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時，血淋淋的事實就在眼前晃動，即使出於最本能的自我保護意識，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蹤的人，也得把嚴自己嘴上的開關了。這就是朱棣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響，包括所有文字記錄和建文年號的絕對敏感期。在這一時期內，傳遞任何有關建文帝蹤跡的言論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腦袋。因此，經過絕對敏感期對有關建文帝文字記錄的反覆清理，使本來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蹤跡脈絡的線索，就這樣在官方的文字記錄中消失了。

　　幾百年來,建文帝出亡以後的蹤跡，始終成為人們不懈探究的歷史之謎。本人不久前曾寫過《在日本發現了建文帝的後裔》一文，試圖探究建文帝的下落，其實，本人也自覺該文難以自圓其說。正因為建文帝己經成了歷史之謎，故此誘人去探謎、去解謎；現寫此文，意圖再探歷史之謎。本來，建文帝出亡以後的蹤跡是有線索可循的，可是，為什麼線索竟會消失，而使之成為歷史之謎的呢？

　　朱棣起兵，謂之“靖難”，打出的旗號是“清君側”，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效周公輔成王”，可就在他因“靖難”而攻破京城後，他要輔佐的“成王”卻不知了去向，這難免會使人們心生疑竇，坊間遍布疑雲。此“疑”乃是朱棣的心頭大患，因為這會直接影響他能否坐穩那張龍椅。由是，斯時就成了對建文帝問題的絕對敏感期，而朱棣對這一時期內的敏感人物的處理也特別殘酷。譬如：在政治上不能與朱棣保持一致的方孝孺、鐵鉉、景清、練子寧，下場都很慘；方孝孺被滅了十族，鐵鉉被下了油鍋，景清被剝皮碎肉，練子寧被割了舌頭。斯時，血淋淋的事實就在眼前晃動，即使出於最本能的自我保護意識，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蹤的人，也得把嚴自己嘴上的開關了。這就是朱棣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響，包括所有文字記錄和建文年號的絕對敏感期。在這一時期內，傳遞任何有關建文帝蹤跡的言論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腦袋。因此，經過絕對敏感期對有關建文帝文字記錄的反覆清理，使本來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蹤跡脈絡的線索，就這樣在官方的文字記錄中消失了。

　　從清初吳乘權等人編纂的《綱鑑易知錄》看，公元1402年的“靖難之變”後，歷經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直至明英宗朱祁鎮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建文帝朱允炆終於浮出了水面，有關建文帝蹤跡的文字，在民間紀史的文字中均有記載，說是“不知去向”，其實歷歷在目。

　　《綱鑑易知錄》有“永樂六年（公元1409年）夏五月，建文帝還滇”一條，稱：“先是上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至善慶里，是月復還滇。”結合鄭和第一次至第三次下西洋的時間（第一次1405-1407年，第二次1407-1409年，第三次1409-1411年）來看，此文記載的“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恐怕並非出於杜撰與猜測。

　　據《綱鑑易知錄》記載：“永樂五年（1408年）夏六月，建文帝白龍庵災，程濟出山募草。”為了給“蹤跡建文帝”作證，《綱鑑易知錄》中還有：“永樂七年（1410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一條，稱：“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帝，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庵於白龍山，尋復舍白龍庵他去。”雖然都負有“密訪建文帝”的使命，但嚴震卻與鄭和不同，嚴震是建文帝的舊臣，他們之間的君臣關係猶在，舊主情難了，新君命難違；在對建文帝行蹤絕對敏感的永樂年間，處在“兩難”之中的嚴尚書，只能選擇“夜縊於驛亭中”自處了。

　　明成祖朱棣去世後，建文帝朱允炆的蹤跡進入了相對敏感期。

　　永樂二十年（公元1424年）秋，朱棣去世，太子朱高熾繼承皇位，是為明仁宗。據《綱鑑易知錄》記載：“是年冬十一月，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對於建文帝朱允炆，朱高熾的感受與其父朱棣相比，顯然有別。慘死於朱棣之手的“方孝孺輩”，不僅由“奸黨”變成了“忠臣”，而且予以“寬典”。這無疑是一個信號，標誌着對建文帝的“敏感度”開始降溫了。據《綱鑑易知錄》記載：“是年冬十月，建文帝下江南，至史彬家。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這是建文帝出亡二十餘年來，首次見諸於文字，“下江南”是首次，直接到故臣之家也是首次。這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史彬不再會因建文帝而遭難；二是史彬不會因保全自己而拒建文帝於門外。

　　敏感度的降溫，並非敏感度消失。朱高熾固然不是朱棣，卻是朱棣的直接繼承人，是“靖難之變”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正史對建文帝的記錄仍是忌諱的。故，類似以上這樣的文字記錄只可能出現在民間，諸如類似《綱鑑易知錄》的記載。

　　朱高熾在位一年就駕崩了，繼承皇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在位十年，於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去世。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此時，乃為對建文帝敏感度的消彌期。

　　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發生了一件“建文帝被執赴京師”的大事。《綱鑑易知錄》是這樣記載的：“建文帝好文章，能為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英，大言曰：‘吾建文帝也。’英大駭，聞之藩司，因系僧，並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這段文字至少透露出三個信息：一是建文帝的詩文被同住的僧人所竊，該僧還跑到思恩州府大叫：“吾建文帝也！”；二是知州岑英大驚，即報藩司，並飛馬報朝廷。皇上下詔押解該僧入京；三是一直保護建文帝的舊臣程濟也隨同前往。此事震驚了京城。

　　據《綱鑑易知錄》記載：“僧稱年九十餘”，年齡不對，是時建文帝朱允炆年方六十四，顯然，僧是假冒建文帝。但是，假“朱允炆”卻說出了他的真要求：“且死，思葬祖父陵耳。”所以，與其說此僧假冒朱允炆以求其名，還不如說此僧是在與真建文帝演雙簧，以探知當局的容忍底線。否則，一直保護和照顧建文帝的程濟也不會隨同進京了。在假朱允炆探出底線後，真建文帝終於現身了。由是，就有了“御史密以聞”，就有了老太監吳亮與建文帝朱允炆相見後的確認，就有了皇家的“迎建文帝入西內。”一個“迎”字，表明了朱棣的重孫朱祁鎮對朱允炆的接納，至此，建文帝的“敏感期”己基本消彌。難怪程濟事後會感嘆說：“今日方終臣職矣。”

　　據《綱鑑易知錄》最後交待：“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對朱棣一脈的皇室當局而言，這“不封不樹”四個字，倒是不失為明智的選擇。但也正是由於這個“不封不樹”，使得在所有的官方文件里，沒有了建文帝的任何痕跡。也正是由於官方文字的缺失，才引來了民間的不同記錄和坊間的各種傳聞。而隨着傳聞的多樣化和時間的消蝕性，遂使原來脈絡清晰的關於建文帝出亡的歷史真象，終於在真真假假的各種版本的傳說中，逐漸演變成了至今難解的明朝最大的歷史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