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猎人在树林里打猎，其中一人突然倒地。他看起来停止了呼吸，目光变得呆滞无神。另一人不得不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他喘着气说：“我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冷静。我能帮你。首先，让我们确定他真的死了。”片刻沉寂之后，听筒里传来一声枪响。回到电话上，那人说：“好了，现在呢？”
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在十多年前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当时想要发现在不同国家、文化和人口构成中最广泛接受的笑话。
用怀斯曼的解释来说，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一个笑话好笑，有时候是因为它让我们觉得比其他人优越，有时候是因为某种不协调，还有就是减少了引起焦虑的事件对我们的影响。这个猎人的笑话满足了所有三个元素：我们感到自己比那个愚蠢的猎人优越，意识到了他误解接线员所产生的不协调，笑话还让我们针对自己的死亡焦虑发笑。
香港城市大学某针对香港、澳门和广州的大学生的调查揭示出，尽管三座城市的文化环境不同，但不同类型的笑话对于减轻或加重痛苦所起到的作用却呈现出相同的规律。比如，有亲和力的幽默对抑郁情绪有负作用，也就是它预示着较低的痛苦，而自我嘲笑式的幽默则正好相反。
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的古籍中就出现了幽默内容，但直到今天，科学家对它的了解仍然很有限，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研究起来太过复杂了。科学家们仍然在尝试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幽默？笑话在生物学上的功能是什么？
对于幽默的功效，一项发表在学术期刊《幽默》（Humor）上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线索。研究人员发现，正如解释“世界上最幽默的笑话”所提到的，幽默的确可以帮助个人承受潜在的死亡焦虑。美国沃希托浸会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朗（Christopher Long）及同事做了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
他们把117名学生分成了四个实验组，每组都要完成一些指定的任务。在其中两组做任务的过程中，学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会瞬间闪过一些词，包括“疼痛”和“死亡”。另外两组学生则被要求写文章讲述关于自己死亡的想法或是痛苦的经历。
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所有学生都被要求给《纽约客》杂志的漫画设计说明文字。设计好后，另有一个独立的小组来读这些说明，评价它们的幽默程度。结果显示，前两组学生设计的解说词比后两组要更幽默。
在此之前，科学家们还发现幽默具有其他一些“神奇”的效果。比如，他们让即将参加数学考试的学生去看幽默卡通，学生考出来的成绩就会更好。如果让学生考前看诗歌，就不会有这种效果。这被认为是幽默能够减少人的焦虑所产生的结果。
在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大选中的政客们如果是完完全全进攻性地追求地位和声望，那么这种做法是不被接受的，相反，他们必须有意地降低自己的高高在上的感觉，以显出自己与追随者之间的平等。笑话成了达到这种效果的有力工具，也被广泛应用在竞选中。甚至会有人研究每分钟发笑的次数与演讲效果之间的关系。通常认为，幽默能够帮助人们应付环境，也能够帮人减少焦虑。不过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幽默这一特质，特别是，它是否为人类的一种适应性改变，是科学界颇有分歧的问题。
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头脑如何工作》一书中曾经对人们了解很少的一些人脑功能做了探索。他认为，幽默的产生，如同艺术和音乐一样，并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真正的适应性改变，而是其他进化出的能力的副产品。自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以来，许多人相信人脑功能的演化必定是生存驱动的。然而从这个角度看，幽默对于人类找到食物和躲避捕食性动物并无帮助，相反，它看起来还是对能量的无谓浪费。
平克还提出，科学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那些进化中已经稳定下来的特点，即那些在个体间并不会表现出很大差异的人脑特征。幽默显然并不属于此类事物。当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发现某件事很好笑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没办法把它解释给不具有幽默感的人听的。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也同意幽默对于早期人类的生存没有意义。他在2000年出版的《交配脑》（The Mating Mind）一书中提出，幽默的产生可能与进化过程中的性别选择有关。性别选择的过程会放大个体间的差异，以便让女性在择偶时更加容易做出选择。幽默可能是智慧的一个标志物，而智慧对于人的生存就有意义，因而幽默可能在择偶时成为一种有利的品质。
这种假说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2011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针对这种观点做了考察，看看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形。它们调查了三千多对夫妇，这些人分布在美国、英国、中国、土耳其和俄罗斯五个国家，数据的时间分布于1985年到2007年间。参与调查的夫妇每人填写了一份长长的问卷，问题诸如“你的伴侣引你发笑的经常性”、“你是否经常担忧”。
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前四个国家里，丈夫都比妻子要幽默，只有俄罗斯的情况是相反的——妻子比丈夫幽默。在所有的文化中，伴侣的幽默感都会让人对婚姻有更强的满足感，这种相关性对妻子来说更强一些。
不过，这项研究也给出了与米勒的猜测不一致之处。在配偶中，幽默并不是智慧的一种特别的指示物，幽默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友善、可靠和善解人意。
除了平克和米勒之外，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理论来解释幽默的起源。一个最新的解释幽默在进化上的意义的理论出现于2011年。印第安纳大学的马修·赫尔利（Matthew Hurley）和他的两名导师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事实上，在许多进化心理学家看来，他们也的确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理论。
他们认为，幽默是人脑的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一个人每天会获得很多个想法，这其中有可靠的，也有错误的。对于人类生存来讲，找出错误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否则可能有灾难性后果。而我们发现错误想法的一个方式，就是寻找它与既有框架的“不协调”之处。当某一不协调信息出现时，我们的大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去除掉它，此时幽默就发生了。比如下面这个笑话：
奥莱利因涉嫌持枪抢劫正在受审。陪审团走了出来，并且宣布：“无罪。”“太好了！”奥莱利说，“这是不是说我可以留着那笔钱了？”
陪审团的裁决与奥莱利的反应之间初看起来不协调，但读者很快会意识到，哦，裁决与真实发生的事是两码事。与平克和米勒的观点不同，赫尔利等人的理论说明幽默对于早期人类也是有直接意义的，因为这种机制能够加强人脑的神经回路，而这对生存是重要的。
神经科学家已经通过仪器看到了在人们听到笑话时大脑的哪些区域会被激活。有趣的是，在听到不同类型的笑话时，人脑的反应过程是不同的。
比如这样一个笑话：“工程师拿什么控制生育？他们的性格。”这是一个语义学笑话。听到这类笑话，大脑颞叶中一个叫做颞中回区域会首先活化，然后是伏核、腹侧被盖区和中脑边缘系统通道。通常认为，愉悦行为能够刺激腹侧被盖区，而中脑边缘系统通道与成瘾有关。活化还会出现在杏仁核，它与情绪相关。
另一类笑话是利用双关语的：“妈妈：头手不要伸出车窗。小孩：那捕手呢？”这类笑话则首先会刺激颞下回和额回，它们都与语音处理有关。
临床上也发现，某些脑部区域受损的病人会丧失幽默感。
美国《科学》杂志曾经在2005年报道，一名新泽西的基因学家发现了“滑稽基因”。文章说，这名研究者考察了具有幽默感的家族中的基因，最终发现了“HAHA-1”基因，拥有这种基因的人会具有幽默感，但如果谁的基因发生了突变，那他就会缺乏幽默感。专家还评论说：“这为基因疗法治疗缺乏幽默感的人提供了方向，对于那些理解不了愚人节笑话的人是个福音。”然而，这篇报道正是发表在4月1日，它本身就是个玩笑。
到目前为止，在遗传学上，科学家并没有发现单一的“幽默基因”。不过在文化的层面上，香港城市大学的岳晓东提出中国人的“幽默基因”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幽默是有价值的，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幽默的人；做一个幽默的人，这不与正统的中国人的个性相符；幽默很重要，但不适用所有人。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有复杂的文化原因，儒家思想在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早在公元前2500年，典籍中就出现了幽默的记载，但儒家思想强调在社会交往时要保持严格的礼节。“幽默”这个词最早在1920年由林语堂翻译成中文，在后来的历史中所有形式的滑稽演员都曾被质疑，直到进入1980年代，幽默才重新被社会认为是创造力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