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语言的消失不亚于一个物种的消亡

实习生 冯茵 本报记者 桂杰

　 2月16日，美国科学界最盛大的活动———科学促进会在西雅图举行。会上来自耶鲁大学和乔治敦大学的几位科学家说，目前各种语言正以极快的速度“死亡”。已知世界语言有6000多种，研究人员预测，在21世纪，将有半数语言会消失。

　 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了美国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注意到，像美洲的印第安语，澳大利亚的土著语都在大规模地快速消失。

　 2000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报告》提供的中国部分资料包括82种语言，学术界估计，如果算上那些尚未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大约有120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濒危语言研究》一书的作者徐世璇告诉记者，目前这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

　 如赫哲语，目前能用本族语交际的只有十几个60岁以上的老人，将稍微能讲一些赫哲语的人也包括在内，最多不超过50人；满语，现在只有约100人能够听懂，约50位老人还可以说；塔塔尔语，塔塔尔族总人口5064人，本族语的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还有仙岛语，是阿昌族一个支系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约100人左右……

　 云南大学民族史博士生导师方铁教授说，现在基诺族的语言也在缺失。基诺族有2～3万人口，目前，这个民族已经放弃了双语教学，统一用汉语授课。有专家预言，20年后这个民族的语言将会彻底消失。

　 这些语言消失的原因，一方面，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兰州大学研究西北民俗方面的专家柯杨说：“当时民族语言中没有政治、科技的名词，像现在的好多现代词汇都沿用汉语的说法。这些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很有限，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再去学习。掌握这些语言的老一代人去世后，语言将没有办法传承下去，渐渐这些语言也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是基于本民族一种错误的语言观念。徐世璇说：“许多年轻人都觉得说自己的地方语言很土。他们虽然对本民族语言有感情，但在与现代社会的接触中却因为经济的落后而对本民族的语言失去自信，进而选择放弃自己的语言。”专家调查表明，越是经济发达和比较开放的民族，如白族、壮族、纳西族等，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使用双语的人数也很高。

　 大量语言的消失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消失。方铁说：“按马克思的观点，语言是一个民族中最稳定的因素。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整个民族也就消失了。”

　 云南大学研究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木霁弘先生说：“现在民族语言已经到了一种非抢救不可的地步，一种语言的消失不亚于一个物种的消亡。”

　 专家指出，这些濒临消失的语言大多没有相应的文字，但语言代表着该族群的记忆和源流历史，他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创作的民间文学，如山歌、传说、情歌都保存在口头语言中，靠口耳相传代代相袭，使语言成为一种独特文化和族群特征的重要体现和表现形式。无论是语言结构本身，还是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都具有丰富的特性和宝贵的文化价值，一旦消失，将是中华文化宝库和人类文明成果的重大损失。

　 徐世璇说：“人们应该意识到，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体现着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2000年，国际教科文组织为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虽然，今年的世界母语日就这么平静地度过了，但是研究语言方面的专家们，为保护世界濒危语言一直默默地努力着。

　 语言缺失的问题，我国的语言学家早有关注，但都是对自己研究的语言领域的一些分散调查整理，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语言衰退趋势越来越明显，过去一些不自觉的个人行为逐渐变为自觉的集体行动，各机构相继设立集体课题，在较大的范围有系统地对一些小语种进行调查描写和分析研究。1993年，世界语言学家大会在加拿大召开。在“这样规模比较大的学术会议上，讨论濒危语言还是第一次。”徐世璇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内外濒危语言的现实情况日益严峻和对此问题日益重视的趋势影响下，国内语言学界对濒危语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一致认为濒危语言资料的保存，是语言学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支持这项工作，拨出专项资金，支持中国每年研究保护两种濒危语言。徐世璇介绍，虽然现在和过去比起来，我国在保护濒危语言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人们的社会文化意识相对还是比较薄弱。在去东北调查时徐老师发现，一些语言调查研究成果正在流失到日本。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全国人大起草了一份《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其中首要提到的就是对语言的保护。但这份草案却迟迟没有得到通过。

　 由于研究资金的缺乏，研究工作的开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徐世璇告诉记者，研究濒危语言必须申报课题，而每年中华社科基金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课题只有5个名额。由于经费的有限，研究一种语言只允许去当地一次。通常是在当地采集资料，然后回来整理，这样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就没有办法核实。而国外一些专家，他们会长期居住在当地，一边调查，一边研究，同时开展一些语言保护工作。

　 另外，由于缺少资金，现在许多采录回来的资料都堆放在社科院的研究所里。学者们一直呼吁建立一个国家语言文字博物馆，“但提了10多年了一直没有回音”。另外，由于国家每年批的项目很少，许多学者都是采取一种民间自发的调查方式。徐老师说，这样一方面不利于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一方面也使调查资料散落在个人手里。

　 此外，上世纪50年代整理出来的录音带因为时间久远，磁粉脱落，许多资料已经损毁，现在有新的技术可以修复资料，但由于缺少资金也无法做到。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有许多学者在奔走呼吁从事抢救濒危语言的工作。徐世璇说：“我希望国家语委和有关部门以及更多的人都来关注这件事。当务之急是设立有关濒危语言的重大课题，投入经费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有系统地进行全国濒危语言的普查工作并设立档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