影作品中就出现了一大批所谓陈景润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弱不禁风，戴着像啤酒瓶子底似的大眼镜。不是闷声不语，就是口吃结巴。为了搞科研，废寝忘食，走路还看书，结果撞到电线杆上。搞对象，也是憨厚呆傻的近乎弱智。我就曾看过一个小品叫《约会》，说一个陈景润式的知识分子搞对象，和姑娘约会，尽管表现的像一个生活上的痴呆儿，在约会中出尽了洋相，但最后竟然还赢得了姑娘的芳心，真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不用说，老百姓对知识分子的印象从“臭老九”的极端又转到了另一个极端：“生活上的弱智和白痴”。 另外，由于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数学领域的特殊难题，当时简称为：1+2。这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误解，当时好像全国至少有好几万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宣称，他们攻克了1+1。 尽管有专家反复解释，这个1+2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但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觉得：1+2，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东西，还用研究啊？就算研究成了，有啥实际用处啊？再加上当时正是文革之后，许多科研人员重新拾起专业后，动手能力不强。科研条件，实验环境也都不是很好，结果，在老百姓当中造成知识分子“高分低能”，只会理论，不会动手的印象。知识分子又莫名其妙地经历了新一轮的歧视。 直到八十年代末，大家对知识分子的印象才有所改变，可也没好到哪儿去，那时是所谓“脑体倒挂”，“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因为新鲜出炉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两位身患癌症而在3，40岁就早早病逝的蒋筑英和罗健夫，知识分子又从“书呆子”变成了“病秧子”，知识分子的形象再次遭到扭曲。 现在看来，当时宣传陈景润，是宣传者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极端偏见和无知所造成的。陈景润先生，在生活上，并非那么不堪，在“文革”中，他为了不让造反派找麻烦，使自己的研究能够继续下去，不惜装疯卖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弱智。后来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孤独寂寞，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他去世时才50多岁。但愿陈先生的灵魂能在天国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