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21世紀的中國人，特別是你們在座的年輕人，應該有一個世界的胸懷，從世界看中國就是這個意思。首先我要聲明，我不敢謬托知己，因為我跟周老認識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歲的時候。我很榮幸，由於他看了我的書，想見我，通過他的公子“召見”我，然後我就登門拜謁。非常遺憾，現在周曉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對周老的打擊應該是非常大的。曉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溫和的謙謙君子，他年逾古稀還為他的父親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像周先生這樣活了一百多歲當然是非常難得的，他的一生是中華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們的近代史從1840年算起的話（這個算法近代史學家有許多不同意見），不管怎麼樣，周先生一生等於是2/3的近當代史。而且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經過了很多坎坷很多動盪，他是一個活在這個時代的典型的知識分子，與我們民族共同經歷了各種沉浮和苦難。從他的文章，從他的百年口述里我們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職業跨度很大，很少人有這種情況。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經歷，就等於是看一部中國近代史，內容非常豐富。但是這個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過一滴水看大海，通過一個人的經歷看整個民族的浮沉，這是非常寶貴的。
正如張先生講的，周老的敘述是非常易懂的。現在有些文章不說人話，或是用中文寫類似外國話的話，這種文風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麼叫深入淺出？他這個才是真正用最淺顯的大白話來說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們看他的書很容易看，看了以後可以回味無窮。
周老提出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這點非常重要。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21世紀了，原來我們也提到20世紀是一個大踏步現代化的世紀，我們常常說要趕上世界的潮流，中國人已經趕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趕來趕去，好像天天都在說要趕上世界的潮流。為什麼就常常趕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狹隘的眼光的束縛。
由於中國在進入近代的時候，是列強的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於是中國人就老有一種受害者的感覺，天生，或者是潛意識裡，或許是宣傳的結果，總之有一種狹隘的受害感。有一種集體記憶叫做“五千年的輝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來這麼一個感覺，於是對世界的看法就像通過哈哈鏡來看，不是真正的平視，要麼就是仰視，要麼就是仇視，要麼就是鄙視，就是不能平視，不能客觀、平平靜靜地看待這個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從世界看中國，換句話說，活在21世紀的中國人一想到一個事情，就應該把中國這件事情擺在整個世界範圍里，看它占什麼樣的地位，起什麼樣的作用。
我想起我在清華上學的時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課——實際上就是歐洲史，從古希臘、羅馬開始，然後整個歐洲的變化。雷海宗先生每講到一個事情的時候，比如說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臘發生了什麼事，他就在黑板上寫：XXXBC魯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魯莊公、魯哀公，等等）。現在他講的很多課的內容我已經忘了，但是我學會了這樣一種習慣，就是把中國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串起來看，每當說到中國的事情的時候就想到當時世界其他地方處於什麼狀況。比如說滿清入關是1644年，我會想到那時候英國正好發生光榮革命，這一段時間就是克倫威爾時期。這樣一對照，你就知道當時中國是什麼狀況，歐洲發展到了什麼地步，這樣，我們的心胸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21世紀的中國人，特別是你們在座的年輕人，應該有一個世界的胸懷，從世界看中國就是這個意思。要是老是從中國看世界，動不動就強調中國特色，說你們發生的事情跟我們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我們的特色就是這樣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較；如果老是這樣的話，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觀天，抱殘守缺。
我們已經吃虧了這麼長時間了，經過了周有光先生所講到的大事小情，他講了很多，看起來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筆法講的，其實是很殘酷的歷史，很悲慘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們民族經歷了那麼那麼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數是內憂，我覺得我們的內憂是多於外患的，大多數是自找的。所以老人從整個經歷所悟出來的道理，最後總結出來，要從世界看中國，這點非常重要，特別是對於今天，新的一輪非常狹隘的國家主義，一種狹隘的、排外的、跟現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種情緒和風氣正在我們國家興起，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這是很值得憂慮的。
現在外部世界不僅僅是歐美發達國家，還包括正在發展中的、我們看起來以為人家很落後的那些國家，實際上正在悄悄地發生很深刻的變化，而我們沒有看到，我們還自以為很先進、很了不起。實際上我們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會，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麼外交，幾個領導人互相之間的拜訪、會晤，除了這些之外，每一個國家的內部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舉一個例子，比如歐盟，我們現在看的宣傳都是歐盟遇到了困難，歐元區怎麼怎麼樣了，希臘到底退出還是不退出，等等問題，但是歐盟的形成，從50年代到現在，半個世紀一步一步走過來，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深刻的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一句話來說就是化干戈為玉帛，就是從此以後歐盟國家之間不會再打仗了，兩次最殘酷的世界大戰是從歐洲開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國和德國。歐盟的開始是法德兩國化解世仇，找出了一個共贏的辦法就是煤鋼聯營，說從此我們共同開發，不要再奪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這樣一個方案，一點一點從“小歐洲”六國慢慢發展，他們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礙，看起來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後又成功了。這樣子一步一步過來，現在又碰到困難了，但是我們不要只看到這個困難，要看到這樣一個偉大的創舉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至於他們還會遇到種種困難，是難免的，即使導致歐盟解體了，也是一次偉大的嘗試，至少作為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中心，歐洲國家之間不再打仗了。
還有就是他們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本身，資本所產生的偉大生產力，走到這一步以後下一步怎麼辦，他們自己也正在進行很深刻的改革，這一點我們也沒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發生着很深刻的變化，我們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個非常狹隘的小事情上說來說去，並且把它無限地放大，我們自己要吃大虧的。
所以周先生"從世界看中國"這句貌似很簡單的話，裡面其實有很深遠的意義。
我覺得周老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比我樂觀得多，我跟他談話如坐春風，他就以他的樂觀精神感染了我。他經常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這個世界總是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這個"好的方向"當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說沒關係的，人也是這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走錯了路，走了岔道以後終究是要回來的。我說回來太晚了的話，代價就太高了，中華民族已經付出了太多的代價，由於走了很多彎路的緣故，所以希望以後少走一些彎路。如果一個人的胸懷像周老這樣"從世界看中國"，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話，這個世界總是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的。但是我自己還是不能釋懷，中華民族是不是還要經歷一次劫難，還是說可以順利地跟世界接軌，隨着世界發展的潮流共同發展？這也還取決於現在的年輕人，你們這一代人有什麼樣的胸懷，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我想我們不應該辜負周老的期望。他的樂觀主義我覺得是以不打仗為條件的。人類現在再經不起大戰了。假如再發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戰，我說的是大戰，大國之間的戰爭，小打小鬧的不算，武器發達到這個程度，不僅僅是原子彈，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話，人類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還存在。所以這種輕易說戰爭，就像打遊戲機似的“打仗”，說說可以，但是認起來真是不能想像的。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最後，張先生剛才提到這本書裡《窗外的大樹風光》，我也特別注意到了這篇文章，我覺得寫得太好了，是一篇極品的散文，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非常開闊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從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極致。文章最後還流露一點無奈——最後這棵樹被砍掉了，作者覺得遺憾得不得了，但是它還是被砍掉了，這也是一個老人的無奈。
平常常說人“老糊塗”。我們常常會說，某人如果早一點在什麼什麼時候去世的話，他就是一個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長了，越活到後來錯誤越大。當然，一個普通老百姓犯什麼錯誤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權重之人，禍害面就廣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屬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齡只是一個符號，有的人越老越糊塗，有的人越老越智慧，並發出智慧之光照耀我們大家。
2018-04-01 不讀平凡書
資中筠，1930年生於天津。1951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曾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美關係史研究會會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現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學術專長為國際政治研究和美國研究。著有《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資中筠集》、《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主編併合著有《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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