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义》中，有很多初看亦正亦邪的人物，像季昌明、高育良、李达康、祁同伟……作为观众，我们一开始就对这些角色开启了丰富的想象，这也成了神剧吸引人的关键点之一。而随着剧情的开展，罩在这些“善恶待定”的人物头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达康书记最先发生戏剧性逆转，由一个一脸“贪官相”、言行可疑、表情阴冷的准反派，转变为坚定守护GDP、思想单纯、心系人民、原则性极强的父母官，由此俘获了如潮的粉丝；而与之相反，另外一位人物则彻彻底底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祁同伟。

这个公安厅厅长几乎集中了一个堕落官员的所有恶习：以权谋私、趋炎附势、不计一切手段只求上位，心狠手辣、亲手策划暗害了自己的老同学陈海，结党营私、厚颜无耻，找婚外情，还生下私生子……简直就是典型的十恶不赦坏人形象。

然而，这个坏人并非生下来就很坏，由他在大学期间的表现推测，少时估计也算得上“三好学生”“十佳少年”。那么，在他一心向上爬的过程中，在哪些关键节点、是哪些关键选择导致他一步步走向了人生歧途？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了这样那样的选择？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小说中，出身于清贫农家的祁同伟，和侯亮平、陈海一样，同是老师高育良的得意门生，一起被称作H大学“政法系三杰”。这个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同学，被年长10岁的辅导员、时任省政法委书记的千金——梁璐看中了，然而祁同伟拒绝了这位有着深厚家庭背景的老师，原因很简单，梁璐比他大十岁。

毕业的时刻到来了，“政法系三杰”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岗位。陈海、侯亮平和其他同学大都留在了城里的政法机关，而他这个有名的优等生，则被分配到岩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

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他。祁同伟却认为，他出身草根，没资源没背景，自然是没有好去向的，他也意识到，如果答应了梁璐，她父亲梁书记只要勾勾小手指头，他就能青云直上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想着去借助梁璐这个跳板，可以想见，那时的祁同伟还是较为单纯的，即便默认了社会上的一些潜规则，他也仍然对自己抱有一定信心——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肯定能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

然而，残酷的现实打击了他、警醒了他。那个乡镇司法所连他在内一共三人。所长是六十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山里一干三十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一下子从老所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也许就是三十年后的他——孤独、寂寞、艰难而又毫无盼头，他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梁璐！

为了达到目的，他费劲心机、软磨硬缠，甚至不惜在全校师生面前跪在操场上演一场“惊天动地”的求婚，最终抱得“美人”归。和梁璐结婚后，祁同伟便被调离乡镇司法所，一步一个台阶。与此同时，他也拼命工作，成为缉毒英雄。出色的工作能力，再加上老丈人和老师台前幕后的提携，他一路升迁直至公安厅厅长。他终于拥有了崇高的地位、强大的权力，同时也一次次丧失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原则——彻底跪倒在权力之下，甚至成为了以权谋私、罪恶滔天的幕后主使。

祁同伟之所以走向歧途，其本性中的虚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事方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才干过人的优异生，因为缺乏政治资源和家庭背景，而失去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平台，他不甘心。人情社会的现实让他认识到，个人的奋斗、自身条件的优秀不是你出人头地的充分条件，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接受、服从并掌握、运用社会的潜规则。正如钟小艾所言，在污泥中那么舒服，人也早就污泥化了。

祁同伟的腐化堕落在现实中并非个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情社会的土壤深厚、对权力与关系的崇拜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而权力的运行又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只要坐到了一定位置，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应的权力，且不易受到约束，腐败由此滋生。

因此，对于这些腐化的官员，我们的拷问不应局限于对其三观、品行的定性上。爱慕虚荣、自私自利是人性中广泛存在的阴暗角落，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这里的变好、变坏也许并非真的扭转了这个人的本性，而是放大或缩小了人性中的善恶面。而有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善的能够被保护、被激励；恶的能够被惩罚、被剔除。由此才能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从根本上改变官场风气、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