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学术良心大拍卖

　　由於学者的追求目标和信仰对象是真理，因此，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讨论过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良心这个问题。[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所谓社会良心，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比如说，面对乌烟瘴气的社会腐败现象，一个学者如果能够保持沉默，不提出批评，这就说明他没有社会良心。应该说，一个人具备了社会良心说明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用这个水准来要求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甚至院士，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们。但是，要求一个学者具备学术良心，这却是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按照定义，没有学术良心的人，就算不上是学者。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具有社会良心，属於爱做好人好事，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而具有学术良心，则好象作为儿女要具有孝心一样，是他们的本分。

　　什么是良心呢？根据何怀宏先生的定义，"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简单点儿说，所谓"良心"就是一个人内心"正确的"价值判断及其外在表现。光有内心的判断而没有行动，不能够称得上"有良心"。而"学术良心"，根据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第二，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采取的行动。

　　应该说，从事学术腐败就是学者丧失了学术良心的表现。不过，对於那些腐败分子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介于犯罪和道德败坏之间，良心统统没有了，还谈什么学术良心。这些人虽然身还没有败，但名却早已经裂了，他们除了在有生之年享受点儿荣华富贵之外，在死后，是注定要被打入另册的。所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显性的学术腐败，而是那些隐性的，打着"学术"招牌的腐败。

　　2003年，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出版社策划了一个"美国著名电影公司花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的弥天大谎。而这个大谎之所以能够撒的那么完满，那么惊天动地，却是因为有一大批学者捧臭脚。这些学者并不是一些满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国权威学府的权威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据透露，这部"末流言情小说"(曹长青语)竟然被这些权威们吹捧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21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棗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难道是这些学者吃错了药？抑或是喝昏了头？都不是。实际上，这些学者的领队白烨研究员既参与了贝拉小说的策划和出版，然后又蒙着学者的面具来吹捧她。这就象是那些贩卖核酸营养品的人，一边买假药，一边以专家的身份来宣传这个假药多么有效。这些学者哪里是什么丧失了学术良心，他们是把学术良心给卖了：他们一手卖商品，一手卖良心。

　　也是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周瑞金的博士生导师突然间名声大噪，其原因就是他在评审一位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行使了"否决权"。媒体称他"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说'不'"。(刘万永：我为什么行使"否决权")。本来，评审学位论文就是判定一篇论文的质量，看它是否达到了某个学科通行的水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评判的结论只能够有两个，即"及格"和"不及格"。可是，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敢於对学位论文打出"不及格"分数的论文评审人已经成了珍稀动物，所以一旦被人发现，就成了新闻。具有学术良心的博导成了希罕物，难怪中国的水博士泛滥成灾。

　　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学术良心被贱价拍卖了，而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就成了紧俏物质。那么，根据物以希为贵的市场规律，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应该是春风得意了吧？否！周瑞金先生具有学术良心，但他自己说，这个良心让他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这个火炉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它如同一座焚尸炉，要焚毁所有的血肉和良心！

　　不知道是中国人民的幸运还是不幸，除了周瑞金博导，我们还能够在中国的两个最有名的学府，北大和清华，找到他的同类。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20年来从事鲁迅研究，被誉为"北大的良心"。他称自己"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能写与不能写的)。1999年，钱理群在一篇谈访录中指出，"我觉得一九四九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孔庆东、摩罗、余杰编选：《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据说，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钱先生差点被北大赶出了校门。整个北大"驱钱"事件均是口耳相传，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北大的学生倒是在网上发起了一个"保卫北大"的活动，不知与钱先生能够继续留在北大是否有关。

　　中国学术界戕伐学术良心的真凭实据来自清华大学。2003年3月，清华大学教师秦晖到北大讲演"中国农民问题"。主持人在黑板上介绍秦晖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但秦先生到讲台后，用黑板擦把"博导"两个字轻轻地擦掉了。原来，清华大学早在两三年前就禁止他带博士研究生了。实际上，秦先生曾被北大拒之门外。199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聘秦晖为教授。1998年，秦晖与清华大学续签了三年合同，但到2000年3月，清华大学单方面将合同撕毁，迫使秦晖重签一份合同，合同有效期是那一年的7月。在那之后，秦先生实际上就算下岗了。据说，秦晖先生目前是清华大学文学院聘请的"院级教授"，其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志林：学术争鸣为何屡屡卷入政治漩涡？)。

　　秦晖犯了清华大学的什么律条，被给予这样的处分？是他的学问不深，水平不高？秦晖可以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农民问题专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过与他亲身接触经历的人，无不为他的诚恳，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清贫所感动。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有。中国的学术界还要求他没有学术良心。秦晖的主要社会改革主张就是"改革要'公正'，'分家'要公平"。这既惹恼了他所说的"大家长"，也遭到了那些急于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们的痛恨。这就是秦晖在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处境。

　　在清华，因为坚持学术良心而受到惩罚的并不只是秦晖一个人。清华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为了中国的水利事业操了一辈子闲心，但却被清华剥夺了几十年的教书权利。(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秦晖和黄万里这两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鲜明对照的是清华的另外两名教授：一个是两院院士、被中国学术界尊为"泰山北斗"的张光斗，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张光斗在五十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算光彩，与黄万里先生的坚决反对有天壤之之别。(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可就在去年，张光斗在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他曾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张凯华：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五十年前靠牺牲学术良心来捞取了半世荣华富贵，到了临死关头却又要抓一颗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国的学者怎么会这么不要脸？与行将就木的张光斗相比，清华的博导李希光则正处壮年。这位一张开嘴巴就让公众喷饭的传播专家，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求国家立法，不许人民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赵凌："李希光事件"前后)。正是因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脸的事，李希光才能够成为清华园里的大红人。

　　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能讲良心，不论是学术良心，还是社会良心。否则，连饭都吃不上！

　　6 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搞腐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学术腐败份子们深知此言不虚，於是纷纷成帮结伙地搞起了腐败。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干什么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集团腐败并不仅限於自然科学界。就在去年，喧嚣一时的"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们看到八名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共同参与了这个骗局的策划。(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棗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同样在去年，惊天动地的刘涌死刑案，我们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学家"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下详)。

　　是的，干这些缺德的事，他们也心虚，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成帮结伙地干，既给自己壮胆，也要威吓他人。团结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可以团结的同类！

　　七 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前无古人的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1 "学士"和"术士"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百多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xxxx，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皎皎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淘汰。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给中国政府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院士根本就不具备高中毕业的语文水平。(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曾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4 劳工神圣？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见www.jjxj.com.cn)。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80多年后，就在蔡先生掌过舵的北大，却出现了这么多败类学者。劳工神圣？对这帮人来说，简直就象是痴人说梦。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学术界堕落了何止80年！它简直是跳回了满清王朝！

　　写到这里，我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学术界的当权派是否还有脸继续唱什么"净土"的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