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秀波在最容易做演員的時代做了製片人，做了《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他在為自己爭取表演和表達的自由。

　　七年一戲

　　不久前，吳秀波的一個好朋友突然約他見面，“一個非常厲害的製作人，50多歲”。兩人約在崑崙飯店，大哥花了兩個半小時，把自己從17歲到眼前的所有經歷按着年份講了一遍。他還講到了自己幾年前去世的太太，講到“本來已經過去好幾年，走出來了，前幾天聽到一首歌，又回到了那個狀態”。

　　兩個相識很久的中年男人第一次彼此袒露心扉，其間各哭了兩場。臨走前，兩人第一次彼此擁抱，大哥語重心長地說：“咱們都老了，不知道能活多久，不能讓接下來的時間像從前一樣不知所蹤。”這番長談，讓吳秀波有種恍惚感，沉重又不知所措。

　　“一個比你年長的男人，約你吃飯，就為和你講講話。有時候我很慶幸自己現在做的事，我至少可以通過戲和角色，說出那些我說不出口的話。”

　　有困惑，有未解的人生命題，所以做戲，所以有了當下熱播的《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

從司馬懿來拍“三國”的想法始於7年前。“對於中國的男孩子來說，三國故事就跟乒乓球一樣，你學不學都能打兩下，你看沒看《三國演義》和《三國志》，都能嘮叨兩句。”吳秀波說，他每隔幾年就會重讀三國，每次讀完都有新發現。“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們從董卓之亂開始，講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為什麼不講？我對最終平定天下的司馬家特別感興趣，一個人能隱藏自己的心思，這不難，但如果歷史也把他隱藏起來了，我就分外好奇。”

　　有了從司馬懿視角拍三國的想法，吳秀波卻突然忙起來了。2010年前後，《黎明之前》《追捕》等電視劇讓他被觀眾所熟悉。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圖》上映，他花鬍子配西裝的雅痞大叔形象深入人心，一時間成了城中潮男的典範。

　　找他拍戲的人越來越多，不靠譜的也很多。經紀公司喜天影視的老闆周宴西就給他扔來了一個不靠譜的劇本。“《馬向陽下鄉記》，一個農村戲，這我哪演得了？當時我可是個潮大叔。”吳秀波象徵性地翻了翻劇本，“沒法看，前三集就睡着了好幾次。”

　　當時，找周宴西幫忙遞劇本的就是《軍師聯盟》的導演張永新。“這事兒我後來才知道，秀波沒看上這劇本，過來和我吃頓飯是給宴西面子，打算委婉拒絕我。”

　　飯局上，張永新不甘心，當着吳秀波的面把劇本從頭到尾講了一遍。“又是兩個半小時，我鼻子酸了好幾次。”兩個半小時之後，吳秀波被張永新打動了。

　　幾乎連劇本都沒有，吳秀波就進了《馬向陽下鄉記》的劇組。他還記得，那年夏天特別熱，劇組在山裡，合作的演員都不是明星，簡單、乾淨，拍戲的那段日子，他的心難得地踏實。閒來無事，他也會和導演聊聊戲劇，聊聊歷史和三國。在那幾個月裡，吳秀波和張永新建立了一種革命友誼式的信任和默契。

　　《馬向陽下鄉記》快殺青時，有場戲在水庫邊拍攝。快收工了，張永新轉身往外走，吳秀波突然把他叫住。“你了解司馬懿嗎？”張永新愣了一下。“鷹視狼顧的那個司馬懿嗎？知道點，挺感興趣的。”

　　話頭就此打住，《馬向陽下鄉記》收工了，殺青了，導演和演員都各忙各的。有天，張永新突然接到吳秀波的電話：“司馬懿那個項目啟動了，有沒有興趣去做？”張永新當然立刻答應，只是他當時也沒想到，這部戲會前前後後花了4年時間。

　　新視角看三國

　　雖然一口答應了下來，但吳秀波的那通電話讓張永新很忐忑。“那之前，我沒拍過古裝劇，但也懂行，三國魏蜀吳的故事，按他說的模式，拍多少場景，什麼樣的規模，大致一算就知道，得是幾個億的投資。很興奮，但也誠惶誠恐。”

　　吳秀波和張永新看了大多數他們能找到的關於司馬懿的文獻和資料，絞盡腦汁為這個人物尋找能與觀眾產生共鳴的立足點。“《三國演義》裡，司馬懿不是主角，數出去六七號人物，也數不到他，資料少。”吳秀波分析。

　　張永新考慮得更務實。“在中國老百姓眼裡，司馬懿是個奸白臉，深諳厚黑學。影視劇里對他都是有意無意地貶低。把這麼一個丑角端到影視劇的中心，把他當男一號，該怎麼做，這是第一關要解決的問題。作為導演，如果你沒有這個預估和判斷的話，那就是不負責任的。”

材料看了一圈，再加上歷史專家的解析，張永新和吳秀波漸漸有了底氣。“民間主流認知中的司馬懿其實是有偏差的。”張永新說，“功過兩奇偉，這是更公正地對司馬懿的評價。”

　　接下來就都是技術活了。吳秀波說，在籌備《軍師聯盟》階段，至少有30個人和他說過，這個戲不好做，不能做，三國故事在今天玩不轉了。“老《三國演義》是一座大山擺在那兒，《新三國》的收視和口碑也爭議很大，我們怎麼做？最保險的就是人家怎麼拍你怎麼拍，至少不會犯錯。但這麼做，我和秀波都不甘心。”

　　考慮再三，他們決定做小不做大。三國紛爭，群雄並起，爭權力，爭天下，歸根到底，爭的都是人心。《軍師聯盟》要避重就輕，以世道來講人心。“《三國演義》裡有太多吸引人的情節，我們改編時往往關注情節，但沒有解決人物的內心矛盾。戲劇寫的無非是兩個字——人性。用什麼樣的歷史和故事講人性，講人物的內心矛盾，這是我們最應該考慮的問題。”吳秀波說。

　　這樣的設定奠定了《軍師聯盟》在情節、影像、表演等方方面面的基調。一部投資4億元的劇，大場面用得很克制，鏡頭大多是中景、近景和特寫，着重刻畫細節。每個主要演員都有些小動作，這些小動作又是性格和心理的外化。三國故事的典故很多，除了不能不拍的被吳秀波稱為“老百姓的文化歷史”的典故，能略過的儘量不表，以免劇情再淪為老套路。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劇照

　　吳秀波不算是個精明的商人，但他也知道，做一部電視劇，孤芳自賞沒有任何意義，打通與觀眾的溝通渠道，這才是最重要的。

　　他最先討好的是作為電視劇收視主力軍的女性觀眾。“劇本第一稿基本符合史實，但毫無趣味。第二稿完成了男性對於三國的認知。我把劇本拿給家人看，看完說，這什麼玩意？好，又換了個女編劇寫，把家庭生活寫了進去。家裡人終於覺得，這戲能看了。”

　　“女性才不管誰得了天下，只會問這家歸誰管，存摺在誰那裡。”吳秀波對於女性觀眾的分析大概要惹一些女權主義者不痛快，但這個方法確實奏效了，《軍師聯盟》女性觀眾的比例要遠高於很多歷史題材電視劇。

　　第二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一個1700多年前的人物與當下觀眾的內心產生共鳴。“一個戰亂紛爭的故事，一段遙遠的歷史，這和一個孤零零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有什麼關係？”吳秀波總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司馬懿的困惑，楊修的困惑，甚至是曹操的困惑，也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做戲是因為有困惑，看戲又何嘗不是呢？只有把歷史變成一個人的疑惑，這才是所有人的疑惑。司馬懿從生到死面對的是什麼？生存。先是要活下來，接着是對家庭盡責，然後變成情感的壓抑，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也因此產生了欲望，以及與欲望抗衡的壓力。這是每個人的生命歷程。”

　　劇中以個人生命歷程來與觀眾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楊修的死，荀彧的死，曹操的死……每個生命的終結都是唏噓一場。《軍師聯盟》似乎有個影像上的固定套路，無論以再宏大的場面開場，最後的落腳點一定是個人，是細節。拍攝一場戰爭，特寫的細節是白鬍子老人被殺，士兵舉着滴血的刀追一個孩子。“老人、小兵，戰場上最不合時宜的人，他們是戰爭最好的註腳。”張永新說。

　　除了劇情和影像，《軍師聯盟》也試圖在服裝、道具和造型上現代起來。“既古典又現代。”這是張永新和吳秀波對這部劇的要求。古典是在大方向上符合史實，服裝的設計、建築的風格整體上都是漢代的，但在細節之處要讓現代人看着似曾相識。

　　“造型上參考了西裝的樣式，你會發現，我們很少用大紅大紫的顏色，很少用純色，都是複合色，這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看起來很時尚。建築風格也參考了北歐的木質極簡風，室內的設施也儘量簡單化，這會讓現在的年輕人覺得舒服。”張永新解釋。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劇照

　　電視劇播出時，吳秀波和張永新都會追着看幾眼，他們看的不是早已爛熟於心的劇，而是網友的彈幕。“我對現在的‘80後’‘90後’抱着尊重的態度，他們的視野和品位比我們這代人刁鑽。畢竟，他們看過美劇、英劇，看過太多好東西，要騙他們不容易。”採訪前兩天，張永新剛從彈幕上看到網友對於劇中穿幫鏡頭的吐槽。“看得我臉上火辣辣的。”張永新說。

　　新手製片人

　　做演員，吳秀波駕輕就熟，做製片人，運作一個價值4億元的大項目，他是第一次。採訪那天，吳秀波不間斷地喝了兩杯濃縮咖啡，一大杯啤酒。他吃素4年，很難在吃喝上興奮起來，咖啡能讓他下午萎靡的神經稍微活躍起來。“喝酒是拍戲期間才喜歡上的。”作為製片人，他常常要和不同的人喝酒，談生意、安撫工作人員情緒、和演員聊角色，酒都是重要的社交工具。

　　一進組，他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要兼任製片、劇本監製和男一號，在幾個角色里跳進跳出。“迄今為止，我從未像拍戲的那333天一樣，從未經歷過那樣的體力、精力，以及態度修行上的透支。”

　　在片場，幾乎每個麻煩最終都會落在吳秀波頭上。演員聽說劇組裡出了什麼事，那都是八卦。但做製片人，劇組裡出了事，每一件都是事故，都生死攸關。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拍攝現場

　　採訪時，他舉起手當電話，現場還原那段讓人崩潰的日子。“秀波，再不來人就罷工了，那5000萬元還沒到。秀波，那邊防火的已經來了，要怎麼着？秀波，那12個發電機不給咱使了，棚也租不下來。秀波，演員從馬上摔下來，骨折了。哥，我這戲可不能這樣寫，你得給我改改。秀波快來，這戲還沒拍呢，演員談不攏了 忙活完這一團事，我還得搞藝術啊，往鏡頭前一站，邊上人說，秀波，你不能再吃了，都胖了。”

　　第二次和吳秀波合作，張永新也覺得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拍《馬向陽下鄉記》時，秀波老師是腕兒，現在他角色變了。可以隨便招呼他墊場，找他當救火隊員，哪裡需要就讓他補哪裡，誰讓他得為大家負責呢。”

　　糟心事多了，吳秀波悟出個道理，劇組的事，演員的事，都是過去或者將來的事，他能盡力解決，但都無法掌控，唯一能掌控的只有一點，那就是自己的情緒。“所以，這333天，我遵循的唯一一個原則就是——不生氣。我真的做到了。”吳秀波說。

　　在國內，有些製片人是找錢的，有些善於賣錢，也有一少部分關心藝術。吳秀波想作為整個項目服務的製片人，這和當下很多互聯網公司的CEO思路一致。“我要為所有工作在其中的人創造一個場，在這個場域裡所有人都能修行，能發揮最大的光芒。”

　　吳秀波說，《軍師聯盟》裡找的大多是“餓不死”的演員。所謂“餓不死”就是戲好，人好，可能不紅，但只要演員這行存在，這樣的人永遠有口飯吃。“如果我不是運氣好一些，也會是個‘餓不死’的演員。一有職業能力，二有職業道德，可能不是明星，但30年後照樣能演戲。這個行業把我們餓死？你試試看。”

　　對於自己創造的這個“場”，吳秀波很滿意。他毫不謙虛地說，于和偉塑造的曹操就是超越了他曾經的劉備，因為這個拍戲環境能讓每個演員毫無顧慮地鑽研角色。

于和偉（右）在劇中飾演曹操

　　創造這個“場”的代價不小。整個劇組在橫店耗了333天，導演張永新只休息過一天——五一勞動節。整部戲是按劇本順序順拍的，這樣一來，演員的情緒容易帶入。代價是，和按場景拍攝相比，耗時要增加兩到三倍，成本自然大幅度提升。

　　演員吳秀波是那種要充分理解角色動機和心理，才能把戲演順的演員。製片人吳秀波很理解演員的這份擰巴，在拍攝現場，他花了大量時間把演員說通說順。楊修的扮演者翟天臨想不通自己演的這個早夭的角色，覺得他是個壞人，吳秀波就和他斷斷續續聊了3天。“好人和壞人是誰定的？楊修的一生該如何定義？我們聊對每個角色的尊重。他那最後一場戲原本在劇本里沒有，是我、天臨和永新在現場聊出來的。”

　　最容易做演員的時代

　　在演藝圈裡，吳秀波是少有的經歷過生活磨礪的人。他有能勝任製片人的圓滑一面。比如，把劇名落在《軍師聯盟》，而不是《司馬懿》上。他半開玩笑地解釋：“對演員、對投資都好交代。我說，李晨來給我演個戲吧。他說，好啊，什麼戲？我說，司馬懿。他問，我演誰？這接下來我就沒法接了。但叫《軍師聯盟》就沒問題了，曹丕是所有軍師的頭啊。”

　　隨着年齡的增長，吳秀波越世故老辣，就越嚮往簡單純粹，他覺得，後者是一個演員安身立命的根本。“放下所有的立場，所有的知識和情感捍衛，進入某一個角色，那是一種快感，但也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吳秀波這番話，我不太理解，這與我對老戲骨、老表演藝術家的認知有悖。我寧願把他的說法理解為將近天命之年的困惑和危機感。隨着年齡增長，人會感受到精神與肉體的沉重，因而更嚮往輕盈的活法。但輕盈很難，所有輕盈都建立在對安全感，甚至是責任感的輕視之上，這對50歲的人來說是種危險的活法，對吳秀波也不例外。

　　因為實踐起來困難重重，吳秀波就更看重具有這樣特質的人。張永新身上有，他合作過兩次的女導演薛曉路身上更有。儘管在吳秀波看來，《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還有一些技術問題，但他依然願意演，願意聽置他的意見於不顧的薛曉路的差遣，為的就是保護她創作上的那份初心。

“有些技術上並不成熟的東西，我說了她也不改，但如果她有新戲找我，我還是願意和她合作。因為她在創作的心境上還是幼稚的，而你都不幼稚了，我多想和她一樣簡單純粹啊。”吳秀波說。

　　在吳秀波看來，當下這個時代是最容易做演員的時代，只要你沒有表演和藝術上的追求，那現在就是演員最好賺錢、最好出名的時機。

　　但這錢賺得沒那麼痛快，因為與表演無關。所以，他想做製片人，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讓自己演得痛快。“人有兩種需求，一種關乎精神，一種關乎無知，我做過很多嘗試，卻從來沒在戲劇以外找到一種能滿足我這兩種需求的活法。我但凡能再找到一個，都不會做這件事。”

　　採訪快結束時，有人問吳秀波，以後是不是都要這樣做戲了，自己做製片人，自己演。吳秀波想了想，回答說：“如果我做演員的命運依然叵測，我只能如此。”

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