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二三：狠毒手段千年難訴仇和冤   悲慘結局此恨萬古無絕期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三章   狠毒手段千年難訴仇和冤   悲慘結局此恨萬古無絕期

“反右派運動”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帶給知識分子們的災難是深重的，一大批卓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從此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被逮捕、被流放，被勞教，被開除公職，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許多人被迫害致死。一場空前的劫難之後，留下的是無數的冤魂，無盡的創傷，無窮的苦難，無邊的悲憤……

章伯鈞先生成了右派後，雖再三認罪，自我批判，但毛澤東還是沒有放他一馬。後被撤銷了交通部長之職。此後終日悶悶不樂。

當章伯鈞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準確地預言：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馬上要開始了！”

 果不其然――十年浩劫開始了！

“大右派”首當其衝，章伯鈞被隔離審查。章伯鈞的家成了某中學的“紅衛兵總部”！飽經折磨的章伯鈞先生終於支撐不住倒下了，倒下後的章伯鈞連住院的權力也沒有。後經周恩來出面，才住進了醫院。

住院一查，已經晚了：“胃癌，晚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鈞去世。

章伯鈞家人的苦難並末隨着章老先生生命的完結而完結。章伯鈞去世後，其女兒章詒和被說成替父親“翻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其孩子竟在監獄中出生！

章伯鈞在一九八Ｏ年被列入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單。

羅隆基先生被毛澤東點名成了大右派後，被撤掉了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由於是“頭面人物”，沒有被送到北大荒去勞改，仍保留政協委員頭銜。但待遇降了。

成了“大右派”的羅隆基與其十多年來的密友浦熙修斷絕了關係，他沒有妻子，沒有兒女，孤苦伶仃一人住在空蕩蕩的大院裡。沒有親情，沒有關愛，沒有天倫之樂。孤獨、苦悶、痛苦、冤屈伴着他的最後淒風苦雨般的歲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羅隆基在家裡與幾個友人聚餐。患有心臟病的他破例吃了一點酒。

第二天清晨，當護士上羅隆基家中敲門時，羅隆基已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

羅隆基在文革前去世對他本人來說很難說不是一件好事。否則文革一來，免不了會再被“紅衛兵”們弄去狠狠地批鬥一番，以羅隆基的剛直秉性，是決難忍受此奇恥大辱，與其受辱而死，到不如就此安靜地離世。

羅隆基死後，其同父異母弟弟羅兆麟要求摘去羅隆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遭到嚴詞拒絕。羅隆基遺體火化後，其骨灰也無地存放。羅兆麟只得仰天長嘆：“慘啊！慘啊！”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對右派改正時，羅隆基又成了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

儲安平在“反右派運動”後的命運夠悲慘了。妻子與其離婚後又再嫁人，且還與儲安平同居一套房，儲安平的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文革”風暴來臨，“大右派”儲安平再次成了批鬥對象，受盡折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紅衛兵又來揪斗“大右派”。儲安平連忙從後院翻牆出逃。

他逃到晚年時的唯一摯友、同是“右派分子”的李汝蒼先生的家，塞進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              汝蒼：我走了！           安平               

 當時的北京，在北海、熙和園，天天有死屍漂起。卻未能確認哪一具是儲安平。

儲安平畢竟是一右派的大人物，為了查清其下落，一個專案組工作了兩年，也沒查出個結果。

一九六九年，中共秘密警察頭目康生嘟嚷了一句：

“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麼回事？！”

九十年代，筆者在某小報上見到一篇文章，說是儲安平從北京出逃後，皈依佛門。不知此說是否是空穴來風？

章乃器先生是有名的不承認錯誤的“大右派”。被撤消糧食部部長職務後，仍據理力爭。其人不但倔犟，而且豁達。

“文革”一來，章乃器成了鬥爭對象。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記下了在“文革”初的慘遇，真是“字字血，聲聲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災禍，這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大災禍，是對我一次最嚴峻的鍛煉和考驗，從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晝夜，我在絕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脅，後來看到北京六中“勞改所的材料，那裡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預演過了。但我居然沒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十年以上。我對付的態度就是鎮靜、鎮靜、再一個鎮靜……

 這時除了遍體鱗傷之外，右目的拳傷特重。看出有個紅色的外圈帶鋸齒的橢圓圓圈，經常在眼前閃現可能是瘀血所致，內傷也相當重，右胸、背、股、尾間和膝蓋經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發現手上的烏紫褪色了，右目已能見物，內傷痛楚也減輕，真是氣到之處，效驗如神。八月二十五日以後的七天，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辱我。門是開着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氣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還有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就算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在“大鳴大放”中言論最為反共的葛佩奇先生在“反右派運動”中當即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山西監獄中度過了二十二個春秋。

一九七九年“改正”後回到北京。由於在獄中飽受二十二年的折磨，其雙目幾近失明。也算共產黨還有點良心，承認了葛佩奇的老共產黨人身份。但葛先生人生的黃金歲月被消磨在了自己為之奮鬥了多年的共產黨監獄中，這是世上任何東西都永遠彌補不了的。

抗戰時期全國聞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先生成為右派的罪狀竟是對共產黨的一條善意而又深刻的批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要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要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一句善言，竟獲彌天大罪！

定為右派的王造時，先是為自己爭辯，繼而是無休止的寫檢查。當葉永烈先生一九八五年三度採訪王造時遺霜鄭毓秀時，鄭毓秀出示的王造時先生當年所寫的檢查遺稿竟達數十篇之多！足可出一本幾十萬字的“王造時檢討文集”！

無休止的檢查也贖不完王造時的“右派罪孽”，毛澤東的文革一來，王造時再次成為衝擊目標。

據葉永烈先生《反右派始末》一書中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時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並被隔離審查。此後整整四十二個晝夜，王造時被輪番批鬥。十一月二日，他被關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時慘死於冤獄之中，終年六十八歲。        

 鄭毓秀用顫抖的手，打開一隻包袱給筆者看：裡面的一雙棉襪，打了四五個補丁，是王造時獄中遺物；    

一把斷了把的塑料匙上接着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時在獄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隻舊搪瓷缸里殘留着血跡，是王造時臨終咯血所留下來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因一九五七年之禍，如此悲慘離世，令人愴然涕下……

右派們下場之悲慘，莫過於翻譯家傅雷先生了。

傅雷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簡直就是那場民族大劫難的一個縮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傅雷先生在聽了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開展整風”的動員報告後，興奮不已，連夜給遠在國外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了兩封信：

“親愛的孩子，三月二日接電話，上海市委要我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四日動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懷仁堂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下午開小組會，開了兩天地方小組會，再開專業小組會，我參加了文學組。天天討論，發言，十一日全天大會發言，十二日下午大會發言，從五點起毛主席又親自來講一次話，講到六點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志又作總結，宣告會議結束。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每晚召各小組召集人向他匯報，性質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為‘百家爭鳴’不開展，教條主義頑抗，故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過話，立即由中宣部電召全國各省市委宣傳文教領導及黨外高教、科學、文藝、新聞出版的代表人士來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大家收穫很大，我預備在下一封信內細談。”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的問題，二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信中所說的“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此講話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後，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標題發表。

信中提及的“毛主席又親自來講過一次話”，是指後來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傅雷完全出自於內心的對毛澤東心悅誠服的盛讚，表達了當時五百萬知識分子們的心聲。

請注意信中的兩句話：黨外人士經不住毛澤東“陽謀”的挑逗，“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而共產黨內人士深知其個中三味，“有些膽小”。

在大鳴大放的日子裡，傅雷確實很積極。不過作為一個不關心政治，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提不出什麼有份量的意見來，所以只是發表了《增產節約的要點在那裡？》之類的無關痛癢的文章。

反右運動開始後，傅雷壓根兒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右派，而且積極投身於反右運動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匯報》上發表了傅雷的《比一比  想一想》的文章。文中說：

“總之，不比一比，顯不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顯不出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感覺不到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七月十六日，傅雷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說實在的，“識別”右派分子確實不易，因為傅雷自己都不能“識別”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為向共產黨表忠心，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在文中揭發了《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的“右派言行” 。

這一揭發不打緊，一月以後，徐鑄成的檢查《我的反黨罪行》一文中有一段專門揭發傅雷，小標題為《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傅雷被徐鑄成拖下了水！從此走上了“右派分子”的不歸路！其結局之悲慘在五十五萬“右派”中絕無僅有！

據葉永烈《反右派始末》一書中記載：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會”之後久久沒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這才響起敲門聲。

原來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長嘆，對夫人朱馥梅說道：“如果不是阿敏還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的悲劇，不僅僅在於他自己被劃為“右派”而且在於牽連了兒子傅聰。 ……

 傅雷被劃為“右派”，使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深受剌激。在他看來，倘若回國，會落到父子彼此揭發的悲慘境地。他絕不願意這樣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聰在一位英籍教師的幫助下，從波蘭出走英國。

頓時輿論譁然！

傅聰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為兒子成了“叛國投敵分子”！牽連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聰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鬥。剛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雙雙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於上海江蘇路家中！

傅雷在自殺前，留下遺書，內中寫到：

 “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父親錯劃為“右派”，導致兒子出走異國；兒子的出走，又導致父母的自殺……傅雷父子的彼此牽連，成了中國“反右派運動”最沉重的家庭悲劇！

 知名“右派”們遭遇如此之慘，那麼五十多萬無名“右派”們的命運就更慘了。他們中絕大多數被開除工職、開除黨籍、送到荒漠勞改。當年的右派從維熙先生在其《走向混沌》書中回顧了自己成了右派後與其他右派們被遣送北大荒勞改的經歷，讀後令人唏噓、催人淚下……。

還有對右派們的群體大滅絕！在甘肅的夾邊溝，幾千右派被押送到這裡勞動改造，最後活着從這裡走出來的右派們不足百分之十！

 …………

在五十五萬右派中，沒有比北京大學女學生林昭的“右派”生涯更令人心碎的了！

現全文摘錄林昭弟弟澎令范的回憶文章：《泣血長哭：我的姐姐林昭》   　　

“北大”風雲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蘇最高考分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在這座民主搖籃里，她猶如投入了慈母的懷抱，她滿懷信心地希望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記者。她的寫作計劃滿滿一大堆，她要為寫《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寫傳記，要把魯迅的小說《傷逝》改編成電影，她因為參加過土改，要寫一本《中國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飛翔的海鷗。同時，她也如同當時敏銳的知識分子一樣，面臨了早春天氣的壓抑感，當她看到電影《武訓傳》被批判，又經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她產生了一種迷惘與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兒在開放，整風的消息傳來。她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樣的春天，到處談論着整風，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現了第一張責問主席團三大的代表由誰選出的大字報，隨後出現了用大字報幫助黨整風的建議……夜裡，大飯廳前出現了更多的大字報。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5月19日，由學生張元勛等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道：

 我含着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動了林昭，她沸騰了，當她看到有人反對這首詩時，她說，是這樣的嗎?不，絕不。她也忍不住寫詩支持《是時候了!》。

自此，她全身心地捲入了這一民主浪潮。 　　

至25日，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做了講話，認為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體黨員虛心耐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不要沉不住氣，要繼續支持大鳴大放。 　　

可是到26日，廣場出現了“反對惡意煽動誹謗!”“馬列主義衛道者萬歲!”等標語，出現了新的辯論。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說隨着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些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是右派分子乘機向党進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無濟於事了，這隻剛學會飛翔的海鷗，一頭栽進了羅網，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於是像牛虻一樣瘋狂了。她把一切啟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學過的蘇南新專的一位老師發出了“責難”：“你們為什麼當時教育我要誠實、坦率，而沒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與悲憤交織在一起的情緒，噴發為瘋狂，由瘋狂而走向絕望。她在絕命書中表白：“我的悲劇是過渡時期的悲劇，人們只看到我流淚，卻看到我心頭在無聲地流血……”她對那些在歷次運動中用別人的血來“染紅面貌的人”是深惡痛絕的。她說：“我不愛也不能愛所有的人，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願我的影子永遠跟着他們，讓他們永遠記得曾出力把我拉開生活，殺死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殺被搶救後，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林昭這些絕望中的表白，在當時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主要的工作是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閱過去的舊報紙。工作由王前(劉少奇同志前妻)領導，還有一位是人民大學學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對林昭等十分同情，對他們沒有多加管理，她見林昭身體不好，還時常送些食品給她。這一年多時間，林昭的生活還算平靜。 　　

可是林昭的心情並不平靜，她在思索，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規模的群體性的大冤案?為什麼好心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意見，統統都被說成是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行? 　　

她時常徘徊於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輩，她也在這裡尋求答案。她的難友勸她不要碰硬，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立刻嚴正地回答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她又在日記中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斷地求索，但是現實所回答她的卻是絕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輕，孤身隻影在北京，雖說有朋友可以照顧，但在臥床治病中卻必須有家人照料。我母親得知消息後，急忙來到北京將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經過調養後，漸有起色。她是一個不耐寂寞的人，總是經常要出去走走，去圖書館、去公園。在日常去公園散步時，逐漸認識了幾個青年朋友，時間久了，相互間不免要縱論時事，漫說中外。1958年，中國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場極大的折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天等於二十年”、砍盡樹木大煉鋼鐵等浮誇風瀰漫全國。他們幾個人談論着那種“瞎指揮”的“共產風”，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多久他們又眼看着生產蕭條的景象出現，物資迅速匱乏，什麼也買不到，街道上排滿了長隊，人們因營養不良體質迅速下降，浮腫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處的大哄大嗡依舊。林昭和她的幾個有共識的朋友們，率直地對當時那種隨意性極大的左傾政策表示不滿。他們又談到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後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顛倒。他們懷着赤子之心表達着自己的共同看法，編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刊物，陳述着他們的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寫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編印未被批準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們純粹為一股政治熱情驅使，不顧一切地傾吐着他們的衷腸之言。他們看到了一本《南共綱領》的書，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鑑，於是也寫成了文章。以後他們又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寫成一篇報告，準備寄給領導機關參閱，希望對某些錯誤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說，這是一種極危險的探索方式，結果他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被以“反革命小集團”的名義被捕了。 　　

這是噬臍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卻並不後悔，她認為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價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後的日記中曾談到這件事，她寫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駕車回家時，看見一頭公豬陷於泥淖，拼命掙扎已經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滅頂。林肯想下車把它救起，一低頭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僅有的整齊衣服，不免遲疑，便匆匆駕起車走了。走上半里，耳邊似乎一直聽到那頭豬在呼叫，終於還是調車回頭找那泥淖。林肯費了九牛之力，幾乎成了泥人，終於把那頭豬救了上來。事後人們雖稱賞他的行為，但都認為這樣做不值得。林肯說：‘我不是為那頭豬，我為自己的良心。’”亞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話，終於成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為對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願付出一切。這一次，她由一個“右派”勞教分子升級到了“現行反革命罪犯。” 　　

獄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獄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訊全無。母親千方百計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無結果。一年多後，她轉到靜安分局關押，才有信出來，說可以送一些錢和她所要的東西進去，但是要見面就很困難。母親每次送物回來，總是很沮喪，因為知道了姐姐在裡面“表現”很壞。姐姐每次來信，總是要白被單，我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後來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單她都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 　　

姐姐在1962年被准許保外就醫。她回家後，講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監獄裡的情況，她對有些看守人員深惡痛絕，尤其是在一所時，有一個女獄警非常殘忍，姐姐稱她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經常針鋒相對地對她對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進行指責，姐姐有時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飽飯”等等，直到呼叫到聲嘶力竭，然後她就開始絕食。至一二天后他們將她送往監獄醫院去吊鹽水針。 　　

在一所時，大都是所謂“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單獨囚禁。開始林昭的鬥爭影響還不大，由於她的“不安分”，個別獄警對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們當班時高唱革命歌曲，大聲要求給囚犯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合理待遇，如果他們不理，她會整夜敲打獄門。 　　

在判刑後，有一度她關到提籃橋監獄。她仍單獨囚禁，但比之一所與其他人的隔離情況似有改善。有一次獄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沒有所謂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發動其他人拒絕用餐，並帶頭喊口號，跟她喊口號的並不太多，於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國際歌》，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聲附和，獄中仿佛沸騰起來了。後來當局立即以絕食為藉口將姐姐送進監獄醫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進醫院時，對主治大夫就大罵了一通：“哎，你這位醫生，是救人的還是殺人的?像你這種人會有人道主義嗎?你不要碰我!”這回第二次進來，她對主治大夫的看法漸漸改變了，大夫對姐姐輕輕地說：“請你安靜些，在這裡多住幾天，這裡畢竟是醫院。”說完就悄悄地走了，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以後他總是暗中設法在一定範圍內照顧她，儘量地給予方便。林昭的名字從一所到靜安分局監獄都是赫赫有名的，監獄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監獄中，還有一位獄警老人，對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還同他鬧，他等她發作完後一面搖頭一面說：“你何必生這麼大氣呢?留些精神吧，已經夠你受了。”林昭遇到醫生和這位老人時，少受不少痛苦。 　

　面對對自己施行虐待的獄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對，她除了放聲大罵外，還割開血管寫血書，例如她在一首詩《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中寫道： 　　

向你們， 　　

我的檢察官閣下， 　　

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 　　

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 　　

無聲無息， 　　

溫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經常以血書抒發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中寫道： 　　

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里，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洗吧! 　　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 　　

誰能抹得去? 　　

姐姐一度保外治療時，我們問她為什麼要這麼多的白被單，她支吾其辭。當我們看到她手腕部血跡斑駁的傷痕時，母親立即把她衣袖拉起來，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親當時放聲大哭：“你為什麼要這樣作賤自己?這也是我的血肉呀!” 　　

林昭在獄中以呼口號、寫血書、蔑視法庭來表達良心的抗議，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這就出現了她在獄中的一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獄警們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記中寫道：“原來你們還有一條黃毛丫頭必須制服的條例，那也好，黃毛丫頭除了奉陪以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 　　

獄方確實小看了黃毛丫頭。於是批判的武器改為武器的批判。林昭寫道：“這麼地，一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就開始了。而這事情也跑不了兩種可能……(以下字跡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鐐銬，人們不知玩了多少花樣。一副反銬，兩副反銬，不行，時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傷痛猶在。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在我絕食之中，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之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鐐銬，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 　

　姐姐在提籃橋監獄時，有一次母親和我曾去探監，經過一道道戒備森嚴的大門，警衛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們。最後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內見到了她，她步伐緩慢地走出來，身體十分虛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當時公安局希望母親能說服她坦白認錯，他們也就藉此下台。母親對姐姐說得口乾舌焦，姐姐什麼都聽不進去，什麼都不接受。她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是不會放我過門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母親說：“你可以不讓自己死在他們手中，眼光放得遠些。”“這是不可能的!”姐姐斬釘截鐵地回答。母親又氣又急，提高了聲音說：“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腦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後誰也不會追認你為烈士的，你死在溝壑中，無聲無息……你的所作所為，只會給我們家庭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母親還未說完，姐姐毫不猶豫地接着說：“那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我為真理不惜任何代價!” 　　

1968年4月，林昭終於從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執行。她在接到判決書時，留下了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彈費以後，不久母親的朋友朱太太來電話叫我們到她家裡去一次。我去後發覺她家裡氣氛沉重而又異常。她先問我有無姐姐的消息，姐姐在執刑前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她的音訊。我就把付子彈費的情況告訴了朱太太，她聽後立即臉色灰白，沉痛地說：“這是真的了。”在我追問下，她告訴我，她的大兒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龍華飛機場勤工儉學，4月29日由同學送回家時已面無人色，神情呆滯，半晌講不出話來。朱太太追問發生了什麼事，那同學說：“我們今天在龍華看到槍斃人，是個女的，祥祥看了立即變色，說是認識她的。”等那同學走後，祥祥突然哭了起來，說：“大姐姐被殺害了!”因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擊，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問個究竟，祥祥說他們一幫勤工儉學的在機場內做些雜務工，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那天結束後，在機場內多玩了一會兒。到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有兩輛軍用小吉普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着由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反手綁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東西。他們向她腰後踢了一腳，她就跪倒了。那時走出另外兩個武裝人員對準她開了一槍，當她倒下後又慢慢地強行爬起來，於是他們又向她開了兩槍，看她躺下不再動彈時，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快疾馳而去。祥祥說，他當時幾乎叫出大姐姐來。朱太太再三追問他是否會看錯，祥祥說絕對不會錯，大姐姐有她的特點，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醫院裡的衣服。我聽完後，我只說最好你們暫時不要告訴我母親，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歸途中，我腦海里浮起的只是這一幕血淋淋的慘相，龍華、四月、自由、五分錢子彈費、母親的淚…… 　　

過了幾天，有人轉告我，同獄一犯人在一次公審大會上看到審判林昭的經過。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為林昭在獄中無人不曉，犯人們見到她出來都呆住了。林昭被帶出來時，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這種塞子能隨着張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縮，專防囚犯喊口號用的，因此她越想張口，塞子就越大，整個面頰都會鼓滿起來。另外還可依稀看到她頸部的塑料繩子，這是用來扣緊喉管，防止發聲的。這些都是監獄對特別“危險”的囚犯的處理辦法，不過雙管齊下尚屬罕見。林昭的臉發紅髮青，她眼中燃燒着怒火，許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難過。 　　

按照常規，獄中公審大會開始時，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們便要大聲呼喊口號，但是那天審林昭時竟寂靜無聲。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們這些囚犯都死了嗎?”然後就領頭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號，而和者卻並不很“熱烈”。轉告我的那位講得十分詳盡，我聽了卻無法表達我的感情，只覺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氣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執刑後幾天，我們收到通知去提籃橋監獄取遺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親一起去了。在門房遞上通知單，所有裡面的警衛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們。母親很哀傷，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點表情也沒有。這次取得包裹一隻，內有棉襖一卷已完全拆碎檢查過，血跡斑駁的被單若干和不少白布條上模糊的血書，還有幾件衣服。我們反覆尋查所謂遺物，難覓片紙隻字或林昭在獄中多年的別的留存。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說過“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她的被評反、恢復名譽正是20年以後的事，如今又將過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開的昭示，我堅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恆的。

林昭——中華民族思想解放史上劃時代的紀念碑！

林昭——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自由女神！

林昭——你的英名永載中華民族千秋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