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好文藝的皇帝多敗國

官偉勛

歷史上，凡篤好文藝並有卓越成就的皇帝（包括一些沒正式當上皇帝但幾乎當上皇帝的），不僅政績都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國破身亡“不得血食”。

漢靈帝劉宏，“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納許多“能為文賦”擅長“尺牘及工書鳥篆者”，並待制鴻都門下，“無行趨勢之徒”（一些品行不端趨炎附勢的傢伙），“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這位漢靈帝，因為好文，所以也特會玩，“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他自己則“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師轉相仿效，驢價遂與馬齊。”在他統治時期，宦官專政，黨錮之禍復起。因國庫空虛，為了弄錢，公開標價賣官。不夠，又把天下田畝增稅十錢，興師動眾，大修宮室，終於激發了黃巾起義。東漢之亡已無可避免。

東晉末，劉毅與劉裕爭帝位。“劉裕素不好學”，劉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寧遠將軍胡藩曾問劉裕：“公謂劉衛軍（即劉毅）終能為公下乎？”劉毅最終肯在你之下？裕默然。問胡：你怎麼看？胡藩說：“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車馬盈門）。恐終不為公下。”劉毅身邊聚集了那麼多“白面之士”，一個個都以能談史詠詩自豪，但卻缺乏辦實事的能力，缺乏軍事指揮才能，結果劉毅被劉裕徹底打垮，劉毅深夜投奔牛牧佛寺，要求避難。該寺因當年曾窩藏劉毅的政敵桓蔚，老和尚被劉毅所殺，所以和尚們怕再受牽連，不敢收留劉毅。劉毅嘆道：“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上吊死了。

最典型的應數梁元帝蕭繹。此人好讀書好到入迷的程度。自己讀累了，讓侍讀替他讀，他聽，晝夜不斷。歪在榻上睡着了，手裡還攥着書。侍從見他已入睡，念的不認真，念錯一句，他會立即驚醒：“不對吧！”他寫東西不打草稿，援筆立就，自稱：“我深於文士，愧於武夫！”大軍壓境，城破在即，他還召集大臣上課，給他們講《老子》。眼看城破了，傷兵哀號，屍體遍地，他還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賦詩一首。敵人攻進來了，他不忙於組織抵抗，而忙於燒書，人們問他為什麼？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他不怪自己脫離群眾脫離實踐，反而怪書本！

隋煬帝楊廣，史稱“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善長文學，不想讓任何人超過他。他“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當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朕與士大夫高造，亦當為天子矣。’”意思是，人們都以為他是靠繼承父皇之位，而當上皇帝的。其實我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試，也會是天子的。他善於作文章，還會寫詩，酷愛著述。大業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史書上說：“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20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種博戲）、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31部，萬七千餘卷。”他愛着書，還特愛書，搜集很多善本，“於觀文殿前為書室14間，窗房床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綿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楊廣要去書室時，宮人執香爐，走在前面，踏着機關，二飛仙就下來把帳幔收上去。“戶扉及廚扉皆自啟”，楊廣出來時，“則垂閉如故”。瞧，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們這位歷來倍遭唾罵的楊姓皇帝已經在搞自動化了。

宋徽宗趙佶，擅長書、畫、樂、舞，能文章，傳有真書及草書《千字文》等。“繪畫重視寫生，以精工逼真着稱。工花鳥，相傳用生漆點鳥睛，尤為生動。他廣收深山的奇石，江湖中的異物，搶占天下名貴花石樹木，稱“花石綱”。為運這些奇石珍竹果木，毀橋梁，鑿城郭，不知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財產。為鑄九鼎，用掉22萬斤銅。鑄成後，飾以黃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稱九成宮，他親自著《九鼎記》以記載這一“盛事”。

公元1335年，元順帝看到宋徽宗的畫，一再表示讚賞。翰林學士庫庫在旁說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順帝問何事？庫庫說：“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省也。”

庫庫的批評，看似苛刻，實際上很中肯。隋煬帝與宋徽宗的悲慘結局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史稱“多才藝，好讀書”。李璟，“善容止，器守高遠，性寬仁，有文學。”李煜“能詩文、音樂、書畫，尤以詞名”。他那些名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間”！千百年來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可惜他“風流才子誤作人主，至有入宋牽機之恨。”所謂牽機之恨，是指他被宋俘虜後，被迫服用了牽機藥，死前在床上，肚子疼得腦袋連連碰膝蓋。

愛好文藝著名的還有唐玄宗，他酷愛音樂舞蹈，會作曲，培養出無數文藝尖子。“梨園子弟”中的“梨園”二字，就是來自他的作為。其他愛好文藝出名的還有劉裕的兒子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藝，而性輕易”，與謝靈運為密友，被司空徐羨之殺了。還有北朝秦王興的太子泓，“性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性懦弱”，被晉抓到建康，跟他老婆一塊“被斬於市”。

明人，《谷山筆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書畫，雖與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陶冶性靈，簡省嗜欲，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這分析有道理。接下去他又說：“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機，即耽精文藝，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中肯，但難以做到。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國家之事太多太複雜，罄盡全力尚且未必做得好，況且生活在變化，社會在發展，需要學習研究的新問題很多很多，如再“耽精文藝”，對詩詞對書法或繪畫精益求精，是很難兩全的。要吟出一句好詩，談何容易？“為安一個字，拈斷數根須”。賈島為了“僧敲月下門”，是敲好？還是推好？騎在驢上，自言自語比比畫畫，費了多大的勁？老那麼琢磨，能不誤正經事嗎？

當然，業餘時間有些此類愛好，不刻意求精，不主次不分，倒也確實不失為陶冶性情勞逸結合的好方法。

其實，好學的帝王也並不少，“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宋太宗“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康熙“手不釋卷”，“至於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好讀書的人，怎麼沒亡國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說明問題。

唐貞觀十二年，著作郎鄧石隆打了個報告，建議把李世民發表過的言論搜集起來出個集子。李世民說了下面一段話：

“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是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不同意給他出專集。

看來，以上種種，最根本的區別在於：是把德政放在第一位？還是與天下文士爭短長，把個人耽精文藝放在第一位？簡單點說就是：是為政而好文？還是為文而好文？

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裡有段台詞：

“讀書人總是這樣捨近求遠，當他一心研究怎樣可以達到他的志願的時候，卻把眼前應該做的事忘了！”

顏習齋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李恕谷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這些話，都是針對他們當時所處的時代，讀書人都把精力放在鑽故紙堆上、不顧國家衰亡人民塗炭而說的。如不把它絕對化，不誤以為他們在提倡讀書無用，而了解其精神實質，這些見解都是很寶貴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個別方面有大成就。熱衷文藝的專攻文藝好了；有志於治國平天下的就專心致志於治天下好了。務求兼得者，怕不利於國也不利於己。不過，說服文藝大家不去謀權，大約容易些。就是他不服，這種人大致也弄不成。碰兩下釘子他也就服了。但若說服後者怕就難了。

隋煬帝在那個時代就能編著那樣的《百科全書》，還能搞自動化，實在難能可貴，人們在推翻他的王朝否定他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時，連他開大運河，和在著述上的成就也給否了，甚至給毀了，這實在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

對歷史，該接受的教訓一定要接受，該肯定的，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應該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