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部电影会出现两个甚至更多的版本，原因仅仅是因为导演拍了太多的胶片。

王家卫是个中翘楚。他拍《春光乍泄》，把关淑怡带去阿根廷，结果出来的片子里根本找不到女主角的影子。他拍《东邪西毒》，废掉的胶片够刘镇伟倒腾出《东成西就》，过了15年，他号称重剪了“终极版”的《东邪西毒》，是不是“终极”很难说，不过当年苦闷看不懂的文艺中青年们倒是纷纷表示动过剪刀的新版“清楚明白”了。

本月底，传奇的歌剧电影《曲终梦回》最新4K修复版将在香港电影节放映。下月初，《银翼杀手》又将在英国和欧洲大范围上映，这部完成于1982年的电影，继发行“十周年纪念版”、“25周年特别版”之后，面世的第四个版本。

因为有剪辑这桩事，一部电影总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微调修改之后以“新片”的面目再度出现在公众视线里。随着时间推移，当我们谈论一些老电影时，不免会陷入电影版本学的考据迷思，对狂热的电影迷而言，比对每个版本之间微妙的差别，从中揣摩导演的趣味并想象这部电影曾在公共空间里经历过的曲折，成了一门学问。

其实，“导演剪辑版”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制片厂酝酿的商业借口，初衷是为了在公映周期结束后，让DVD和蓝光碟卖得更好。但确实，二度（甚至三度、四度）剪辑对于导演而言是莫大的补偿。特吕弗导演在《日以继夜》里有过这么一段自嘲：“电影开拍前，我雄心万丈，打算要拍一部杰作。拍到中途，我沮丧，焦虑，想着能顺利拍完就谢天谢地。”电影因为它巨大的金钱投入和面向大众的商品属性，创作者不得不面临局限、约束，和不能避免的遗憾。我们看到的“导演剪辑版”，有时候未必会比公映的版本更好，而创作者未竟的野心和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天生具有的巨大灵活性，才是真正值得揣摩的。

《银翼杀手》，一场看不到头的拉锯战

30多年时间里反复剪辑制造出的6个版本，是一个导演在电影制作所不能避免的局限和他内心表达愿望的无限之间的拉锯战。

《银翼杀手》是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一块心病，今年4月3日，又一个全新的导演剪辑版将诞生，并且在英国等欧洲国家重新上映。自1982年以来，斯科特至少三次重新剪辑了这部电影，每一次对剧情框架、人物动机和整部影片气质进行微妙调整。在导演带着自恋嫌疑的强迫症的驱使下，这部电影成了一部保持在未完成状态的作品，一次次地被修补，一次次地归来。

《银翼杀手》在1982年上映时就有三个版本，最初是一个试映版，制片人不满意结局，要求斯科特修改出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版，并且配上男主角德卡的旁白音，因为担心没有必要的“解释”，观众会看不懂。在制片人的干预下，公映的《银翼杀手》又分美国版和国际版，两个版本时长只差一分钟，但国际版保留更多暴力画面和有攻击宗教嫌疑的台词。这部电影是个惨烈的商业失败案例，首周票房不佳，之后遭遇《外星人ET》的冲击，在影院里只放了几个星期就被撤片。其后的几十年里，斯科特对旧作不断的修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难以释怀的感情的一种宣泄，借着“修整版”和“剪辑版”重回公众视线的《银翼杀手》，每一次都仿佛是一部新的电影。

1992年，《银翼杀手》诞生十周年，电影修复家迈克尔·阿瑞克根据斯科特的导演笔记和从片方发现的被剪掉部分的胶片，修复出“十周年纪念版”，这个版本去掉了德卡的旁白，恢复试映的初剪结尾，添了一段德卡的梦境，他梦里的独角兽和警察送他的剪纸独角兽呼应着暗示德卡是个复制人。这个修复版更忠实于菲利普·迪克的原作《机器人会梦到电子羊吗？》，而实际上斯科特从来没看完那部小说，他并不关心原作围绕“身份迷惘”展开的阴郁思考，反而是爱德华·霍珀的画给他的启发更大，他迷恋的是暴力和黑暗塑造的后现代大都会美学。

斯科特对“十周年版”不置可否，到了《银翼杀手》25周年时，他亲自主持了这部电影的数字修复，并修改出一个号称“最终剪辑”的版本，对比上一版，这次改动的情节和细节很少，而是强化了大部分的视觉效果。但这个号称的“终结版”并不能让斯科特停下重新剪辑的冲动，将在下个月3号再度公映的又一个剪辑版是不是一部新的电影，以后会不会有更新的剪辑版，只能走着瞧。唯一确定的是，在30多年时间里反复剪辑制造出微妙差异的各种版本，是一个导演在电影制作所不能避免的局限和他内心表达愿望的无限之间，永无休止的拉锯战。

奥森·威尔斯和“剪刀手”的恩怨

这是威尔斯的电影具有的特殊吸引力，在这些“半途失控”的影像里，存在于其中的错愕和断裂构成了它们伟大迷人的一部分。

奥森·威尔斯的电影履历表大致要分两张写，一张是“按照他的意愿拍成的电影”：《公民凯恩》、《麦克白》、《奥赛罗》、《青春泉》、《不朽的故事》、《午夜钟声》、《赝品》和《<奥赛罗>拍摄纪录片》。另一张是“那些惨遭篡改剪辑的遗恨作”，这张单子上包括了他最为人熟知的那些电影：《安倍逊大族》、《上海小姐》、《阿卡丁先生》、《历劫佳人》、《堂·吉诃德》、《全部属实》、《陌生人》、《深渊》和《风的那一边》。

事实上，关于威尔斯导演的电影版本考据，是一个电影史没法回避的大课题。这个人26岁拍出《公民凯恩》，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开始就站在巅峰。有才，任性，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生在走下坡路”（也是他自己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大量作品没来得及完成就被篡夺，他和他的电影成了制片人剪刀下的牺牲品。

1942年，27岁的他浑浑噩噩地在巴西采风，在南美的烈日下醉生梦死，全然不知道《安倍逊大族》被剪得面目全非。完成于1955年的《阿卡丁先生》有若干流通版本，但没有一个是威尔斯想要的模样，距今最近的一个所谓的“完整版”，是把能发现的这部电影的片段缝合在一起，此举完全违背导演本人对剪辑的理解，他认为素材的细节选择和节奏把握是电影的灵魂，而不是死蠢地做加法。1958年，威尔斯迎来他最心碎的一次创作，《历劫佳人》的初剪完成后，他写给制片厂几十页修改备忘录，然而没人理睬这个脾气不好的胖子，他只能坐视电影任人剪裁，就像电影里玛琳·黛德丽对他说的台词：“你的运气用完了，没有将来。”我们看到的《历劫佳人》有一个惊天动地的长镜头开场，但很难说全片是威尔斯想让人们看到的样子。或许这也是威尔斯的电影提供的特殊的吸引力，在这些“半途失控”的影像里，存在于其中的错愕和断裂最终构成了它们伟大迷人的一部分，让人觉得这些电影是开放的，而导演内心的激情和渴望则像一条永恒流动、捉摸不定的河流。（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