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十六：毛澤東“誠心誠意”求諍言   知識分子披肝瀝膽鑽口袋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六章   毛澤東“誠心誠意”求諍言   知識分子披肝瀝膽鑽口袋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邀請並主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舉行了十三次座談會，號召他們向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幾乎與此同時，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李維漢又主持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集的工商界座談會二十五次，懇請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為表納諫之誠意，對知識分子們提的意見統統原封不動地登在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報紙上，四十多年後，當人們重新翻閱當年的各種共產黨報紙，目睹作為日後“罪證”的“右派言論”無不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當年對國家、民族，對毛澤東、共產黨的一片赤誠所感動，許多意見不僅切中時弊，而且歷盡四十年的歷史風雲，至今都閃爍着真理的光輝！當年的毛澤東若是稍許有一點納諫之心，今日的中國該會變成什麼模樣？

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鈞五月二十一日提出“政治設計院”：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短短數語，極有見地。但就是這幾句話，使章伯鈞“榮幸”地成為中國右派“第一條好漢”。

章伯鈞政治經歷複雜，一九二二年，章伯鈞成了朱德的秘書。隨同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早期黨員之一。

此後，此君又加入中國國民黨。腳踏兩隻船。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鈞回國。他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

國民黨分共後，他參加了中共的南昌起義，並隨軍南下。失敗後到香港，從此與共產黨和國民黨脫離了關係。

一九二八年，章伯鈞與譚平山、鄧演達等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又稱“第三黨”――即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黨。

一九三三年，章伯鈞參加國民黨左派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發起的反蔣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

一九四七年二月，章伯鈞等人的第三黨經幾次改名後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此後章伯鈞一直任該黨主席。

章伯鈞又積極參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成立工作。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他又成為該黨主要負責人之一。

抗戰勝利後，章伯鈞支持共產黨，反對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章伯鈞出席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不久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通部長。

一九五四年章伯鈞出任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由於章伯鈞的多重政治身份，和他獨樹一幟的見解，他的發言非常引人注目。

 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

羅隆基先生對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曾多次流露出不滿，對中共的“肅反”、“三反”、“五反”中的濫殺無辜行為也有微詞。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登出了羅隆基的發言：

“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曲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

成立這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一、可以鼓勵有意見的人向委員會申訴。地方上的一些知識分子都希望有說話的地方，並且希望“條條道路通北京”，認為有意見傳到北京，就是“下情上達”。因此，有了這個委員會，就可以使有委曲的人不至於沒地方申訴。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崑崙先生說，現在有人以為今天的‘鳴’‘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實這不外是經驗主義者錯誤的主觀主義設想出來的公式。過去許多大運動造成一些隔閡。過去的運動都有平反工作。不過，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把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的組織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如果成立了這麼一個，那就可以將平反的機構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來。過去的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那就更有利於做平反工作。三、在‘鳴’‘放’中，就有人有顧慮。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鳴’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復。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有報復思想的有就害怕，真的受到報復的人也有路可走。這樣的委員會，中央有，地方也應該有，而且中央可以領導地方的這樣的委員會；全國有這麼樣的有系統的機構，一定能夠保證‘鳴’‘放’得好。我這個僅是建議，很不成熟，不知是否妥當。”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何錯之有？

就因為這一建議，羅隆基成了中國右派“第二條好漢”。

羅隆基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就是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後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

羅隆基崇尚英美政治。一九三一年，與張君勵等人組織“再生社”，出版《再生》雜誌。後又擔任南開大學、西南聯大教授，擔任過《新月》雜誌主編，《晨報》社長等。

一九四一年十月，羅隆基參與組織中國政團同盟，出任宣傳部長。

抗戰勝利後，羅隆基站在了中共一邊。

一九四九年春，蔣介在上海軟禁了羅隆基。

毛澤東開國後，羅隆基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

中共的整風和大鳴大放已近尾聲，該“放”的已經“放”了，不該“放”或不想“放”的也早已厭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查對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單，發覺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尚未發言。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打電話給儲安平，請他務必在六月一日所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一次發言。

儲安平只得遵命。他事先寫好了稿紙，題目是《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儲安平把毛澤東、周恩來稱為“老和尚”，把其他中共幹部稱為“小和尚”，只是借用毛澤東四月三十日的一句風趣話而已。

儲安平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教什麼呢？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取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甘情願跟共產黨走，但跟共產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縱觀所謂“右派言論”，唯儲安平的發言稍夠“右派水準”，但也當歸納為“忠言逆耳”之類。

儲安平由於“黨天下”之高論，而成為中國右派“第三條好漢”。

儲安平一九Ｏ九年生於江蘇宜興。上高中時就寫小說，靠自掙稿費上了大學。二十六歲時去英國留學。回國後當編輯、教授。

一九四九年九月，儲安平到北平出席共產黨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因毛澤東一句話：“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而以民主黨派人士身份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儲安平在後來交待時，就自己六月一日的發言的由來，作了一個說明：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學社、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六月一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六月一日發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看來儲安平是引誘加強迫，被綁上右派戰車的。

在上海市，名不見經傳的陳仁炳成了共產黨文人張春橋重點轟擊的對象：

張春橋對陳仁炳的“右派”言論進行了概括，總結為“六論”：

一曰“暗無天日”論。

二曰“辯駁有罪”論。

三曰“拆橋頭堡”論。

四曰“火燒基層”論。

五曰“大病重藥”論。

六曰“我們負責”論。

所謂“暗無天日”論，其實是因為陳仁炳說了一句“某個角落”已“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陳仁炳指的是上海作家協會這個“角落”，而張春橋則把此話擴大為陳仁炳說新中國“各個角落”都“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然後加以“駁斥”。

所謂“辯駁有罪”論，則是因為陳仁炳說了一句：“在整風運動中是應該着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

 所謂“拆橋頭堡”論，是因為陳炳仁稱那些“反右”積極分子為“橋頭堡”，要“拆除”。

所謂“火燒基層”論，是出自陳仁炳的一句話：“整風暫不到基層，是由於基層的‘消防’力量不夠。”

所謂“大病重藥”論，是由於陳炳仁常說：“治大病要用重藥。”

所謂“我們負責”論，是出於陳仁炳一句帶笑的話：“上影廠有許多同志在我們民盟開會，說了許多話，我們可負不起責任呀！”

其實陳仁炳隨口所說的話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意思，而張春橋則挖空心思加以“總結”，上綱上線。這才是張春橋的看家本領。

陳炳仁被張春橋無中生有，一批再批。一時間名聲大噪，被毛澤東點名加以批判。成為右派在上海的頭面人物，從而有幸成為中國右派的“第四條好漢” 。

陳仁炳生於一九Ｏ九年中秋節，出生在湖北武昌一個基督教家庭。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文學院社會系，同年自費赴美國留學。先在美中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獲社會學碩士學位，然後於一九三六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獲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這年秋天回國,任教於武昌華中大學。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在上海市，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彭文應作了如下發言：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道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自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在有明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我們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由於這些較為尖銳的發言，坐上了中國右派“第五條好漢”的交椅。

彭文應生於一九Ｏ四年。十三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參加過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大學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人民大學二十二歲的女學生林希翎說：

“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不能以黨代政。”

“權大還是法大？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都是最高統治者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約，就連一般的官員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嗎？解放後口頭上說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就連槍斃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不是還要毛澤東親自批准才能執行嗎？毛澤東說的話，沒有人敢反對。“權大於法”是實實在在的。就是到了現在，雖然一再強調“以法治國”，但各級領導干於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嗎？現在的中國是權大。”

“肅反擴大化了。”

 林希希翎因這些言論成為中國右派第六條好漢。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１９３５年出生，浙江溫嶺人。１９４９年夏在杭州上中學時，參加了解放軍第二十五軍，曾任師文工隊員。五十年代前期轉業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可是她卻“不守本分”，從當時文壇幾個“熱點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論文，引起爭論並受到批評，她不服，進行反駁，這就出了名。

由於她“頑固抗拒”，在反右運動後期被定成“極右分子”，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後又被作為“反革命”逮捕判刑十五年。筆者寫本書時，林希翎女士尚健在，已移居國外。多年來在海外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奔走呼籲。

筆者封以上六位為中國右派的“六條好漢”，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永遠都不可能為其“改正”的最後的六個右派分子。如果中國真有個什麼“右派委員會”的組織的話，此六人理所當然地應是該“委員會”的“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大人物”。

其它知名的大右派也簡單介紹一下。

無黨派人士張奚若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四日兩次發言，批評共產黨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細細加以論述。

一是“好大喜功”。 “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麼事都喜歡‘大’，一為形勢要大，一為組織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為突出，最受人喜歡。” “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氣一點說是由於‘幼稚’，比如小孩要蘋果總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結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一切要速成，要快。說什麼向科學進軍，大學畢業幾年以後，可以考副博士等等。做學問的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楊振寧、李政道推翻了‘宇宙守恆定律’，轟動了全世界，揚振寧有很好的數學基礎，大學畢業也已經十幾年了，而且畢業十幾年的大學生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我說治學是要投資的給一批人時間，叫他們去研究，可能這批人中間只有少數能真正有所貢獻，有些人會變成書呆子，但不要緊，六億人口出幾個書呆子有什麼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辦，儘可能在第三個五年計劃辦。”

三是“鄙視既往”。“歷史是一步一步繼承下來的。每個社會都要繼承前一階段的東西。當然，這幾年來‘鄙視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變。但還很嚴重。好像是什麼東西都是解放以後算起，以前什麼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馬克思出生之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趙子昂的畫，李白、杜甫的詩。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蘇聯文化界紀念了司馬遷，我們卻沒有重視這些。”

 四是“迷信將來”。“我們都知道，五十年以後一定比現在好……將來有的發展，有的停滯，有的後退，有的消滅。而發展也有不平衡。……將來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紅皂白，事無巨細，都好。對將來不能有機械的看法。”

 張奚若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在北京政法大學、中國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

共產黨在軍事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張奚若投向了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六月，張奚若在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建議共產黨中國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獲一致通過。一九四九年九月，張奚若作為無黨派人士代表，出席了共產黨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一九五四年，張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長。後任中國外交學會會長。

毛澤東看了張奚若的“四大偏差”後，憤憤然說：“好大喜功，何錯之有？我們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

糧食部長、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五月三十一日發言說：

“一九五六年初發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工商業家敲鑼打鼓歡迎社會主義，……這樣，很自然在工商業家的心目中他們在五反鬥爭中所理解的兩面性是一去不復返了。他們說，作為一個階級來說，難道它還會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難道還會重施五毒？”

“教條主義的特點就是籠統，就是不掌握客觀形勢的發展，就是不願深入理解群眾的思想情況。他們在那以後繼續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資產階級仍有兩面性，這不能不使工商業家聽了之後驚心動魄，這對充分發揮工商業家的積極性的方針不能不起到嚴重的副作用。”

 “階級最後必須消滅。但人是可以改造的。從這點來看，階級本質與人的階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條主義者是不善於分析的，他們機械地把這兩者等同起來了：資產階級的本質――‘剝削’的確是人娘胎裡帶出來的。……剝削的本質真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難道曾經有從娘胎里出來就一定要當資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話，那麼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的。教條主義者成了算命先生的老師，硬說資本家的改造是階級本質或階級本能的改變。……”

“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麼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

“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做不到這一點。”

 “我曾經這樣想，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以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

 章乃器對國營企業的批評，正是幾十年後國營企業在改革中力求克服的弊病。當年卻是在“反社會主義”。

章乃器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他最早出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史良一同被捕。人稱“七君子”。

一九三八年，章乃器任安徽財政廳長時，竟以換取統一稅稅收的名義，每月補助共產黨的新四軍三萬元。可算是國民政府內最早通共的人士。

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秘密派遣陳鈞會見章乃器，請章乃器出面，聯絡工商界人士，組織親共政治團體。因此才有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章乃器參加了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政協常委、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糧食部部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陳銘樞致信毛澤東，後來揭發時透露出了部分內容：

“毛澤東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

 “毛澤東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毛澤東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品格與能力的遴選，至於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

 “毛澤東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

 陳銘樞的發言直擊毛澤東個性、品德、治國能力的卑劣方面，難怪為毛澤東所不容。

陳銘樞早年加入同盟會，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副軍長。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軍總司令。一九三三年與李濟深一起反蔣，組織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逃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參與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反對蔣介石。從此走上親共的道路。共產黨建國後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交通部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竑說：

 “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

“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如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領，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全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黃紹竑曾是國民黨高級軍政大員，當過國民黨的省主席、國民革命軍軍長、國民政府內政部長。一九四九年一月出任國民黨和談代表，和談破裂後，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此次成為大右派，不知心中有何感受？

最刺激共產黨的“右派言論”當是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奇的發言了：

“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質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

“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哪裡去了呢？被幹部們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產党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民就反對他們。日本來的時候老百姓還不是照樣歡迎，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看匯報多少，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為是組織給的任務。”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拆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  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葛佩奇曾經是中共領導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時的北京大學學生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長期在國民黨內從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發言，是因為在其從事地下工作期間，中共地下黨被破壞，與葛佩奇進行聯繫的李年被捕，其黨籍後來始終不被共產黨承認。中共坐上天下後，葛佩奇未象其他共產黨人那樣從共產黨的天下里得到一點好處，因此怨氣極大。才有如此激烈言辭。三十七年後，中共終於承認其當年的老共產黨人資格，對當年為共產黨的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業績也給以表彰，對當年的反共言論也表示了諒解。其實所有“右派”們的言論，也只有葛佩奇的發言最具“反共”色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龍雲發表了四點反蘇言論：

一、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

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

三、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

四、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龍雲是彝族人，一八八七年生於雲南昭通。自一九二七年起執掌雲南軍政大權，擔任過雲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成為割據一方的“雲南王”。

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蔣介石為解決地方政府對抗中央政府的問題，以武力迫使“雲南王”離開雲南，就任南京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對蔣委員長心懷不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龍雲眼見蔣介石大勢已去，萌生改換門庭之念，從南京逃往香港，參加了親中共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終於討到一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紗帽。

還有一個比較著名的“六六六事件”，即“六月六日這天章伯鈞召開了北京六教授會議”。

這六教授是曾照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還邀了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閔剛侯。

會議的內容據與會者、民盟中央常委閔侯剛的“揭發”：

會議一開始，章伯鈞說“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民盟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

曾照掄說：“今天學生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因為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

 費孝通說：“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鈞說：“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一個是中國的毛公繼續了列寧主義。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