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得一见的：

不是校长马寅初，而是班主任，开学时于班会上亮相，嘴上没毛，白面小书生也。四川口音颇重。自此以后，杳如黄鹤，待到毕业典礼，方得第二次相见，书生风度如故，面白如故，四川口音如故。

最难忘的报告：

系主任杨晦讲北大“五四”时期，本校正式学生无法入住北大宿舍，而外来旁听生却傲然占据。经多方辩论，方认理屈，乃拂袖而去，口占有云：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大爷回家住。一时遂成北大民谣。惜未为北大民谣研究会注意，未能载入当时之民谣周刊。

最可同情的：

一东德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东德属于苏联阵营，而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生，于爱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北京大学留学。

万千大字报先为风雨冲刷，后为学校工友细心洗去。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判其道德堕落。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团籍。

嗣后，学校方面做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讲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讨之声四起。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其怪之三：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处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叫得出贵班班长，张XX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班长姓吴。

最尴尬的：

时常走错课堂，一旦铃响，发现误入，早已身陷桌椅及端坐之人群之中，脱身之难于李白出蜀道。一日，坐入二百人之阶梯大教室，待发现所来非中文系教授：不戴帽子，仅戴一蓝色遮阳帽檐。所讲之题目为：一加一不等于二。四座学子，如坐春风，秩序井然，奋笔捷记，沙沙有声。虽然似懂非懂，为不致贻笑大方，乃作深为希腊古典哲学迷醉之状。

多年后，每与学人谈及哲学，此一经历成为吹牛之资本：有幸亲耳聆听大哲学家金岳霖之课程者，于今世尚有几人邪？

最瞧不起的：

四楼一同学，独居一室，多年来，独来独往，无人为伴。细问之，此人乃分配至新疆工作，而拒不前往报到者。不服从祖国需要之人，不配为新中国之大学生，理应为我等所不齿；全体同学自觉与其划清界限，理所当然。

最难以实现的格言：

“反右”前期，吾与一新闻专业同学常常相聚，坚信胡风不是反革命。运动进入第二高潮，“深挖”暗藏之人民敌人阶段。遂忧惧日甚，不知何日沦为“右派分子”。约定每日于小饭厅今日之所谓“三角地”边相见，通报祸福。一日姗姗来迟，面色阴沉，云：吾已成“分子”矣。为双方安全计，约定不再见面。该同学临别赠言为：

让我们学会自私吧！

积数十年之经验，坚信言之甚易，行之甚难。王阳明先生知易行难之说，于此又一证明也。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日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得毛线一束。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盖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难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然而，北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忘记党和国家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跳下。偶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于小组坦言，读《史记》，从怀疑刘邦人品，联系到毛主席，此等思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20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乐。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乃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二年后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40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份，不敢索赔也。

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也。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