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年4月7日 - 1919年5月2日）是德国安那祺主义的理论家，也是莎士比亚、王尔德、惠特曼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家。除了歌德、尼采、托尔斯泰和费希特外，他也受到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持久影响。

与经历了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到达安那祺主义的多数德国社会主义者不同，兰道尔幸运地直接从文学的美感（易普生、尼采、叔本华、斯宾诺莎等）自然地成为安那祺主义者（虽然那时他连这个词也没有听说过）[1]。因为信念被开除大学和短暂投入监狱，使他也成为“职业革命家”（没有正常职业收入）。1893年8月兰道尔作为柏林的安那祺主义代表出席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会议。那次会议上，来自20个国家的411位代表通过了参与本国选举和加入议会的政治决议，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大业，把安那祺主义者排除在外。

兰道尔的主要文章发表在1909-191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杂志，这是由他1908年创立的“社会主义联合”Sozialistischer Bund的机关报。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政治组织，Bund没有什么重要影响（最多有几百名成员），远远不如占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第二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引人注目的德国共产主义派，但兰道尔却为德国20世纪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在“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舒奇的传奇生涯”[2]中，我第一次注意道兰道尔的名字：“舒奇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员的工人家庭。这使得他在参与"主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时认识到其局限性。主要在Gustav Landauer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另一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舒奇1951年访问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kibbutz（合作社）[3]，意外见到其创始人Chaver Buchaster，也是从德国移民来的原Bund成员！[4]

兰道尔在22岁时脱离了其出生的犹太宗教社区。在他返回到犹太宗教传统之前的15年间，他沉思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传统。这包括佛教式的自省以及通过隐居这样的方式而达到个人与世界的连接，拒绝了施蒂纳的极端利己个人主义。兰道尔痛斥与世俗权势勾结的马丁·路德，推崇中世纪波西米亚的基督教安那祺主义思想家Peter Chelcicky (约1390-1460年)：“他认识到教会和国家是基督教生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把基督教生活描绘为精神与自由的天国。他反抗暴力、法律、以及任何权威，强调每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才是人类秩序的基础，与普鲁东说‘自由是秩序之母’，正好吻合”[5]。兰道尔在他的最具独特思考的《革命》一书中把中世纪基督教浪漫化成安那祺理想之乡：“基督教时代代表的文化水准里存在的多元相互依存的社会机制充满了团结精神、形成了由许多自主要素构成的自由联合。这种有序多元体[6]的中世纪原则与今天丧失了共同精神的中央国家集权的原则正成对照”[7]。这使我们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绝对国家”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绝对法则等德意志国家主义作家的通篇一律说教中醒来，有焕然一新之感。与韦伯等对中世纪独立城邦的研究相比，兰道尔的田园诗牧歌不太符合中世纪的现实，但的确指出了靠普法战争取胜而建国的德意志帝国并不是值得歌颂的自然发展，而是践踏了日耳曼共同体自由联合的可能。这正是早于兰道尔的同为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诗人海涅预感到、后来被历史证明了的德国的悲剧所在。

兰道尔的“社会安那祺主义”是在小社区自愿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从国家、教会或其他权威形式中解放出来。关于国家，兰道尔的名言是：“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交往的方式。要废除国家就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只要我们没有改变自己、没有建立人类真正的社区和真正的社会所需要的制度，我们就是国家自身。”[8]兰道尔这里强调：与其破坏“国家”，不如通过日常的生活活动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秩序。“安那祺状况不是将来的事情，它就是现在。它不是强求别人怎样，而是自己如何生活”[9]。从这个角度，兰道尔很反对恐怖主义：“杀人者，死。那些想创造生命的人必须拥抱生命，必须再生自身”[10]。由此可以感受兰道尔超越政治的文化安那祺主义的神秘深层：“只有那些自身经历了生活之旅并深入到自身的血液之中，才能帮助创造新世界而不干扰别人的生活”[11]。在McKinley因为是美国总统被暗杀后，兰道尔把暗杀者比喻为短视、偏激的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12]：“安那祺暗杀政治只是产生于想追随世俗政党政治的样板的小集团，驱使他们的只是得到认可的虚荣。…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配安那祺的名字”[13]。不过，兰道尔以缺乏“自发性”批判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劳工大会命名每年5月1日为劳工节，指出：“革命是普通生活的中断，是无人能够准备和安排的非正常时刻”[14]。像伯克曼那样，在突发事件（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代理雇用三百名枪手强行驱散罢工、杀害9名劳工）到来时自发地挺身而出“替天行道”，算是“抬举了”卡内基（爱玛·古尔德曼之语），完全不是为了虚荣被判22年徒刑。

兰道尔在经济上赞成他的同志、同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详见以下说明）财务专员的经济学家格塞尔Silvio Gesell关于free money“免费货币”的天才性设想。包括凯恩斯等主流经济学家也对此有不少评论，详情可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vio_Gesell的介绍。我记得1995年在逃离日本的前夕，我们非正式的3A (Asian Anarchist Association)小组有一次专题讨论过这个安那祺主义的“专利”，我的粗枝大叶的结论是：要使人们拿着负利息的免费钱币恨不得马上脱手，人性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革命超出了我有限生命的使命。

正如兰道尔的亲密战友Erich Muhsam评价道：“兰道尔的安那祺主义使命在他的30年生涯中经历过不少变迁；兰道尔没有把安那祺主义作为政治性或组织性的制约，而是一种思想和行动上的有秩序的自由的表达形式”[15]。作为一个与马克思有相同德国犹太背景的知识分子，兰道尔的思想提供了发源于德国、被马克思集大成的国家社会主义弊端、罪过的解消剂。可惜的是，介绍了大量安那祺主义和广泛思想文化给德国读者的兰道尔却没有被充分介绍到德国以外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安那祺主义知名传记作家Max Tettlau指出的那样：兰道尔的文章“连德国读者都不容易理解”[16]。不过，就像我们不容易理解格拉姆西、卢森堡的文章[17]、但很容易理解他们的人生一样，理解兰道尔的人生也不难。

兰道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等“无产阶级”标签下的政治革命，因为他们想另造一种国家权力，而不是社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国际社会主义的背叛和堕落， 兰道尔从一开始就持和平主义的立场反对战争。在1918年德国投降后的十一月德国革命中，兰道尔到慕尼黑舍身投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用讲演重建灵魂。”1919年4月7日，主要由独立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兰道尔成为启蒙运动和公共教育专员（部长）。他发布的唯一法令，就是禁止在巴伐利亚学校传授（旧的帝国）历史。三日之后，模仿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德国共产党控制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加速了德国别的各政治势力推翻共和国的进程。[18]兰道尔失望之余，在4月16日辞掉了所有政治职位。慕尼黑很快被由社会民主党支持的德国军队和右翼民兵势力征服，兰道尔1919年5月1日被捕，第二天就在慕尼黑的监狱被打死。

兰道尔从一开始就知道德国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政治前途[19]，他只是希望这个在德国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具有安那祺主义色彩的共和国，象巴黎公社那样，会被载入历史并被后世理解。在此之前，他反对德国共产主义派斯巴塔联盟在柏林暴动夺权，也不相信他们会成功[20]，但当卡尔·李普克内西和罗萨·卢森堡被谋杀后，兰道尔为他们哀悼。他本来有机会逃脱厄运，但他选择坚持留在慕尼黑等待同样的命运，死得其所。

我们为安那祺主义有自己的苏格拉底自豪。

[赵京，2010年3月27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