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好文藝的皇帝多敗國 |
送交者: 芨芨草 2018年08月29日18:53:5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篤好文藝的皇帝多敗國 官偉勛
歷史上,凡篤好文藝並有卓越成就的皇帝(包括一些沒正式當上皇帝但幾乎當上皇帝的),不僅政績都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國破身亡“不得血食”。 漢靈帝劉宏,“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納許多“能為文賦”擅長“尺牘及工書鳥篆者”,並待制鴻都門下,“無行趨勢之徒”(一些品行不端趨炎附勢的傢伙),“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這位漢靈帝,因為好文,所以也特會玩,“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他自己則“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師轉相仿效,驢價遂與馬齊。”在他統治時期,宦官專政,黨錮之禍復起。因國庫空虛,為了弄錢,公開標價賣官。不夠,又把天下田畝增稅十錢,興師動眾,大修宮室,終於激發了黃巾起義。東漢之亡已無可避免。 東晉末,劉毅與劉裕爭帝位。“劉裕素不好學”,劉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寧遠將軍胡藩曾問劉裕:“公謂劉衛軍(即劉毅)終能為公下乎?”劉毅最終肯在你之下?裕默然。問胡:你怎麼看?胡藩說:“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車馬盈門)。恐終不為公下。”劉毅身邊聚集了那麼多“白面之士”,一個個都以能談史詠詩自豪,但卻缺乏辦實事的能力,缺乏軍事指揮才能,結果劉毅被劉裕徹底打垮,劉毅深夜投奔牛牧佛寺,要求避難。該寺因當年曾窩藏劉毅的政敵桓蔚,老和尚被劉毅所殺,所以和尚們怕再受牽連,不敢收留劉毅。劉毅嘆道:“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上吊死了。 最典型的應數梁元帝蕭繹。此人好讀書好到入迷的程度。自己讀累了,讓侍讀替他讀,他聽,晝夜不斷。歪在榻上睡着了,手裡還攥着書。侍從見他已入睡,念的不認真,念錯一句,他會立即驚醒:“不對吧!”他寫東西不打草稿,援筆立就,自稱:“我深於文士,愧於武夫!”大軍壓境,城破在即,他還召集大臣上課,給他們講《老子》。眼看城破了,傷兵哀號,屍體遍地,他還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賦詩一首。敵人攻進來了,他不忙於組織抵抗,而忙於燒書,人們問他為什麼?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他不怪自己脫離群眾脫離實踐,反而怪書本! 隋煬帝楊廣,史稱“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善長文學,不想讓任何人超過他。他“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當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朕與士大夫高造,亦當為天子矣。’”意思是,人們都以為他是靠繼承父皇之位,而當上皇帝的。其實我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試,也會是天子的。他善於作文章,還會寫詩,酷愛著述。大業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史書上說:“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20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種博戲)、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31部,萬七千餘卷。”他愛着書,還特愛書,搜集很多善本,“於觀文殿前為書室14間,窗房床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綿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楊廣要去書室時,宮人執香爐,走在前面,踏着機關,二飛仙就下來把帳幔收上去。“戶扉及廚扉皆自啟”,楊廣出來時,“則垂閉如故”。瞧,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們這位歷來倍遭唾罵的楊姓皇帝已經在搞自動化了。 宋徽宗趙佶,擅長書、畫、樂、舞,能文章,傳有真書及草書《千字文》等。“繪畫重視寫生,以精工逼真着稱。工花鳥,相傳用生漆點鳥睛,尤為生動。他廣收深山的奇石,江湖中的異物,搶占天下名貴花石樹木,稱“花石綱”。為運這些奇石珍竹果木,毀橋梁,鑿城郭,不知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財產。為鑄九鼎,用掉22萬斤銅。鑄成後,飾以黃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稱九成宮,他親自著《九鼎記》以記載這一“盛事”。 公元1335年,元順帝看到宋徽宗的畫,一再表示讚賞。翰林學士庫庫在旁說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順帝問何事?庫庫說:“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省也。” 庫庫的批評,看似苛刻,實際上很中肯。隋煬帝與宋徽宗的悲慘結局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史稱“多才藝,好讀書”。李璟,“善容止,器守高遠,性寬仁,有文學。”李煜“能詩文、音樂、書畫,尤以詞名”。他那些名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間”!千百年來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可惜他“風流才子誤作人主,至有入宋牽機之恨。”所謂牽機之恨,是指他被宋俘虜後,被迫服用了牽機藥,死前在床上,肚子疼得腦袋連連碰膝蓋。 愛好文藝著名的還有唐玄宗,他酷愛音樂舞蹈,會作曲,培養出無數文藝尖子。“梨園子弟”中的“梨園”二字,就是來自他的作為。其他愛好文藝出名的還有劉裕的兒子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藝,而性輕易”,與謝靈運為密友,被司空徐羨之殺了。還有北朝秦王興的太子泓,“性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性懦弱”,被晉抓到建康,跟他老婆一塊“被斬於市”。 明人,《谷山筆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書畫,雖與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陶冶性靈,簡省嗜欲,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這分析有道理。接下去他又說:“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機,即耽精文藝,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中肯,但難以做到。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國家之事太多太複雜,罄盡全力尚且未必做得好,況且生活在變化,社會在發展,需要學習研究的新問題很多很多,如再“耽精文藝”,對詩詞對書法或繪畫精益求精,是很難兩全的。要吟出一句好詩,談何容易?“為安一個字,拈斷數根須”。賈島為了“僧敲月下門”,是敲好?還是推好?騎在驢上,自言自語比比畫畫,費了多大的勁?老那麼琢磨,能不誤正經事嗎? 當然,業餘時間有些此類愛好,不刻意求精,不主次不分,倒也確實不失為陶冶性情勞逸結合的好方法。 其實,好學的帝王也並不少,“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宋太宗“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康熙“手不釋卷”,“至於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好讀書的人,怎麼沒亡國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說明問題。 唐貞觀十二年,著作郎鄧石隆打了個報告,建議把李世民發表過的言論搜集起來出個集子。李世民說了下面一段話: “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是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不同意給他出專集。 看來,以上種種,最根本的區別在於:是把德政放在第一位?還是與天下文士爭短長,把個人耽精文藝放在第一位?簡單點說就是:是為政而好文?還是為文而好文? 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裡有段台詞: “讀書人總是這樣捨近求遠,當他一心研究怎樣可以達到他的志願的時候,卻把眼前應該做的事忘了!” 顏習齋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李恕谷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這些話,都是針對他們當時所處的時代,讀書人都把精力放在鑽故紙堆上、不顧國家衰亡人民塗炭而說的。如不把它絕對化,不誤以為他們在提倡讀書無用,而了解其精神實質,這些見解都是很寶貴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個別方面有大成就。熱衷文藝的專攻文藝好了;有志於治國平天下的就專心致志於治天下好了。務求兼得者,怕不利於國也不利於己。不過,說服文藝大家不去謀權,大約容易些。就是他不服,這種人大致也弄不成。碰兩下釘子他也就服了。但若說服後者怕就難了。 隋煬帝在那個時代就能編著那樣的《百科全書》,還能搞自動化,實在難能可貴,人們在推翻他的王朝否定他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時,連他開大運河,和在著述上的成就也給否了,甚至給毀了,這實在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 對歷史,該接受的教訓一定要接受,該肯定的,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應該予以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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