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波在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做了制片人，做了《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他在为自己争取表演和表达的自由。

　　七年一戏

　　不久前，吴秀波的一个好朋友突然约他见面，“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50多岁”。两人约在昆仑饭店，大哥花了两个半小时，把自己从17岁到眼前的所有经历按着年份讲了一遍。他还讲到了自己几年前去世的太太，讲到“本来已经过去好几年，走出来了，前几天听到一首歌，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两个相识很久的中年男人第一次彼此袒露心扉，其间各哭了两场。临走前，两人第一次彼此拥抱，大哥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都老了，不知道能活多久，不能让接下来的时间像从前一样不知所踪。”这番长谈，让吴秀波有种恍惚感，沉重又不知所措。

　　“一个比你年长的男人，约你吃饭，就为和你讲讲话。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现在做的事，我至少可以通过戏和角色，说出那些我说不出口的话。”

　　有困惑，有未解的人生命题，所以做戏，所以有了当下热播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从司马懿来拍“三国”的想法始于7年前。“对于中国的男孩子来说，三国故事就跟乒乓球一样，你学不学都能打两下，你看没看《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能唠叨两句。”吴秀波说，他每隔几年就会重读三国，每次读完都有新发现。“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从董卓之乱开始，讲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不讲？我对最终平定天下的司马家特别感兴趣，一个人能隐藏自己的心思，这不难，但如果历史也把他隐藏起来了，我就分外好奇。”

　　有了从司马懿视角拍三国的想法，吴秀波却突然忙起来了。2010年前后，《黎明之前》《追捕》等电视剧让他被观众所熟悉。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上映，他花胡子配西装的雅痞大叔形象深入人心，一时间成了城中潮男的典范。

　　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不靠谱的也很多。经纪公司喜天影视的老板周宴西就给他扔来了一个不靠谱的剧本。“《马向阳下乡记》，一个农村戏，这我哪演得了？当时我可是个潮大叔。”吴秀波象征性地翻了翻剧本，“没法看，前三集就睡着了好几次。”

　　当时，找周宴西帮忙递剧本的就是《军师联盟》的导演张永新。“这事儿我后来才知道，秀波没看上这剧本，过来和我吃顿饭是给宴西面子，打算委婉拒绝我。”

　　饭局上，张永新不甘心，当着吴秀波的面把剧本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又是两个半小时，我鼻子酸了好几次。”两个半小时之后，吴秀波被张永新打动了。

　　几乎连剧本都没有，吴秀波就进了《马向阳下乡记》的剧组。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剧组在山里，合作的演员都不是明星，简单、干净，拍戏的那段日子，他的心难得地踏实。闲来无事，他也会和导演聊聊戏剧，聊聊历史和三国。在那几个月里，吴秀波和张永新建立了一种革命友谊式的信任和默契。

　　《马向阳下乡记》快杀青时，有场戏在水库边拍摄。快收工了，张永新转身往外走，吴秀波突然把他叫住。“你了解司马懿吗？”张永新愣了一下。“鹰视狼顾的那个司马懿吗？知道点，挺感兴趣的。”

　　话头就此打住，《马向阳下乡记》收工了，杀青了，导演和演员都各忙各的。有天，张永新突然接到吴秀波的电话：“司马懿那个项目启动了，有没有兴趣去做？”张永新当然立刻答应，只是他当时也没想到，这部戏会前前后后花了4年时间。

　　新视角看三国

　　虽然一口答应了下来，但吴秀波的那通电话让张永新很忐忑。“那之前，我没拍过古装剧，但也懂行，三国魏蜀吴的故事，按他说的模式，拍多少场景，什么样的规模，大致一算就知道，得是几个亿的投资。很兴奋，但也诚惶诚恐。”

　　吴秀波和张永新看了大多数他们能找到的关于司马懿的文献和资料，绞尽脑汁为这个人物寻找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立足点。“《三国演义》里，司马懿不是主角，数出去六七号人物，也数不到他，资料少。”吴秀波分析。

　　张永新考虑得更务实。“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司马懿是个奸白脸，深谙厚黑学。影视剧里对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把这么一个丑角端到影视剧的中心，把他当男一号，该怎么做，这是第一关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导演，如果你没有这个预估和判断的话，那就是不负责任的。”

材料看了一圈，再加上历史专家的解析，张永新和吴秀波渐渐有了底气。“民间主流认知中的司马懿其实是有偏差的。”张永新说，“功过两奇伟，这是更公正地对司马懿的评价。”

　　接下来就都是技术活了。吴秀波说，在筹备《军师联盟》阶段，至少有30个人和他说过，这个戏不好做，不能做，三国故事在今天玩不转了。“老《三国演义》是一座大山摆在那儿，《新三国》的收视和口碑也争议很大，我们怎么做？最保险的就是人家怎么拍你怎么拍，至少不会犯错。但这么做，我和秀波都不甘心。”

　　考虑再三，他们决定做小不做大。三国纷争，群雄并起，争权力，争天下，归根到底，争的都是人心。《军师联盟》要避重就轻，以世道来讲人心。“《三国演义》里有太多吸引人的情节，我们改编时往往关注情节，但没有解决人物的内心矛盾。戏剧写的无非是两个字——人性。用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讲人性，讲人物的内心矛盾，这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吴秀波说。

　　这样的设定奠定了《军师联盟》在情节、影像、表演等方方面面的基调。一部投资4亿元的剧，大场面用得很克制，镜头大多是中景、近景和特写，着重刻画细节。每个主要演员都有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又是性格和心理的外化。三国故事的典故很多，除了不能不拍的被吴秀波称为“老百姓的文化历史”的典故，能略过的尽量不表，以免剧情再沦为老套路。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

　　吴秀波不算是个精明的商人，但他也知道，做一部电视剧，孤芳自赏没有任何意义，打通与观众的沟通渠道，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最先讨好的是作为电视剧收视主力军的女性观众。“剧本第一稿基本符合史实，但毫无趣味。第二稿完成了男性对于三国的认知。我把剧本拿给家人看，看完说，这什么玩意？好，又换了个女编剧写，把家庭生活写了进去。家里人终于觉得，这戏能看了。”

　　“女性才不管谁得了天下，只会问这家归谁管，存折在谁那里。”吴秀波对于女性观众的分析大概要惹一些女权主义者不痛快，但这个方法确实奏效了，《军师联盟》女性观众的比例要远高于很多历史题材电视剧。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1700多年前的人物与当下观众的内心产生共鸣。“一个战乱纷争的故事，一段遥远的历史，这和一个孤零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吴秀波总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司马懿的困惑，杨修的困惑，甚至是曹操的困惑，也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做戏是因为有困惑，看戏又何尝不是呢？只有把历史变成一个人的疑惑，这才是所有人的疑惑。司马懿从生到死面对的是什么？生存。先是要活下来，接着是对家庭尽责，然后变成情感的压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也因此产生了欲望，以及与欲望抗衡的压力。这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

　　剧中以个人生命历程来与观众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杨修的死，荀彧的死，曹操的死……每个生命的终结都是唏嘘一场。《军师联盟》似乎有个影像上的固定套路，无论以再宏大的场面开场，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个人，是细节。拍摄一场战争，特写的细节是白胡子老人被杀，士兵举着滴血的刀追一个孩子。“老人、小兵，战场上最不合时宜的人，他们是战争最好的注脚。”张永新说。

　　除了剧情和影像，《军师联盟》也试图在服装、道具和造型上现代起来。“既古典又现代。”这是张永新和吴秀波对这部剧的要求。古典是在大方向上符合史实，服装的设计、建筑的风格整体上都是汉代的，但在细节之处要让现代人看着似曾相识。

　　“造型上参考了西装的样式，你会发现，我们很少用大红大紫的颜色，很少用纯色，都是复合色，这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看起来很时尚。建筑风格也参考了北欧的木质极简风，室内的设施也尽量简单化，这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舒服。”张永新解释。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

　　电视剧播出时，吴秀波和张永新都会追着看几眼，他们看的不是早已烂熟于心的剧，而是网友的弹幕。“我对现在的‘80后’‘90后’抱着尊重的态度，他们的视野和品位比我们这代人刁钻。毕竟，他们看过美剧、英剧，看过太多好东西，要骗他们不容易。”采访前两天，张永新刚从弹幕上看到网友对于剧中穿帮镜头的吐槽。“看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张永新说。

　　新手制片人

　　做演员，吴秀波驾轻就熟，做制片人，运作一个价值4亿元的大项目，他是第一次。采访那天，吴秀波不间断地喝了两杯浓缩咖啡，一大杯啤酒。他吃素4年，很难在吃喝上兴奋起来，咖啡能让他下午萎靡的神经稍微活跃起来。“喝酒是拍戏期间才喜欢上的。”作为制片人，他常常要和不同的人喝酒，谈生意、安抚工作人员情绪、和演员聊角色，酒都是重要的社交工具。

　　一进组，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要兼任制片、剧本监制和男一号，在几个角色里跳进跳出。“迄今为止，我从未像拍戏的那333天一样，从未经历过那样的体力、精力，以及态度修行上的透支。”

　　在片场，几乎每个麻烦最终都会落在吴秀波头上。演员听说剧组里出了什么事，那都是八卦。但做制片人，剧组里出了事，每一件都是事故，都生死攸关。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拍摄现场

　　采访时，他举起手当电话，现场还原那段让人崩溃的日子。“秀波，再不来人就罢工了，那5000万元还没到。秀波，那边防火的已经来了，要怎么着？秀波，那12个发电机不给咱使了，棚也租不下来。秀波，演员从马上摔下来，骨折了。哥，我这戏可不能这样写，你得给我改改。秀波快来，这戏还没拍呢，演员谈不拢了 忙活完这一团事，我还得搞艺术啊，往镜头前一站，边上人说，秀波，你不能再吃了，都胖了。”

　　第二次和吴秀波合作，张永新也觉得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拍《马向阳下乡记》时，秀波老师是腕儿，现在他角色变了。可以随便招呼他垫场，找他当救火队员，哪里需要就让他补哪里，谁让他得为大家负责呢。”

　　糟心事多了，吴秀波悟出个道理，剧组的事，演员的事，都是过去或者将来的事，他能尽力解决，但都无法掌控，唯一能掌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自己的情绪。“所以，这333天，我遵循的唯一一个原则就是——不生气。我真的做到了。”吴秀波说。

　　在国内，有些制片人是找钱的，有些善于卖钱，也有一少部分关心艺术。吴秀波想作为整个项目服务的制片人，这和当下很多互联网公司的CEO思路一致。“我要为所有工作在其中的人创造一个场，在这个场域里所有人都能修行，能发挥最大的光芒。”

　　吴秀波说，《军师联盟》里找的大多是“饿不死”的演员。所谓“饿不死”就是戏好，人好，可能不红，但只要演员这行存在，这样的人永远有口饭吃。“如果我不是运气好一些，也会是个‘饿不死’的演员。一有职业能力，二有职业道德，可能不是明星，但30年后照样能演戏。这个行业把我们饿死？你试试看。”

　　对于自己创造的这个“场”，吴秀波很满意。他毫不谦虚地说，于和伟塑造的曹操就是超越了他曾经的刘备，因为这个拍戏环境能让每个演员毫无顾虑地钻研角色。

于和伟（右）在剧中饰演曹操

　　创造这个“场”的代价不小。整个剧组在横店耗了333天，导演张永新只休息过一天——五一劳动节。整部戏是按剧本顺序顺拍的，这样一来，演员的情绪容易带入。代价是，和按场景拍摄相比，耗时要增加两到三倍，成本自然大幅度提升。

　　演员吴秀波是那种要充分理解角色动机和心理，才能把戏演顺的演员。制片人吴秀波很理解演员的这份拧巴，在拍摄现场，他花了大量时间把演员说通说顺。杨修的扮演者翟天临想不通自己演的这个早夭的角色，觉得他是个坏人，吴秀波就和他断断续续聊了3天。“好人和坏人是谁定的？杨修的一生该如何定义？我们聊对每个角色的尊重。他那最后一场戏原本在剧本里没有，是我、天临和永新在现场聊出来的。”

　　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

　　在演艺圈里，吴秀波是少有的经历过生活磨砺的人。他有能胜任制片人的圆滑一面。比如，把剧名落在《军师联盟》，而不是《司马懿》上。他半开玩笑地解释：“对演员、对投资都好交代。我说，李晨来给我演个戏吧。他说，好啊，什么戏？我说，司马懿。他问，我演谁？这接下来我就没法接了。但叫《军师联盟》就没问题了，曹丕是所有军师的头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秀波越世故老辣，就越向往简单纯粹，他觉得，后者是一个演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放下所有的立场，所有的知识和情感捍卫，进入某一个角色，那是一种快感，但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吴秀波这番话，我不太理解，这与我对老戏骨、老表演艺术家的认知有悖。我宁愿把他的说法理解为将近天命之年的困惑和危机感。随着年龄增长，人会感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沉重，因而更向往轻盈的活法。但轻盈很难，所有轻盈都建立在对安全感，甚至是责任感的轻视之上，这对50岁的人来说是种危险的活法，对吴秀波也不例外。

　　因为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吴秀波就更看重具有这样特质的人。张永新身上有，他合作过两次的女导演薛晓路身上更有。尽管在吴秀波看来，《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但他依然愿意演，愿意听置他的意见于不顾的薛晓路的差遣，为的就是保护她创作上的那份初心。

“有些技术上并不成熟的东西，我说了她也不改，但如果她有新戏找我，我还是愿意和她合作。因为她在创作的心境上还是幼稚的，而你都不幼稚了，我多想和她一样简单纯粹啊。”吴秀波说。

　　在吴秀波看来，当下这个时代是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只要你没有表演和艺术上的追求，那现在就是演员最好赚钱、最好出名的时机。

　　但这钱赚得没那么痛快，因为与表演无关。所以，他想做制片人，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演得痛快。“人有两种需求，一种关乎精神，一种关乎无知，我做过很多尝试，却从来没在戏剧以外找到一种能满足我这两种需求的活法。我但凡能再找到一个，都不会做这件事。”

　　采访快结束时，有人问吴秀波，以后是不是都要这样做戏了，自己做制片人，自己演。吴秀波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我做演员的命运依然叵测，我只能如此。”

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