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这是万历五年（1577年），已在家赋闲了七年的海瑞写给大学士吕调阳的一封信。这一年，当国首辅张居正（号太岳）次子张嗣修将参加会试，海瑞便给身为次辅的吕调阳写了这封信，旁敲侧击，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也许在他看来，要让嗣修落第才能显出公道吧。结果呢，却是嗣修高中廷试第二名，赐进士及第。张居正为此向万历皇帝神宗谢恩时，神宗回答得挺坦率：“先生大功，朕答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其后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即剥夺张的儿子们的功名，逼死的逼死，充军的充军，对先生的子孙是这么看顾的。赐进士及第的是他，连张居正请求回避都不许；剥夺功名的也是他，连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责任，若说徇私舞弊，皇帝才是正主，海瑞这封信，完全寄错了人。就算吕调阳真能操纵会试结果，海瑞大约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从天涯海角寄一纸短笺就能让当朝大学士听退休官僚的忠告。这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吕调阳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后人看的。

　　海瑞自己却不是进士出身。他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了乡举之后，会试落第，就未再参加会试，而以举人出身踏上仕途。明朝对官僚的出身极其看重，举人只能做做小官，非进士出身万难挤入高层。海瑞从福建南平县的儒学教谕开始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竟当过总管江南鱼米之乡的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最后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的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他的仕途的转折点，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骂皇帝”事件。在两年前，海瑞从兴国县知县任上上调进京，在户部云南司任主事。名为主事，其实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大事有尚书、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无所事事了两年之后，他给嘉靖皇帝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这封空前绝后的奏疏中，海瑞只字未谈本职工作，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乃至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个大臣上奏疏告诉皇帝说天下人早就认为你不配当皇帝，可真够骇人听闻的了。然而还有更激烈的话，为《明史》所不敢录，虽然一篇《海瑞传》，有一半的篇幅倒用于抄这封奏疏：

　　“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比之武宗之胡闹，神宗之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还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但我们一谈到明朝的昏君，想起来的首先就是这位家家皆净的嘉靖帝，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海瑞这一骂。我们读这样的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一样的痛快，但不要忘了，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上以纳谏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无法容忍如此进谏。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旁边的一位宦官劝他说：这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别了家眷，遣散了仆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像会逃跑的样子。实际上在两年前海瑞进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琼州故乡，不可能在这时候又来告别家眷，这或者是这位宦官编造了一番话为海瑞求情，或者这整个戏剧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虽然被一本正经写进了正史，但中国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

　　海瑞没有家眷可告别，但上了奏疏之后，倒是去找过同乡王宏海托付后事，可见他自己也明白上这样的奏疏，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并不能让皇帝幡然改悔。既然如此，又何必干这种无成效的蠢事呢？用后来神宗评言官们的话说，这是“讪上卖直”，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果然，“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刚峰海公行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

　　世宗虽然大叫“快去把他抓来”，却并不相信一区区主事敢上这样的奏疏，还想放长线钓大鱼钓出幕后的黑手，派特务跟踪海瑞跟踪了一段时间，实在摸不出别人，才把他抓进了锦衣卫让刑部问罪定刑。该给海瑞定什么罪，却颇使刑部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人居然敢骂皇帝，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成死罪。刑部人马翻遍了《大明律》，也翻不出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是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比照“子骂父”律，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绞死。“子骂父”罪属于告诉乃论，在这一案中，皇帝成了原告了。

　　海瑞既然已直声震天下，若被处死，就会青史留名，如果大难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资本。他很幸运，世宗还来不及处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连牢中的主管都知道这下子海瑞该高升了，办了一桌酒席来讨好他。海瑞还以为这是死前的最后一餐呢，从从容容吃喝完毕，才知道原来世宗驾崩了，于是哭得死去活来，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来，晕倒在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怎么又如此难过呢？但不这么一哭一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

　　海瑞在出狱后的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从正六品主事一直升到了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其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这固然是大难不死的后福，却也是因为在当时内阁的党争中，他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被徐阶一手提拔。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机对高拱群起而攻之。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这二人乃是奸党，请求穆宗“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以其骂皇帝的天才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十几年后海瑞整理文集，重读此文，自己都觉得脸红，加了个附注说：“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指徐阶和高拱）心事俱未的确。”但高拱终于因此去职，而海瑞也就连连升官，官至四品，身披红袍了。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海瑞披上红袍的这一年（隆庆三年，1569年），刚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所谓京察，就是由吏部和都察院对五品以下的京官做出考察，而四品以上的则做自我鉴定。海瑞在自我鉴定中便称自己无所事事，不称所职，请求把他革职。内阁和吏部的大臣们自然很明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他们既然不敢当真把这位名满天下的忠臣革职，就只好委以重任。这一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让一个举人担任钦差大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不用说巡抚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应天（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这十府了（还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税粮）。

　　新官上任，照例要发布一个安民告示。海瑞颁布的《督抚条约》洋洋洒洒三十六条，所津津乐道的是地方官员该如何参见、招待巡抚大人，当然是要求一切从简，连一顿饭该花多少钱（物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该吃什么（鸡、鱼、猪肉三样和小瓶酒，不用鹅及金酒），都定得清清楚楚，使人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未免也太婆婆妈妈。最奇的有这么一条：

　　“各官参见手本用价廉草纸，前后不着壳，后不留余纸。别事具手本亦然。凡册用稍坚可耐久而价廉纸，不许如前用高价厚纸。申文纸亦然。册用白纸裱褙为壳，封筒用单纸，内先用一草纸护封防弊，不用裱褙纸。凡文册俱指顶大字便览，防洗补。申文供招等项，不许重具书册。”

　　联想到他还在担任淳安知县时，就规定衙门用纸“先用后偿”，“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与四五张”，真是惜纸成癖，始终如一了。要是让他担任首辅，说不一定也会下一条全国惜纸令。我们也许会误以为明朝的纸张是什么贵重东西，其实他所规定不许留空白的廉价纸，不过是每百张银六至八分，高价的永丰纸，每百张也就值银二钱，相当于他的一顿饭钱。他对此的解释是“毫厘皆民脂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而且惟恐人不知。他在巡抚任上主持疏浚吴淞江这一“万世功”，公布的预算是银七六一零二两二钱九分，真正是把毫厘都算在内了。而这花费了几万银两的疏浚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七册引耿橘的话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

　　巡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审案，对此，海瑞在《督抚条约》中一面反反复复地说“江南刁风盛行”，喜欢告刁状；一面又宣布“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则又等于是在鼓励告状。据他说，应天巡抚衙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的这两天，每天来告状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月要由他一个人处理这么多案子，没有神仙的本事，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何况他在办案时，遵循的是伦理、道德高于事实、法律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则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顽、乡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才织成了这顶“青天”的高帽。

　　海瑞巡抚应天半年之后，有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这是针对其种种条约的；另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民风，这是针对其办案的。这时候高拱东山再起，也不会容忍一个政敌占居要职，海瑞终于因“志大才疏”被免去应天巡抚而专督粮储，愤而告老还乡。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告养病疏》），当时的首辅李春芳看了哭笑不得：这么说来，我岂不是老太婆了吗？连这位宽厚的首辅，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

　　海瑞离职后，就回到了家乡琼山闲居。有祖传的十亩薄田可供度日，他自己又清苦惯了，生活本不成问题。但是他又要刻书印文集，好让自己的政绩流传下去，则不能不另开财路，这时候，他的名声又派上了用场。对琼州府的官员、乡绅们来说，身边这位以正直清廉闻名遐迩的大名人，正是写歌功颂德文章的最佳人选。通过写这些应酬文章而获得报酬，是海瑞闲居时的一项主要收入。文集中所收的“赠序”一类的文章之多，真让人怀疑他是否把这当成了一项生意来做，来者不拒。这些赠序的对象，大约有的本来名声并不好，甚至乃是贪官污吏，所以海瑞一面应酬为他们歌功颂德，一面又用点春秋笔法，羞羞答答地作些“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之类的声明，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

　　虽然人在天涯海角，离京万里，但从本文开头引的那封信即可知道，海瑞对官场的是非并未忘怀。张居正柄政的时候，海瑞曾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张居正却委婉地拒绝了。其实两人的政见本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赞成、推行一条鞭法，都想严肃法纪，但张居正在用人之际却拒绝重新起用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情世俗，轻率冒进（他在给海瑞的复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史·海瑞传》却说是：“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倒像是张居正怕召来海瑞跟自己对着干似的。而有的更说张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写给吕调阳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恨。其实海瑞写那封信时，张居正已当国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还不如说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写了那封信的呢。

　　张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头之日，但新的当权者对于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拖就拖，一直到张居正死后两多年，即万历十三年（1585年），才宣布让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时候经过十六年的赋闲，海瑞已是七十二岁的老翁了，却欣然受命，视之为“千载一时”的难得机会，浑然不顾那不过是一个闲职。

　　自从明成祖把京师迁到北京，南京就成了留都，保留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但这只是有名无实的荣誉机构，到南京的中央机构任职，也就跟养老差不多。江南花花世界，也正是老干部们养老的最佳场所。德国大诗人歌德曾有一首诗描绘这种情形（《中德季日即景》）：

        厌倦官场，腻于朝政。

        春和日丽，辞离北国。

        驻足江南，退隐水乡。

        游山玩水，舞文弄墨。

        开怀畅饮，杯复一杯。

        自在若是，夫复何求！

　　现在来了一位既非厌倦官场，且又热衷朝政的管官的官（当时南京吏部尚书没有到任，侍郎实际上是负责人），这一个老干部之家就没有安宁了。海瑞正是对南京中央机构的这帮人整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为不满，竟然想到要援用两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员游乐的陈规，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这时候他似乎对朱元璋的那套严刑峻法着了迷，给神宗上疏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剥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剥贪官的皮制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继任官员），此论一出，朝野大哗。当时的官员手上都有点不干不净，那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大明的官俸那么微薄，只够糊口呢？现在海瑞竟然对皇上建议说凡贪污八十贯以上的，就该绞杀，则全国的官员，恐怕除了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的海瑞自己，通通该杀了。被激怒的御史们群起攻击海瑞，南京的御史们要保护自己的屁股，更是起哄得厉害，神宗为了平息众怒，就下了个结论，宣布海瑞的言论“有乖政体”、“词多迂憨”，最后干脆把话挑明了，他之所以起用海瑞，只是看中了他的名声让他来当花瓶的：“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海瑞受到了神宗如此公开的蔑视，再热衷也无法把官继续当下去了，连上七次奏疏要求告老还乡，神宗一概不准，要他继续把花瓶当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神宗在悼词中赞扬海瑞是“直言敢谏之忠臣”，却也不忘贬他一句“强项不能谐时”，这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海瑞出丧那天，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绝，这是百姓对这位演员谢幕时的喝彩。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谢幕下台了，艺术舞台的海瑞紧接着上场。海瑞死后不久，万历年间就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办案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里面所描述的七十一个案件，跟海瑞自己记载的许多案件相比，竟然没有一个相同的。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直可以数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和害死了一位明史学家一家三口的更大的毒草《海瑞罢官》，这一位海青天，也就在舞台上永远地活了下来，与原型离得越远，活得也就越长久。主张“宁作良臣，不作忠臣”的明末史家谈迁曾悲愤地问道：“夫缄口以待迁，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博此虚名，将焉用之？”答曰：用之舞台。

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