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揮師定西北功勞竟不在戰場上，官府為何成了激化叛亂的禍首

原創 史料不輯

說起左宗棠平定西北叛亂，大家的關注點都在戰場之上。軍事上的勝利固然重要，但武力只能取得一時的和平。“千秋獨有左文襄”的評價可不是左大帥光靠軍功得來的，他在戰場之外的謀劃才是最關鍵的，而這一點卻常常被大家忽略。

大概因為是少數民族入關建立的政權，清朝對各族人民都充滿了敵意和歧視。到了清末政治腐敗、軍備荒廢，社會矛盾和民族問題集中爆發，才有了天平軍、捻軍等一系列農民起義。

同治五年，朝廷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後，急忙調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左宗棠用了兩年的時間平定了西捻軍，隨後又用了五年的時間平定了陝甘的回民義軍。

在左宗棠之前，朝廷始終在“剿”、“撫”之間徘徊不定，又加之左宗棠軍事才能突出，很多人都將他視為主戰派的代表，實際上左宗棠哪一派都不是。

“內法外儒”是自漢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執政的基本方略。左宗棠深得其中精髓，他看似剛猛的攻勢實際上暗藏着許多仁政，用他的話說叫“戡亂雖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

左宗棠認為由於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上有差異，回漢偶有摩擦，但絕大多數情況是可以和睦相處的。西北的民族矛盾完全在於官府在處理糾紛時不能公正對待，“以致仇釁日深”。

為此，左宗棠特意上書朝廷要警惕西北地方官員的一面之詞：

“惟秦人議論，往往不可盡據。即如漢回爭哄，致成浩劫。力主剿洗，萬口一聲，生心害政，實由吠影吠聲致然，雖賢知之士，亦有不免，非兼聽並觀，折衷至是，不能平其政，祛其弊也。”

在河州戰役結束後，左宗棠專門做了指示：

“無論漢、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業。”

戰後組織災民恢復生產時，為防止基層官員勾結地方豪紳阻撓回民承領耕牛、種子等賑災物資，左宗棠還就地正法了多名寧夏豪強和老湘軍將領。

漢中的一位縣丞曾向左宗棠獻計說，在安置回民時“令與漢民聯親，開葷食肉, 意在用夏變夷”。對此左宗棠駁斥道：

“然獨不聞‘修其教不易其俗，明其政不異其宜’乎里有天地以來，即有西戎，有西戎以來，即有教門”。

除此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外，左宗棠還批示，各地信徒建經堂只要不用於軍事，“例所不禁”。

為了強化西北少數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左宗棠在陝甘各地開設義塾，向回民幼童免費發放書籍、筆墨，甚至提供學費。同治十二年，左宗棠還上書朝廷將陝甘分闈，為甘肅考生爭取了40個舉人名額。此舉讓那些無法成為宗教人士的西北青年又多了一條出路，同時也實現了左宗棠“梟獍亦化鸞鳳，國家數十年之安”的理想。

左宗棠的政治胸懷和眼光是其他封疆大吏所無法比擬的，他能以平等之心對待民族問題在那個時代更是難能可貴的，所以在西北的很多地方左宗棠都被親切的稱為“左阿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