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第八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举行，就在之前，网络上有言论说：“你怎么还信中医？”至此，对中医的质疑又一次甚嚣尘上。和之前的历次争议一样，质疑者的理由是：中医理论是原始经验，中医药只有“安慰剂”效果。

每次信不信中医的争论都能引起轩然大波，其中不排除民族情结和职业自卫，抛开这些，本文仅想将两位中医人士的专业看法展示给大家，让“该不该信中医”的答案自然产生。

中医到底为中国人做了什么

何裕民：（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8年前“告别中医中药”讨论助推人。曾著《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

“不信中医”的理由并不新鲜，之前几次“反对中医”甚至要“告别中医”的论断都类似，之前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守住科学的底线》，刊发在《医学与哲学》上，写得更加详细。在这里，我仅就几个通俗的问题做通俗的解释：

中医是不是“安慰剂”？这个问题不用我说，任何看过中医的人就会有判断，因为他们确实被治好了，但反对者还是给出了一组数据：中国1951年的平均期望寿命42岁；到了1981年是67.8岁；到了 2000年，71.3岁；到了2004年71.8岁。根据这个数据，他们认为，在期望寿命增长中，中医贡献甚微，否则当初怎么才活到42岁？

这一点，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解读：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人享受医疗保障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便是中医，对他们也是奢侈的，之所以到了80年代，寿命提高了，因为那时正是我国合作医疗制度加上中医中药推广最好的时候，而当时，中国的西医力量还很弱，这一点，当初的反对者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

仍用这组数据：1951 年，中国和欧洲期望寿命差27岁，1981年差6.2岁，2004年差4.2岁。80年代之后，西医在我国占了主导，尽管我们在现代医学硬件与软件方面投入甚巨，有时，人们看一个感冒竟然要支付4000多元，但人均寿命只延长了有限的3、4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用占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而且人均期望寿命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所以，当时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的报告中，把充分利用中医药优势的合作医疗，列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而20年后，世卫组织发表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卫生系统的业绩做了量化评估，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等方面，排在了所有评估的191个国家的第188位，倒数第4。

中医药不只是“安慰剂”

何裕民：2003年“非典”，作为“重灾区”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院，却做到了零死亡、零传染、零转院，我们不能说中医药能抗“非典”，但必须承认中医药有很好的辅助治疗及最大限度减少后遗症的作用。

我是做肿瘤临床的。从2000年起，所有患者都保存了原始资料和联系方法，只想就胰腺癌作一比较：文献中，晚期胰腺癌者中位生存期3～6个月，无法手术的，国外1年生存率就在 2～5％。我诊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总共有300多人，绝大多数无法手术切除，都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约100多人仍健在，现已过3年的有40 多人，在上海的就有20多人，这不是个案，我可召集这些健在的患者，眼见总为事实吧？！唯一前提是：来者必须尊重和承认事实，公布所见事实。

就“安慰剂”而言，所有药物都有“安慰剂”效果，因为人是有心理的，这一点上，中西医没有差异，各种研究表明，安慰剂的作用约在30%上下，针灸略微高一点，但也没有统计学差异，用“安慰剂”来埋汰中医，其实是不懂医学却充内行！

其实，许多中医专家都有成百上千的成功病例，只是过去并不强调临床流行学研究（DME），“循证医学”的兴起也只是近期的事。现在中医院校已对临床博士生强调DME，国内主要的中医学术刊物，对照、或双盲、或循DME的临床论文也越来越多。

恩格斯有句名言：“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指巫术等）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益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许多西医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中医学也同样，近几十年来，只要认真翻一翻中医专业杂志、中医教材，就可以发现很大不同，很遗憾，上来就说不信中医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事实。

临床诊疗够不上“科学”的标准

何裕民：必须指出：医学不完全是科学，至少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这话是科学哲学家、历史主义学派代表库恩，在他名声如日中天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对美国医学会的讲演时所言，也是科学哲学界的著名论断。科恩的依据是：医学的主体为临床诊疗，生物学等作为基础学科，只是医学所傍依的、借用的，并非医学所独有。

临床诊疗就是门经验，完全够不上“科学”的标准，这一点尽管医学家们听了不悦，但谁也没法否定，不仅看中医要找老大夫，看西医人们同样也要找50岁以上的主任医，为什么？经验丰富！而真正的“科学”，最富创造性的年龄段是30岁上下，50岁是告别前沿的年龄了。

“循证医学”是临床新原则，强调“回归临床”，主张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学的疾病为中心；以临床证据为依据，而不是盲从实验室的指标；力求对临床多种信息作出采集，分析、评估；强调整体综合考虑；强调医患良性交往互动……一句话，更注重临床证据与经验。

现在，临床又掀起了叙事医学之风，这是对只强调证据的循证医学的补充，而循证医学是对只看实验室结果的生物医学的纠偏！叙事强调个体化，每个患者都有独特性，要通过叙述故事方式了解他，所以，这是对传统的回归，重视人性及特殊性，而不是科学性！

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临床误诊率，上次质疑中医的辩论时，一位立场中立的权威，发问一位反中医斗士，他是搞病理的，也算是权威，问他病理与临床诊断吻合率有多少！其实问的是误诊率多高！吻合率70%不到，也就是误诊率高达30%，上世纪70年代也是这个水平，可见，误诊率、安慰剂有效率等，都是个定数，它是医学的对象——人的特点决定的，科技进步对它没有多大影响!

中医已经脱开了最早的理论体系

陈小野：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曾著《中医学理论研究》等。

世界上所有传统医学的形成，都有两个知识来源，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经验。理论主要是自然哲学性质的，也可以是宗教甚至巫术，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非实证的、非理性的。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有很完善的体系，而且不管它存在历史有多长，都可以不改变的。经验则是从医者一点点积累的，不断发展扩大、酿化成熟。

中医也一样，宋金元时期之前，经验积累不足，那时候的医书多是成套的理论和零散的经验勉强凑在一起，理论和经验“两张皮”。比如《内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宋金元之后，经验积累已深厚，从中已酿造出对人的生理病理的深层次认识，也就是基于理性的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和经验是一体的，可直接指导临床。这时的医书比如《小儿药证直诀》、《脾胃论》、《儒门事亲》等。从此后，中医临床实际应用的主要就是这种理论。

中国文化讲究述而不作、托古改制，通俗讲就是只解释，不创新，有点改革也要在“古已有之”的大旗下偷偷搞。所以宋金元以后，中医的新理论从来不敢说是时医独出心裁，都得说是《内经》等古书的自然哲学理论早已有之，只不过其“精义”，后世阐发出来而已。在这种文化习惯约束下，后世医家甚至是下意识地要回归到最初的理论体系之下，虽然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已经超过了这个体系结构。

这种文化的缺陷干扰阻慢了中医的发展。但优点也有，自然哲学理论是“过度”思维的产物，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就培养出中医“高”思维的传统，所谓“悟”，所谓“医者意也”，所谓“心法”，而这在现代科学中往往是短板。

古往今来，人类有过很多传统医学，但唯独中医存留至今而且还在发展，就是因为中医实际上已经脱开了最早的理论体系，它的经验及蕴含其中的理论的生命力很强，这使得它能在当下与现代医学抗衡，只不过中医的这个特点，并没有被要“不信中医”的人了解，他们只是在想当然。（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