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无知的吹哨人把一次流感整成了一场战疫

白益民：三井政经塾

【推荐者按：

另一种解释

各位好！

送上一篇文章。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释。可是说的很有道理，值得一读。

这次疫情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越是职位高，名声大的人染病以後的死亡率就越高。我知道的就有三个教授，一个市长。这篇文章对此作出了解释。可以说，他们都是被现在的医疗制度害死的。

8个医生私下里说点什么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动荡。可是为了维稳，中央台高调宣传了对医生的处理，当时得到了70万人的点赞支持。这件小事就成了大事。再加上为了推卸责任，高层就来个180度大转弯。由于最高层的轻率和多变，舆论就真的被动员起来了，全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里。

面对还在变化的疫情，决策者已经无心再问实情，他们要对付的已经是被自己掀起的大浪。惊慌失措之中，做出了封城的决定。一个地方封城，别的地方就会仿效。这已经不是有没有必要，而是政治正确。做得越过分，就越正确。这种中世纪的做法实在是在害自己。我们自己封城，全世界就会封国。哪一国没有政治正确呢？

我一直在想，如果疫情的爆发不是首先在中国，而是在美国。美国会封城吗？我想不会。因为死亡率并不高。如果不是医院处理不当，死亡率还会更低。这篇文章里已经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可是在中国，开个会都会空城，遇到这样的麻烦，最高层又一次找到了能够张扬权力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灾难也就真的开始了。

现在想要复工，谈何容易。当下的政治正确和复工正好撞了一个满怀。谁听谁的？

真正的麻烦开始了。】

网上有一篇文章“三井物产堪比美国中央情报局”，而我曾经在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工作了12年，被训练成了商战情报专家，之後写了一本超级财经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揭了老东家的底，彻底得罪了日本人。

这次，恐怕我要得罪一批热爱8个吹哨人的广大国民了，但是我还是想公开我培养和带领的情报团队所搜集的资料，重新还原事情的真相。无论大家在感情上是否接受这样的事实，都可以在“留言”中发表评论和看法。我们的信条是：95%的情报来自于公开信息。

2020年2月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公开表示：“湖北之外的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为0.2%，流感的致死率是0.1%。因此，从致死率上来看，新冠肺炎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非典），轻微症状病人看家庭医生，在家休养。”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月9日，湖北全省累计死亡871例，病死率2.94%；湖北省以外累计死亡37例，病死率为0.35%。资料显示，湖北省以外的最低病死率曾有一天是0.14%。也就是说，除去湖北的数据，全国乃至全球的病死率在0.14-0.35%，接近流感病死率0.1%的水平。

然而，根据我们情报团队的统计，武汉市2月9日的病死率是4.05%。显然，武汉死亡率异常高的原因并非是冠状病毒本身造成的，而是武汉当地医院初期的西医治疗手段（大量抗生素和激素、送进ICU病房猛药和狠药）造成的，其中有大量美国进口药。有报道披露，当时武汉医院死亡率甚至高达30%。

事实上，李文亮等8名吹哨人是纯粹的西医大夫，没有中医的基本知识和常识，在使用抗生素和激素治疗病人後，出现大量人员死亡，慌了手脚，不排除害怕引起医患矛盾或被追究医疗事故，马上将问题推在“SARS”（非典）身上。

回溯当时的情景，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後有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後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

为了尽快平息民众对SARS（非典）的恐慌，2020年1月7日，未经成熟的考虑，经全基因组定序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NCP），而不是命名为“新型流感”或“新型肺炎”。然而，这个陌生而吓人的名字，引发全球性的恐慌和对中国的封杀。

对比美国，截至2020年1月25日，两个月期间，“流感”已经造成了美国23个州，1900万人感染，10岁以下儿童成为病毒载体，18万人住院，有1/3都是儿童，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美国一直称为“流感”，因此没有哪个国家对美国封关禁航。

张文宏医生在视频里的一段话发人深省：“重度流感肺炎的死亡率是9%，SARS（非典）死亡率是10%，那你为什么对流感就不怕，对SARS就这么怕呢？因为你对SARS一无所知，你恐惧，所以你害怕SARS。”

因此，如果不是李文亮这8名吹哨人所在医院乱用西药抗生素、激素类治疗感冒类的疾病，导致大量死亡，而引起谣言和恐慌，中国政府卫生部门本可以根据很低的病死率记录，像新加坡总理那样坦然地告诉民众和国际社会：这只是一种新型流感，轻症感染者在家休养，老人和有其他病发症的群体去医院治疗。

根据我们情报团队的线索整理，导致武汉医院死亡率高的原因，与全国医院普遍存在的科室创收有关系。自从2017年，国家加强药品处方药管理和回扣处罚力度後，各医院医生无法在类似流感、轻度呼吸道感染消费这样普通药品中挣钱了，就开始了更极端的挣钱方式。

全国医院目前普遍采用小病大治的方式，挂号之後，就是让患者去做几百元到上万元的各种设备检查，基本都是美国进口的仪器，科室之间有协作分成关系。为了创收，动不动就把病人推进手术室，和ICU病房，进口西药和耗材（主要是美国产品）的创收、医生和护士服务性收入和奖金就都有了。

退回到20多年前，我本人的呼吸道严重发炎以及头痛发烧，吃各种西药抗生素都不好使，喝一盒双黄连口服液，或者打一针小柴胡就好了。但是，现在医院都不会开这些中药或中药针剂给患者，因为太容易治好了，後面无法有创收。

现在，在医院要看个感冒，基本上都是小一千元的样子。 如果武汉医院的医生，遇到早期的新冠肺炎患者，当时给他们服用几十元的治流感和呼吸道疾病的中药汤剂或中成药，就不会出现这次群体性的小病变大病，形成超高的临床死亡率，也就不会引起SARS（非典）的谣言，也不会导致现在这样被动的局面。至于是什么新病毒不重要，关键看病死率。

不幸的是，这8个无知无畏的吹哨人中，李文亮医生悲剧般地死于最先进的抗生素、球蛋白、ECMO（不乏昂贵的美国药品）和高级别的ICU病房。而同为一线抗疫的曹丽蓉医生，于1月14日开始发热，居家隔离期间，凭借自己的中医经验给自己对症下药，15天时间内恢复了正常。

冠状病毒最早就是从感冒中发现的。如今，流感病毒每年都变异，都可以看成是新冠状病毒，但是这个名字太可怕。我建议政府尽快与世界卫生组织交涉，证明这个新冠病毒的正常致死率与流感的0.1%基本相差不多，更换一个不吓人的名称。在中文的媒体报道中，不要再使用冠状病毒这四个学术字，可以称疫情为“新型流感”、“新型肺炎”，降低国民和全球的心理恐慌。

作为一名战略经济学家，我建议国家专门设立呼吸病医院（不适合叫传染病医院，太吓人），与西医院和中医院分立成三类平等的医疗体系，便于应对将来类似的突发性传染病或生化战。呼吸病医院的体系要以中医药为主体和主导，结合上千年的防控瘟疫的历史经验和管理，随时做好充分准备。另外，要同时建立生化国防军，以备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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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