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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耶鲁中文学习记
送交者: 比较政策 2014年08月18日20:24:07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精英的摇篮——耶鲁

我的高中——洛威尔中学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公立中学之一。它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声誉,毫无疑问是因为有众多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在此就读。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非常勤劳的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他们早年移居美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因此得以将他们的孩子送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之后还有耶鲁大学(在1983年还不是太多),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而我并不是家族中进入这些学校的第一代成员。我的父亲来自一个中产犹太家庭。他年轻时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勃勃的雄心。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是位药剂师,凭借杰出的学术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当我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身边的很多人跟我都有相似的背景。我无缘成为家族中创造这一成就的第一代,而是继承了这一成就的第二代。
我并非生于声名显赫祖业丰厚的家族。在过去和现在,耶鲁的核心都是WASP,即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白人,他们在过去的两百年间都是权利的中心。耶鲁大学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对英国的强烈偏爱:耶鲁的博物馆基本是以英国艺术为主;英国史研究是最热门的课程;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是校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耶鲁最喜爱接收的是英国学生,其次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学生。1983年我进入耶鲁时,耶鲁几乎同亚洲的文化、学生等各个方面都没什么关联。倒是有一个“耶鲁看中国”的项目,不过那只是出于好奇的产物。耶鲁的本科生认为了解中国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一个有趣的调剂,很少有人真正认真地学习中文。
我的父亲也曾在耶鲁学习,因此我同这所学校有几代人的联系。但是我在耶鲁并没有归属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耶鲁学习的是东亚研究这种冷门学科。我遇到的同学很多都是来自显赫的WASP家庭,他们都同我保持相当的距离。部分原因可能是志不同道不合,因为我不愿意按照传统的耶鲁成才之路发展,比如成为律师、银行家或者医生。
相对于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甚至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的规模都相对要小一些。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旨在为一小群精英学生提供教育。毫无疑问,耶鲁大学的本科教育是全美最好的。我想除了这儿没有哪里能够给予我如此好的环境,让我学会如何思考。耶鲁因其戏剧学院、建筑学院及法学院而闻名。耶鲁的自然科学教育方面也很不错,但并不是其最为优势的学科,这点跟伊利诺伊斯大学很相似。耶鲁大学校园极富魅力,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布满常春藤的哥特式建筑。庭院深深,实在是散步的绝佳去处。我十分享受在校园中漫步,感受四季的变换。
每一位耶鲁学生都附属于一个“住宿学院”,且对他们来说,宿舍并不仅仅只是宿舍而已。住宿学院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1920年,是在模仿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基础上而设立的。每个住宿学院都拥有不同的特点、设计以及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若你在校园中遇到同学,打招呼可能是从“Hi,你是哪个住宿学院的?”开始。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耶鲁时的大部分朋友来自达文堡学院(Davenport College)。
在我父亲进入耶鲁之前(1955年以前),住宿学院几乎只对特权阶层的孩子们开放。但从1955年起,这几乎是耶鲁历史上首次采用抽签的办法来分配宿舍,这一做法使得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得以住进精英化的住宿学院,例如达文堡学院。
我的父亲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中产犹太家庭,他十分偶然地被分配到达文堡学院,大概是被泽于战后美国社会平等主义的呼声。如今在耶鲁,一般都是五名室友同住,但起初,富余出来的床位用于供应学生的侍仆。在我父亲之前,他这一阶层出身之人从未有机会被分配到达文堡学院,因为在此之前,达文堡学院是耶鲁白人新教徒的专属区域。布什总统父子曾都住过达文堡学院。由于后来学生住宿的分配是由抽签决定,因而我的父亲在1955年得以入住达文堡,而我在1983年也获得了这一机会。
***多语种环境造就语言奇才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很不寻常的经历。我三岁以前,我的母亲一直都跟我讲法语。她来自卢森堡,对于她来说,法语和德语都算是母语。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跟我讲法语,希望我能够同时学习英语和法语。不过当我开始接触其他并不讲法语的美国人之后,我就不再讲法语了。因为我讲法语,其他孩子不懂我在说什么,而我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来适应。事实上,我已经几乎失去了运用法语的能力,直到高中才又重新学习法语。不过如此说来,法语才是我会说的第一门语言。早期的多语种环境使我之后学习其他语言容易了许多。
我父亲的母语是英语,而且他还熟练掌握法语和德语。我父母都曾主修文学,因此他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用多种语言表达复杂想法的能力。很遗憾我在高中时期并未在外语学习方面有何建树,也失去了自小以法语为母语的机会。在我看来,语言的掌握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只掌握几句简单的表达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很难,自己也应设置高标准,将外语学得像自己的母语一样好。
***审时度势,兴趣与目标是最好的老师
当我还是耶鲁大学的大一新生时,我选了一门法国文学课程。这是考虑到我的高中法语基础和我父母亲的背景后自然而然做出的决定。然而我对法语并不感兴趣,因为我看不到学习法语的意义。我试图想明白在未来的发展中什么才是重要的,而我应该去学习一些在我未来生活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当然那时是用已被翻译成英文的教材学习。之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将来,中国会极具影响力。我需要竭尽所能学好中文,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因为在将来很可能所有重要的工作都要在中文环境下完成。
我刚刚进入耶鲁大学是1983年,在那时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很多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耶鲁的中国学生似乎适应能力都很差,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学者风范。因为高中时期周围有很多华裔同学,所以我对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兴趣和了解。不过决定学中文也是出于战略性的考虑:当时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而我希望成为极少数能够用这一复杂的语言进行交流的美国人。
我放弃了法语课,想转入中国文学课,但是当时已经不能申请加入中文课了。因此我不得不等了一整年,才真正开始我在耶鲁的中文学习,但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立即开始学习中文。由于我不能立即参加课程,我便在闲暇时间自学中文字词。这一计划成为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在完成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上,我拼命地挤出时间自学中文。
整个过程中最奇妙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要去学中文,连父母和老师也没有。事实上,除了星星点点的了解之外,我同亚洲没有任何特别的关联,自学中文完全由我一个简单的信念而起。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的谆谆教导让我明白:一个人应该根据他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认知来决定学什么。当然我也很享受学习汉字的过程,很享受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在我的脑海中,早已刻画出一幅愿景:中国越来越有影响力,而我要抓住这个机遇。没有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自己列出任务清单,为实现目标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学习中文不是任何人布置给我的任务,这是我自己设置的长期目标,我要努力实现它。听老师传道授课和钻研书本都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但是我并不希望以这种太过苦闷的方式来学习中文,因为我认为学习中文本应是件非常有趣和快乐的事。通过中文,我要让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从小我就很喜欢独自玩耍。我发现大多数游戏自身有很多局限思维的条条框框。到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游戏是乐高积木。我会花很多时间,用乐高积木搭建房屋、汽车、城镇。作为一种游戏,乐高积木的意义就在于利用其特定的结构特点使得任意一种组合形式都成为可能。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任意想象自己想要创造的组合,再用乐高积木搭建出来。如果想要搭建出像房屋或是城市这样庞大的组合,孩子们需要巧妙地使用所有尺寸和形状的积木。在这个过程中,小孩子需要学会使用各个类型的乐高积木,并且善于探索更简便的搭建方法。乐高能够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对于小孩子来说,没有比乐高更好的老师了。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当年乐高游戏带给我的感悟再次浮现。每一个汉字每一个短语都像是一块乐高积木,我要用它们去建造更宏伟的建筑。
我开始自学中文时,并没有从发音开始,而是从汉字学起。我自学了几百个汉字,比起发音,我更注重对这些汉字含义的理解。我认为如果我能够理解汉字的含义并且乐在其中,剩下的学习就简单多了。我觉得这种假设还是很有道理的。我每天早上温习所学的汉字,午饭时间一边吃饭一边看,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汉字。尽管在今天,我的社交活动比较多,但是大学时代的我没有多少时间去跟人打交道,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学习中文了。
我唯一的社交活动,是找了一名中国交换生来练习中文。我尽可能多地和他见面,练习中文,了解中国。他给我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在1983年,这一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我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国。
***学习外语:切勿死记硬背,意义与文化的理解最重要
耶鲁大学在教育方面有着优良传统。耶鲁的学生在本科时就有机会直接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学习。这一传统项目中有相当多一流的专家学者,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会经常在餐厅里同本科学生们一起用餐,讨论学生们的课业、学术问题以及国际事务。正是这一传统让我得以结识一位非凡的诗人、中国文学学者——黄伯飞博士。
黄伯飞先生虽然沉默寡言,但是才华横溢。他是位博学多识的诗人,在耶鲁教授中文很多年。黄教授常常在我的宿舍同我一起共进午餐,与我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重要议题并且帮助我练习中文。他还为我讲解中国诗歌,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三首。这一经历让我相信,即便最终我会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与经济或者政治相关的问题上,我也应当从研习中国文学开始,因为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也是研习其他所有领域的关键所在。
通过后来我在韩国的经历,我发现韩国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将记忆作为最主要的方法,然而他们很快便会遗忘,这是非常可怕的。在我同黄教授的交流和学习中,我坚信学习语言的关键在于全面掌握语言本身的意义、词句的意义,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轻易遗忘。如果你迫切地想要研究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中国诗歌看似是最不需要学习的,但是事实上中国诗歌的研习对于其他领域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当我背诵这些诗歌的时候,它们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加强了我对中文的语感和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并不是呆板的学习过程,而是融入一种文化的有机过程。此外,我同中国人交谈时,每当我告诉他们我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他们都会很受触动,并把我看作是非常诚挚且热爱中国传统的外国人。由于我对中国的关注和所付出的努力,我愈发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一个人若能够流利使用中文,同时又了解中国传统,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很有价值并且能够获得尊重。
***做自己的语言老师:简化过程,高效学习
整日从早到晚的学习是很“反社会”的行为。。我假期在家的时候,就整日待在房间里学习汉字。这简直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但是我没有停止我的社交活动,只不过我的社交活动是我学习中文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对中国人的了解。对我来说,学习中文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幸好当时也有很多老师和资源。但重要的是,我自己制定了学习规划并建立起一个学习体系。我按照自己设定的计划进行学习,而不是依照其他任何人的指示来学习。
想要学好中文,建立起自己的学习体系是必需的。我是自己的老师,自己亲手制作学习中所需要的材料。比如,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学习的阻力。如果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翻阅书籍以从中查找单词,或者去试图弄明白每一个汉字的意义,这都会阻碍我高效地学习。因此我将学习中文的过程尽可能地简化。而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完成的。我认为学生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应该如何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学习是很糟糕的,而我通过自己的方法便得以避免被动学习。
为了达到减轻学习负担的目的,我将汉字各个部分拆分并分别理解其含义,即理解各个部首的含义。尽管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极少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来学习。当时我推断,如果我能够理解一个汉字各个部分的含义,就能够帮助我记忆汉字,这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整个整理过程变成了游戏:找出快速学习中文的最佳方式,而这一切均由我自己主导。这并不是说我不接受来自外界的帮助,而是根据所需有选择地寻求帮助。
回到学校之后我开始学习篆字。篆字是当代汉字部首的来源,因此我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学习字形,而是深入理解其来源和含义。在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有很多汉字的部首都来源于象形文字:表形记号和表意记号。学习篆字帮助我记忆汉字并理解新字词的含义。这种学习方式和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大大加快了我的学习进度。
我在字典的封面上画了一份常用部首对照表以便查找汉字。在这份对照表中,我将部首分类排列以方便查阅。我只列出了最常用的一些部首,将其在字典中的页码与之一一对应,确保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相关的汉字。这样简化了查字典的工序,从根本上减少了查找字词含义的时间,因而也提高了学习速度。
我之所以能够快速学习中文并且能够长期记忆,简化学习在此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我自己建立的学习体系会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根据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我将汉字分类整理,从而简化了学习过程,加快了学习进度。这使得我在几周之内,每当翻阅书籍遇到不认识的汉字时,都能够迅速确认其含义。之后当我开始尝试每天阅读十到二十页中文读物时,能够迅速确认汉字的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一暑假的时候,我没能去成中国,这令我很沮丧,所以我待在家里拼命学习中文。我开始跟自己比赛,尽可能加快学习进度。1984年9月,当我回到学校开始二年级的学习时,才得以开始上中文课程,与班里的其他学生相比,足足晚了一年。虽然我之前已经在自学中文,但是要达到二年级的中文水平,我的口语能力远远不够,因此我只能参加一年级课程。不过无论如何,我在学习中文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学,我明白了如何学习语言,并且决心要尽可能地提高学习中文的效率。参加学校的中文课程其实仅仅是我学习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在大三时去中国学习中文,而我计划要利用这一机会尽可能地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打好语言基础:重复和听读结合是关键
我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个很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重复和听读结合的重要性。比如,即便当我试图尽快大幅提高阅读量的时候,我也会坚持反复读一句话十遍百遍,直至我能够毫不迟疑地将其复述出来。我希望尽可能多得掌握些短语和表达,重复必不可少的一环。
另外我找到一些有文本的录音材料,来进行听说结合的练习。我会一边听录音一边阅读文本,这使我能够直接将汉字同其发音、语调等结合起来。直接将视觉和听觉印象结合在一起,对于有效掌握语言是十分必要的。只是我需要重复听读十次、二十次甚至三十次。我会不断的阅读文本,不断地听录音,直到能够抓住录音中的要点、理解每一个词时,我才会感到满意,才会停下来。尽管学习中文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是我已掌握的这些文本给予了我极大的信心。这种学习方式也极大地加快了我的学习进程。尽管一遍遍的重复听读看起来有些枯燥,但是这是建立信心并打下良好基础的最快捷的方式。
***文化归属感——士大夫之梦
同时,我也广泛阅读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通过对中国各个朝代历史的学习,我开始逐渐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图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回望,我对中国的认知感进一步增强。我感觉自己开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归属感对于语言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此时对于我来说,中国不再遥不可及,而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当然我没有成为中国人,学习中文也并没有使我对自身的民族归属产生任何困惑。不过在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我确实为之所吸引。中国文人的传统形象深深吸引着我。文化对于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是由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并负责政策的制定。这些人同时也穷其一生致力于文学以及历史方面的经典著作研习,我对这一切十分着迷。我将自己也想象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研习古典著作,之后也担负起政治和社会角色,也就是“士大夫”的角色。尽管这想法听起来很荒唐,但正是我的这种幻想,使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一切都更加熟悉而且倍感亲切,因此也使我的学习更加轻松。
***信任与支持——导师孙康宜教授(Kang-i Sun Chang)
我在耶鲁时,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中文教授——孙康宜教授。她指引我在中文学习中不断严格地要求自己,追求卓越。孙康宜教授早年在台湾读书,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师与学者。她认为中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也正是孙康宜教授鼓励我学习日语,并前往日本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她的父亲早年曾在日本学习,她认为我也应当去日本拓宽视野。
孙康宜教授对我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引导。最初我对中国不甚了解,在中文领域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然而孙教授非常重视我的学习和发展,将我视作未来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这种关怀给予了我极大的自信。在中文学习过程中,十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非常不利的中文学习环境中,我是如何坚持中文学习的。我的家人对我学习中文这件事并不怎么关心。我的大学室友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学中文。耶鲁大学整体的学术重心都集中在欧洲文化方面,而亚洲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是什么在支撑我坚持学习呢?我为什么要坚持学会读写中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位信任我的导师。她相信我在将来会担负起重要的角色和职责。正是这种自我的角色设定和使命感,成就了我日后的职业发展。如果我的教授仅仅只是将我看作班上的好学生,我便永远都不会心怀这样的责任感,我在亚洲问题上的研究也会受到极大的局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有的发展和成就全部归功于孙教授的影响和引导,也有其他一些人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自身也依然在不断地提升和学习。然而孙教授对我事业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孙康宜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我练习中文,为我讲解中国传统。我时常泡在她的办公室里大量阅读中文书籍。尽管当时我的词汇量还很有限,但是我努力尝试去理解书中的所有内容。在这种过程中,我开始对中文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在中文学习中,有一些表达方式和用法比较难于掌握。如果过多地关注于单个词语的学习,学习者会缺乏整体感,也会欠缺语言、文化和历史关联方面的领悟和把握。尽管将学习重心放在词语上面看起来更加有实效,但是这样会影响对文化整体的理解,削弱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在我看来,短语词组练习本身意义并不大,因为短语很容易被遗忘。相比而言,尽可能多地阅读一些小说或者其他书籍会更有效。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孙康宜教授乐于同任何人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她时常在办公室里与我讨论诗歌和小说。
例如有一次我在一本诗选集译本中读到白居易的«感镜»,我便向她请教,希望她能够帮我找到中文原文。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她最终找到了原文。我们一起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仔细的研读。
感镜 五古
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
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
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
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
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
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诗中对时空转换的描述:多年前与相爱之人相见的情景记忆犹新,当再次看到当年的那面镜子时,勾起了主人公对爱人的深深思念,时空与情感以一面镜子为媒介进行连接。当孙康宜教授逐行带我研读的时候,这首诗所刻画的场景与表达的情感便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时今日依然栩栩如生。我不仅喜爱这首诗,同时还开始收集朋友们的小对象做信物,以寄托思念。自那时起,我开始过上一种逆向的生活,将现在所呈现的情景和生活假想作是未来某日,我已成为一位老人时,对过去进行的回忆。这样一种以物寄托过往的感受和习惯,开始成为我个人生活体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课堂上的孙康宜教授同样充满激情,尽全力支持和鼓励学生。她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并进行辩论。之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时,便是以这种授课方式为模板。在我看来,她这种授课方式最独特的地方便是她会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很多中文研究方面的学者认为不认识中文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文蕴含的意义,但是孙康宜教授并不这样认为。她认为即便大多数译文并不完美,中文原文的含义仍然能够得到传达。她相信即便是阅读从未接触过的文章,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够感悟到蕴含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我学习的深入,孙康宜教授开始帮助我寻找能够在大学三年级赴中国学习的机会。不论是用何种方法,这过程都充满曲折。我从大学二年级才得以开始学习中文,因此我的中文水平还远远不够参加任何海外课程。如果我只进行常规的中文课程学习,到毕业我都未必能够去海外学习,然而孙康宜教授相信我一定会付出极大的努力自学中文。我也逐渐开始被她感染,燃起了斗志。
如果没有孙康宜教授对我无条件的信任,我想我很难有足够的信心踏上海外学习之旅。通常来说,一个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西方人,如若没有多年的中文学习基础,是绝不可能听懂中文课程的。而我就要在短暂的中文学习后,挑战用中文授课的课程。
我至今仍同孙康宜教授保持着联系。2011年2月我还同她在纽黑文共进午餐,之后去了耶鲁享负盛名的俱乐部——毛利家。她还是那么富有激情,不管是对生活、文学还是事业。我感觉即便到今天,她仍然寄希望于我,认为我将有所成就。虽然六年以前我的研究重心就不在文学上了,但是我依然在努力进行更多的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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