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之际，重新品读商周之变的意义

暗夜寻灯

商周之变是中国社会从商代的重商社会走入农耕社会的巨变和社会建构的分叉点。以现在中国社会和学界依然的农耕价值观念，学术上依然无人能够理解商周之变的巨大意义。

早在汉代就有人提出“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后汉书·杜周传》）；但是这里的“质”究竟为何物？今天还处于农耕意识形态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人里，没有人能说得清、看得明。如果没有一个大历史的观念，无论如何你 走不出庐山，看得清庐山的真面目。而何为大历史？从今天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几篇学者的文章里，我仍然能够看到中国学术界与外部大世界的脱轨。

周人在牧野之战后迅速击败商纣王夺取了殷商的天下。以“小邦周”如此迅速地击败了“大邑商”，不仅仅震惊了周人，也带给他们深深的惶恐和思考。是什么使殷商的军队反戈一击，让周人可以迅速夺取商纣王的天下呢？

是“德”，周武王和周公这么总结。

从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殷商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的“天”、“神”、“德”的观念。“德”和“神”以及今天我们用“天”这个字来代表至高无上的“神”或“老天爷”的观念都是我们从西周早期或中期继承下来的。殷商人与崇信和发生希腊神话的迈锡尼人[1]一样（1）：都处于青铜器时代 （2）：都相信和崇拜某些超自然力量、都祈求今天我们称为“神”或“帝”的保护 （3）：都相信这个“帝”或“神”与他们的祖先有某些瓜葛、比如性方面的瓜葛（希腊的英雄观念），或者吃了这个超自然力量的“神”的卵而怀了孕生下了他们的祖先 （东亚是卵生文化昌盛的地区）（4）：都相信“人的命运”的背后有一只手操控现世的人的生活，都祈求祖先要求改变或指导一下自己现今的生活：盖神庙或祖庙，用敬拜、祈祷或卜辞占卦的方法与祖先或“帝”沟通。

因为现世的生活和行为都是被“命”操控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德”来指导现世的行为。

史书记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城的时候，依照民间百姓算卦的方法用蓍草演绎了伏羲的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写成了《易》一书并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天命靡常”首先在思想上动摇了殷商的“帝之后代，天命不变”的观念。即使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情况下，商纣王仍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戡黎》）[2]。商纣王相信自己是“食玄鸟之卵的后代”，是帝王的命和帝的血脉，我生下来该怎么样，不在命，怎么可能在天？

周人发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礼乐天下”的统治思想。这就在信仰上否定了商代的纯粹“命”的观念而把“天”加在了“命”前，让人民开始相信“天命”。你有没有命，决定在天。而天给不给你这样的命，取决于你有没有“德”。在这种带有人文色彩统 治思想下发育的中国文化，仍然跑不出：“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意识形态的虚构特点、从叨食顺序至阶层文化的演变，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这几个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从新列出以上四点，再仔细思考其内容，这对我们论及和思考这些话题，特有帮助：

·         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建构的实验史、纠错史；而人类文明历史之前的从猿到人的历史，却是一个建构文化的历史。因为人不仅仅像其它动物一样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人是脱离了动物文化的简约、单一、雏形的特征而带有了复杂庞大的文化特征。

·         意识形态的虚拟特点：国家、民族、公司、金钱这些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因为你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为了虚构出来的现实。意识形态其实也是若此，都是虚构出来而成为真实的东西。一旦人们不再相信比如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个体系马上就面临崩溃的命运。人类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她能够粘合人类的个体行为而成为统一的社会行为。人类的文明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演化的历史。

·         从动物的叨食顺序至人类阶梯文化的演变：pecking order是人与动物共享的行为本能；而把叨食顺序发展为具有社会阶梯和阶级的意识的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特性。

·         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从动物交配前的“求偶仪式”、“交配礼物”到社会关系中的“订亲财礼”、叨食顺序的仪式行为，只有人类把这种仪式复杂化且赋予某种意义，使人类的仪式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

道德和良心是人类的小型社会建构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会性动物都具备的一种本能[3]。它在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化中出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随着动物社会属性演化的强烈程度而趋于强烈；这也就成为比如狼群对其群内成员相互利他的一种社会粘合剂。但是人类有了农业，社会规模趋向日益扩大，个体或某些小团体的行为或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动、造成仅仅依赖道德本能就不能满足社会变为大型的需要。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人们相信编排的故事并为这个故事的内容而协作起来，就成为意识形态演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希腊神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相信神话也相信神话所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被安排的命运时刻左右着你现世的遭遇就是其中一种。无论是殷商时代还是希腊的迈锡尼时代，人们都不甚了解这被安排的命运是谁在负责[4]！ 即使是神也无法阻挡自己的命运和最后的归宿。到了孔子与柏拉图的轴心时代，希腊人依赖工匠精神，在神话里体味到了命运被安排的“逻辑”；因而希腊人开创并出现了逻辑观念并发明了逻辑学。而商周之变，中国人被后稷周发明的一套文化观念，斩断了商代的殷商人的“命运”观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没有的“天”的概念，出现“天命靡常”、和“易”即“变”的观念。《周易》的“变”或演化观念弥足珍贵，但周易不解释为何有“易”的逻辑，就像不解释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一样。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是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易经》的卦象变化也就是理所当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们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却带有至高无上的殷商人所没有的“至上神”的观念，我们今天称呼的“老天爷”的观念。这种“天”的观念延续至今天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偶尔也会有人说“人的命，天注定”。这里的“天”已经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概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腊神话时代一样的“天”的观念，只在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些许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这样的简单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观念像迈锡尼人一样朦胧模糊，也都是到了轴心时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观念来注定宿命的观念。

我们遵从郭沫若先生的建议[5]，凡是商代的文献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别点出《诗经·商颂》和《尚书·商书》。这样我们就知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国人学着周人的观念而续写的文献。这个现象我们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把周人的观念或文献也说成是商代的观念或者习俗。因为殷商与周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虽有渗透，虽有雷同，但互相差异极大，是本质的差别。这就是汉代人讲“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的本质。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三观的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的改变。也是社会转型的观念改变，犹如今天我们自“同治中兴”以来，社会转型所看到的不断的改变。郭沫若先生认为商代末期也出现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并不认同。因为后期这个“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现的。

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开启工业化道路的档口，也意识到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改变。

蓍草占卜，殷商时代也有；不能取得那么多骨甲的平民使用蓍草；王室才有能力使用骨甲。史载周文王在羑里城被囚期间，用蓍草来占卜算卦，最后演绎八卦，是跟平民学来用蓍草，还是他在周地本就用过蓍草，不得而知。但是周人在克商以前，也会用甲骨占卜，是有记载的。《诗经·大雅·緜》里说：“周原膴膴（音同呼，肥沃的原野）、菫茶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是周人借助龟甲在占卜问询，是否可以在周原建设自己的王都。

殷商人相信被安排好的命运，世间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的观念。行坏事的人也是被神秘力量安排来做坏事，所以这跟此人的人品没有关系，因而也就不会有周人所强调的“道德”的德的观念。因而被周人骂做“无德”。周人为解释自己“克商”的合理性，首先要否定“玄鸟生商”的图腾神的后代享受“王”命的命定观。同希腊英雄的后代享受财富、享受世俗的奢华是祖先与神交配的后代一样。要打破这种 “食玄鸟之卵”的后代具有某些神的血统，本就应该坐享王位的观念，周人就必须宣传“天命靡常”。但是“天”尤其不可靠，说服不了已经落败的殷商人，于是又反复强调并提倡了“德”的观念。认为商人能得夏人的天下，也是因为商汤有“德”；今天周人能得商人的天下，也是因为纣王“无德”。为了表现纣王无德，后世越来越杜撰并添油加醋商纣王无德的故事。为了表示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而拼命褒扬了二王的“德”事。

后代的文人不了解武王克商后发明的“德”的观念，在司马迁和《资治通鉴》中，夸赞某某人多以什么什么德而服众，有以火德立，有以木德立，有以土德立；实际都是后人的想象，也就是没有论证的意淫。

自周以来的中国文化和今天的学者们没有识破开创中国文化的周人的伎俩，一是因为史料不足；再一个是还没有具备今天“大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没能了解青铜时代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为什么史料不足呢？我们知道孔子距离武王克商的时代也不过六百年，《尚书·周书·多士》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那为什么到了孔子的年代，就“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殷册殷典也被周公毁掉了。即使殷商的后人宋国也没有了这些本就保存在王都的文献。当然也可能是自然毁灭的，周人没有好好另外抄录保存肯定是必然的；因为要毁灭前朝的文化。

历史似乎没有没有丝毫周公毁册的记载。我们当今所有的文献都始自周代。

殷商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周人大不相同。殷周之变，实在不能说成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或“殊异”的关系；而是逻辑斯蒂方程分叉的关系。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分道扬镳的关系。

殷商人继承中国拜祖先的文化也许有上万年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的诸多原生态文化部落[6]。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演化趋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遥远的两个地方地理与气候条件相似，那么他们在这两个地区演化出来的植物或者动物就会非常相似并且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另一个就是真的具备血缘关系，如4~5万年前东南亚的古代智人开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经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线进入中国和向四处扩张到了太平洋岛屿的土著人。中原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散布的岛屿极端不同，那么拥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极有可能源于同一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证据支持我们与太平洋土著同源的假设；那么我们进一步假设孝文化与拜祖先的风俗继承自四万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拜祖先的文化，我们一直继承到今天。

殷商人拜祖先，并且有祖先简狄食玄鸟之卵而生契的传说。在我看来，这就如同希腊人拜自己的神庙，认为自己是神与人结合的英雄的后代一样，享受人间奢华与富贵的“宿命”也就理所应当。所以殷人的上帝，实际就是自己的祖先且带有某些超自然能力而已。这虽与郭沫若先生的意见近似，但并不如郭先生所言殷商人的上帝乃至上神的观念。把自己的具有卓越功绩的祖先想象出超自然的能力，无论就情感方面还是人类从襁褓至儿童以及成年的心理成长和成熟路程，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郭沫若先生以及王晖教授有关殷人上帝的论述都是功亏一篑！[7]

西汉礼学家戴圣的著作《礼记·表记》中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里讲夏人尊依“命”，应该是事实，符合大历史意识形态演化的观念；而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段说的整个“夏道”没有根据。处于那个青铜时代的人信仰宿命，应该不是什么稀奇大事。不但夏人尊命，殷人也遵命。这就是汉代人所讲“殷因于夏，尚质。”另外殷人还不知道“神”是什么；神的观念出现在铁器开始的时代。这是春秋以后的人也不了解的地方。“神”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的《宗周钟》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似乎很符合铁器发展的事实。也有人认为宗周钟是周厉王时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历史的规律了。戴圣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才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敬拜鬼是事实，因为殷人继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祭拜完祖先之后才去拜日月星辰的灵。这是万物有灵论的继续。戴圣不懂得这些，也缺乏探究的精神，却凭着想象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那是意淫了。

综上所列，周公及周成王在西周初年为合理化“武王克商”而创建了流传至今的“德”的观念、“天”的观念、“神”的观念；这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轨迹的大事。由于“德”之观念也是社会型动物建构小型社会所依赖的人性本能，结合周文王的“易”之演化观念，中国在西周就过早地出现了具有人文和人本主义精神的萌芽。这对神话和宗教的发展极端不利。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发展出来真正的宗教。日本华裔历史小说作家陈舜臣在《中国历史风云录》中指出，由于中国的历史乃后朝推翻前朝的事实导致后朝不断阉割纂改前朝的神话和历史。中国缺乏连续和完整的神话体系，也许真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但就意识形态的发育和发展，中国文化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早熟现象；实际上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儿童。在文明建构之初就显现了人类成熟社会的思维模式成为了过早触及大人话题的小孩子。不成熟的人文和人本精神当然不能满足大型社会建构的需要，必须佐以后来的“儒释道”和“唯天皇子”的天子观念。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扼杀农耕社会对立面的商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潮迭起，导致以商鞅为代表的农耕社会出现的“争夺式竞争”[8]异常激烈而登峰造极。中国社会今天走入具有完整的人文和人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困难重重原因也多潜伏于此。一方面传统保持者骄傲着自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这种朴素的、不完整的人文精神又不能对现代社会的建构发挥作用。而统治者又在拼命建神和造神、抵御外部文化的输入。我们今天检视这种人文精神在周初的发芽和发育，也就好似手淫的人一步跨入了想入非非的、天马行空的精神境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发育历史，显然没有按照理想状态的发育规律：

万物有灵 ------ 超自然力想象 ------ 图腾崇拜 ------ 半人半兽神 ------ 全人形人性神 ------ 多神------ 一神------人文和人本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演化观念，显然问题多多！这里我给出我所建议的，依照瑞典博物馆学派的观点总结而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中国意识形态的发育历史可以看作是区别于西方和希腊文化的变体或变种。这样建构起来的大型社会使逻辑斯蒂方程发生分叉：分叉的一个方向是农业社会，另一个方向是商业社会。希腊之后的罗马帝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政治制度也采用了民主的共和制。虽然其间多次被各种政治形式篡夺、修改，但民主的种子，一直对后世影响深远。

人类社会走出采集狩猎的小型社会开始建构大型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大约两种不同的社会建构模式：一种是权力模式，一种是发生自组织现象的商业模式；当然有许多中古社会的建构游走于这二者之间。商代的祖先就是做买卖的人，商代灭亡后其后人被封在宋国，周公仍然让他们从事他们拿手的“买卖”活动。而周人却是农耕的好手。“武王克商”的一次趁商朝大军向南讨伐的空档时间，农人代替了很会做买卖的商人，中国文化也开启了农耕社会的由权力建构文明的不同于以往的时代！

商代是青铜器的时代，文字又极其发达；时间轴上与产生希腊神话原型的迈锡尼文明相当，但是商代的神话却异常缺乏。希腊的神话歌颂的都是迈锡尼时代的故事。经过荷马的黑暗时代（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到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希腊的城邦民主蓬勃开展，世界范围内的轴心时代出现。中国出现了孔孟等百家争鸣，希腊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杰出的人物。人类社会开始了两种社会建构的形式实践和发展。

而整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核心还不仅仅在此，而在于这从西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建构和发育。由农人建构起来的社会，具有许多农人的特点。

早熟的、类似手淫的人一步到位的性福模式，必然无法顾及社会建构的方方面面；无法体会人文主义的光辉：人人享有同等政治权力的人文思想。不可能在那个依然相信统治者是神的后代，如何能与普通“众”人享有平等的人生？于是周代制定的礼法与宗法制度，成为了塑造社会秩序的核心。依照官阶的大小高低，穿什么样的衣服，享受多少匹马拉的车，所有的社会等级都标识在人类“炫耀”的本能之上了。

我们品读商周之变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意义及其重大。

从思维方式上来讲，中国在文明建构之初就升起了人文精神的闪烁光芒；它扭转了中国社会在走向大型社会建构之路上采取的重商、崇商之路。虽然人文精神在科学建构社会的路途上是我们今天所能认识到的终极手段，但一步到位的早熟，缺乏路途中间所能经历与克服的艰难险阻，犹如手淫的一步到位，终让我们的精神多出许多负担和多走许多弯路。中国今天社会转型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1]  古代希腊文明分作四个时期：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相当于中国的商代）、黑暗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希腊城邦民主时代、希腊化时代（春秋战国时代）

[2]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八页  个人认为商王受的话可能是真的，只要这么断句就非常合理：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体现了商王第一次听说不是命的观念，而是天命观念的惊诧，和对天的观念的反问。

[3]参考灵长类学家的演讲：《动物的道德行为》，弗兰斯·德瓦尔  http://open.163.com/movie/2013/9/O/T/M97ITMKO9_M97ITR8OT.html

[4]  社会生物学兴起之后的今天，我们才明白是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安排操纵了我们的命运；而环境做为对基因开启关闭的控制当然也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命运，形成不可预测的混沌结果。

[5]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

[6]  参考《野蛮人的性生活》

[7]  参考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8]  社会生物学总结了十个因素来描述人口高过单位面积的生态环境所能支撑的人口总量的时候所发生的人口制约因素。其中含有争夺竞争和分摊竞争。如果人口总量低于所能支撑的生态环境容纳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摊式竞争。比如一棵树上产出100斤果子，第一个人去了摘取了10斤；第二个人去了又摘取了10斤。这个时候的状况就是分摊式竞争。如果100个人来摘取，就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打斗，这就是争夺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