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戒烟，和大多数戒烟者一样，也出现过反复，但是不像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自嘲的那样：“戒烟有什么难？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我反复的次数不算多，只失败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戒了大约两周之后，每日失魂落魄、手足无措。特别在每餐饭后，对烟更是思念不已。不停地吃糖，嗑瓜子，都不能解决“尼古丁饥饿”的问题。一位坚决不戒烟的同事劝我：“戒啥？我们不就是这点嗜好吗？”是啊，不就是这点嗜好吗？何苦折磨自己？抽吧！终于开戒了。

    第二次失败是在我再一次戒了七个月之后。那是“文革”期间，我从“牛鬼蛇神”跃升为“群众”，恢复了自由。到北京后，去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望我刚参军时的老队长、导演严寄洲。刚好他从“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的简称与别称）里被解放出来（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解放了，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又有了死里逃生的感觉，情绪当然不错。严导演是个烟瘾很大的人，有时不拘小节。譬如在电影放映间看片子时，旁边打出字幕“严禁吸烟”，他照样一边点烟一边大声说：“我姓严，叫严禁，我可以吸烟。”此次，他见我能来看他，更是高兴，急忙掏出牡丹烟与我共吸。我推辞说:“我已经戒了七个月了。”他却说:“今天的这支烟你可是非抽不可！”我明白，其中含有庆贺他出“牛棚”的意思，我也是进过“牛棚”的，自然在感情上易于产生共振，没说的，于是又开了戒。回到招待所，心想，已经戒了这么久了，毅力也显示过了，钱也节省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吸吧。结果，比未戒时抽得还凶，好像要把失去的夺回来似的。

    第三次是在又戒了四个月之后。那是1975年的4月，我和一位导演、一位作曲去到西藏，住在林芝毛纺厂体验生活，创作歌剧。厂长、书记张光有是我18军的进藏老战友，见面后让烟给我，我说已经戒了，他竟然一不吭声，二不看我，只是僵硬地扭着头，手里夹着那支烟，在我面前像节拍器一样地摆动，十分明白而坚定的意思是：“戒什么烟啊？别戒！老同志重逢，面子不给吗？你若是不接这支烟，我就举它三天三夜！看谁拗得过谁？”没办法，只好接过来吸了。接着，导演赵行见我关在小屋里写作辛苦，乘机给我买来一条香烟，巩固了我的开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