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八七：江澤民治國無方再捧毛神  鄧小平怒火中燒南巡發令

巴山老狼  著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八十七章   江澤民治國無方再捧毛神  鄧小平怒火中燒南巡發令

江澤民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登上了中共總書記的寶座後，面對“六四”屠殺後的國內國際嚴峻形勢一籌莫展。在國內，因中共的腐敗和“六四”大屠殺，人民已經完全看清了其血腥殘暴的本質，中共已經民心喪盡。只是畏懼中共手中的槍桿子，不得不沉默。在藏龍臥虎的北京城裡，大小京官們對這個來自上海的諸侯瞬間成了名義上的黨和國家最高統治者頗有幾分的不服氣，明里暗裡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在江澤民的頭上更有扶其上台的鄧小平、陳雲、彭真、王震……等一大的批老人們在指手劃腳地垂簾聽政。在國際上，因“六四”大屠殺，西方民主國家紛紛對中國實施了經濟制裁。所簽的經濟合同多數被廢除。面對如此難局，江澤民只有考慮如何才能穩住自己的陣腳。

江澤民執掌朝政一年後，中國政治逐漸凸現出了“江澤民特色”，“毛澤東政治、鄧小平經濟”這一“鐵血專制加自由市場”的混血兒怪胎成了江澤民鞏固其統治的一大法寶。

被鄧小平大力批判的毛澤東重新成了江澤民謳歌的對象，江澤民的頌神與鄧小平的謗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江澤民完全搞起了毛澤東的一套大樹英雄人物的治國模式，什麼“學濟南交警”、“學孔凡森”……，這些“大樹特樹”並沒給黨風社會風氣帶來一絲一好轉，卻樹立起了自己一個獨裁者的絕對權威！

江澤民完全繼承了毛澤東式的“口號治國”方略，什麼“三講”、“西部開發”等等，這些口號又為官員們以開會、交流、考察為名的公款吃喝、公費旅遊找到了題材。

江澤民對毛澤東的重新吹捧，鄧小平看在眼裡，氣在心裡。因為鄧小平就是靠批判毛澤東所謂的“錯誤”而起家的，現在江澤民重新把毛澤東的陰靈抬出來，那不是宣布我鄧小平當年對毛澤東的批判是錯誤的？

一怒之下的鄧小平找到了陳雲幾個老人，密謀把江澤民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換上一個對我鄧小平更加俯首帖耳的人。但鄧小平的主張這次在老人們那裡卻難以通過。陳雲更是發出了“你要換幾個總書記才放心？”的責問。鄧小平無言以對。只得另想辦法讓江澤民改弦易轍。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並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鄧小平講了些什麼呢？據中共公開的講話內容如下：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血路犯罪活動。這兩手者要硬。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要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鄧小平所說的遠不止這些，但中共願意向中國公眾公布的也只有這些。

鄧小平所說這些只不過是在向江澤民提個醒：少談政治，少提老毛，多抓經濟，悶聲才能發大財。

江澤民被鄧小平從後面猛擊一掌後，果然懂事多了，遂改變策略，沿着鄧小平指出的“發財”方向走去。

中國封建社會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說法。鄧小平身處一言九鼎之位，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大國的方向，這是中國的悲哀。這是中國人民的悲哀。

獨裁專制國家的經濟發展是無規律可循。完全由當政者個人的意志來決定。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為了落實鄧小平發展經濟的講話，又走上了大印鈔票、大發貸款、大搞基建、大上項目的老路。到一九九三年，中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大鋪攤子，大搞基建的結果是國家財力、物力的嚴重吃緊，發出的貸款難以收回，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但沒有帶來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反倒是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經濟危機。隨後懂經濟的朱鎔基臨危受命，開始對中國經濟進行新的一輪調整。一九九四年，被鄧南巡講話搞亂的經濟有了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