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45年

戴晴

45年前（此文應是寫於2002年，2002-1957=45年）的今天——1957年的6月8日，住在中南海的毛澤東，剛剛還再熱情地鼓勵大家提意見、提建議，突然發布一道內部命令：“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而公開出現在非共產黨骨幹份子面前的，則是讓數百萬人心頭一震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全國規模的反“右”運動開始了。

幾個月之後，鬥爭勝利結束，55萬名知識分子，包括如今正在中國舞台上叱咤風雲的總理朱鎔基，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整肅。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直到今天也沒有承認這是自己干下的一件有負於中華民族、有負於當時尚堪稱之為大好的祖國環境與資源的罪孽。數年之後，到運動中或緊隨毛澤東充任打手、或三緘其口以求自保的人，包括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胡耀邦等，自己也嘗到了受獨裁者撥弄滋味的時候，運動“嚴重擴大化”的結論終於由黨給出，55萬人裡邊99.99%的人獲得平反。而只提“擴大化”、不根本清算自己的錯誤，從而保住（或曰拿住）自己的人，也是從毛澤東那裡學來的一手——1931年他對殺了無數人的閩西肅反就持此策略。

直到今天，掌握着話語權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對這場劫難堅持作如下描述：1957年夏，“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為了堅持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對其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其“正確與必要”，就我們的觀察所及，不過反右鬥爭以後，再沒有一個人敢於（或能夠）對毛澤東說半個“不”字。

這時是五十年代中期，二戰結束後十多年的當口。就在全世界都在努力利用戰後的和平時光，深刻內省，充分開掘本國資源，爭分奪秒地修復創傷、成長壯大——包括幾乎被炸成廢墟的德國和日本，和給趕到台灣島的國民黨政府——我們在幹什麼？大躍進（有導彈專家錢學森出面論證畝產萬斤）！大煉鋼鐵（毀掉的森林幾個世紀都補不回來）！大興水利（河流，包括黃河的毀滅正從此時發端）！還有把數億農民徹底剝奪的人民公社！再後來就是非戰爭時期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和讓反右骨幹們也懵然不知所措的文化大革命了。

或許有人會說，“聳人聽聞了吧？區區一個反右，幾十萬人的事，能把賬都算在這上頭？”

或許不能，因為在此之前還有三反、五反、肅反、鎮反，以及反右的老鼻祖“延安整風”和“搶救”——所有這些，全都是以運動的形式，依照當時的“指示”與“精神”而非刑法，對個體自然人集體入罪，並由黨、而非法院實施懲罰。

根據官方說法，到1958年夏，反右派鬥爭就基本結束了。20年之後的1978年，甄別平反全面鋪開，兩年後基本完成。

從那時到現在，又是20年過去了。前右派們的回憶汗牛充棟，小說、電視、電影也曾風靡一時，主調無非是苦難與忠誠，對打了兒子的母親“不計前嫌”，“只願荒唐的歷史不再重演，願祖國興旺發達”——55萬右派和受他們牽連的200萬親屬外加1000萬後代表現得相當大度，毛澤東的繼承者們聽着也很受用。

事情就這麼完了？

終於，就在那場鬥爭之後的45年，一本書悄悄地出現在中國大地：黑紅色的封面，像是烏雲重壓下鮮熱的血——《1957：新湖南報人》。

這是一本回憶錄集，講的是全國反右的長沙版：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編輯部145人當中54名業務骨幹，無一倖免地被“錯打”了的故事。

這批當年二、三十歲才子，有12人送勞動教養，11人監督勞動，其餘的人或開除公職、或撤職、降級。在這樣的處理之下，受盡凌辱與折磨，四人自盡，一人遭槍決，六人被判刑。而有幸熬過了那地獄般20多年的人，居然趕着在自己生命的黃昏煥發了一把，成就為中國最優秀的出版家（鍾叔和）、雜文家（朱正）、翻譯家（蔭蓀）……，他們苦水裡泡大的孩子有優秀的小說家（殘雪），那位被處決的劉鳳祥，還在監獄裡教出了世界級的學者（楊小凱）。

這不是新鮮故事。優秀的人遭殘害，我們已經讀到很多。

《1957：新湖南報人》卻給了我們一些新的東西，這就是：究竟是誰和為什麼要“錯打”自己的同事；還有，這些打手們如今怎麼樣了？

我們已經知道，嘗到了“42年延安整風”甜頭的毛澤東，之所以在57年重提整風，目標本是一年前召開的“八大”，是那些試圖限制他權力的“黨內同志”。後來發現，一直客客氣氣、恭恭敬敬的民主黨派朋友，也並沒有完全“搞掂”，對共產黨當家（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肚子不滿啊！本來好吃好喝供着，不識相，就嘗嘗無產階級鐵拳的滋味吧！

反右長沙版的主持人、當時的主管省委書記，也是見識過延安整風的人。他那時所面臨的，也是對不同見解的惱恨——黨報是幹什麼的，不就是宣揚主管人政績的麼？哪來那麼多意見，還開什麼“編輯方針討論會”，統統給我當右派去！

《新湖南報人》並沒有把故事說到這裡就打住；對那位書記和他的親隨，也並沒有隻按照當前通例，以某領導或×××代替。在自己沾血帶淚的控訴里，他們直接點出周惠和他的親信，包括他們這類人後來受到的提拔與重用。他們如此做，平心而論，倒不在於忽然有了什麼創見，而是一個偶然的因素逼得他們不如此也未免太窩囊了：原來那位周惠書記自己“說嘴打嘴”——在他的一本趕時髦的“反思”《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權延赤編錄口述歷史）里，將自己描繪成“無愧此生”的革命家。

九死一生的前右派們不得不說話了。

或許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這次的“要說就徹底說說清楚”，無意中道出一個居然被忽視了幾十年的道理：那惡是毛澤東一個人作的麼？並非所有趨炎附勢者都是出於對他的無限敬仰與熱愛才無中生有、無限上綱、落井下石、賣友求榮的吧？如果說，優秀人才的摧折，可看作是對中國精神與人文資源的破壞，那麼對這批打手，外加他們徒子徒孫的提拔重用，不正是這一領域嚴重的污染麼？

中國畢竟已經有限開放了20多年。周惠們想要壟斷輿論已經沒有那麼容易。《1957：新湖南報人》在2002年面世。我們只等着那一天，在法制逐步健全的中國，不再玩什麼籠而統之的平反、“反思”，而是對所有仗勢作惡者一個一個地予以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