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這幾天出現兩大爭論：A.六四的幾個學生頭頭算不算是“罪人”； B.來西方定居的華裔需不需要“去中國化。”

老狼嘴巴大一點，偶不敢用“罪人”一詞。我的說法是”六四成為悲劇，中共高層改革派和學生頭頭需要負較大的責任。”沒有常委胡啟立動用黨媒支持學生，包括萬里在加拿大訪問表態學生是愛國運動，還包括當時38軍軍長徐勤先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國防部長秦基偉的拖延曖昧態度（還有好幾位退休的知名上將上書反對軍隊進駐北京），六四根本不可能達到那種全國性質的巨大規模，遠遠超過六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

但是，這一切還不足以與中共傳統派決戰，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鄧的權威。鎮壓的一方可以開槍掃射，同情的一方只能是曖昧或口頭上的。很遺憾在那種事關中國甚至是人類命運的歷史性關頭，幾個學生頭目和中共高層改革派都沒有沉下心來冷靜仔細想明白計算清楚雙方的力量對比。

中央軍委握有真正實權的四位鄧與三位副主席，支持“動亂”的僅趙一人。委員長萬里算半個常委但被跟隨鄧的老委員長彭真抵消。常委中支持和反對的都是兩位，喬石棄權（曖昧），但鄧還有所謂的八老或中顧委元老代表紅色傳統或正統鼎力支持。

怎麼當時就沒有看個明白，只要能見好就收就足夠讓保守派丟了面子灰頭土臉，但決鬥卻是愚蠢的選擇。六四作為一場民主運動，肯定會有大手筆把它寫進歷史。六四如果不是悲劇，那就肯定會成為一場改寫歷史的偉大的民主運動被大書特書。

因為六四成為悲劇，結果是中共高層改革派遭受重大打擊(眼下還面臨着被徹底剷除的危險），結果是民主和言論自由在中國眼下成為了禁區，結果是能夠反省的學生頭目開始感到良心的譴責。

那七八頭學生頭目之中，在當時的情況下難道沒有幾個是懷有私心的嗎？ 當然，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萬里等人的“罪責”更大。 “罪人”一詞自然是非常刺痛，但本質含義是說這些人應當承擔歷史性悲劇的責任。不要忘了，用“罪人”一詞描述一位指揮戰役失敗的將軍好像也是通用的手法。

有人一方面絕力為學生頭目開脫，另一方面又採用民主的“高標準”來否認全國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算不上是真正的“民主”，似乎有點自相矛盾。算不算是民主，根本的標準取決於對專制是否構成了一點衝擊，效果如何另當別論。

討論中眼睛時時要盯着具體實際情況，而不是隨時隨地去“望文生義。”同時，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是再正常不過的討論。

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遠方的孤獨”說的是在西方的華裔需要拋棄一些本文化中舊有的心態，以開放的姿態接受西方一些良好的心態和品質。不幸，又有人望文生義，把“遠方的孤獨”限定在華僑華裔如何適用西方文化這個較為狹窄的話題，上升到人類不同種族之間巨大的文化心理甚至是生理差別。

只要仔細想想，人類不同種族之間的差別絕對是:不等同於不同動物之間的差別。在想到不同動物之間“老死不相往來”這個似乎很有說服力的比喻之時，難道沒有想到人類不同種族之間的交配通婚早已是巨大的歷史和現實中的事實？

一個民族幾乎徹底放棄原有文化接受一種嶄新的文化—難道沒有這種實例？比如說漢族的先進的文化同化了部分少數民族。同時，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之間的密切融合也是確確實實的存在。

“去中國化”無論從文化政治還是個人情感的角度來說都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討論的發起者需要細心定義討論的範圍，同時閱讀者切不可望文生義，也需要耐心確定發起者話題的範圍。

後註：漢語中“望文生義”原來的含義是說對字面做出了有根本性質錯誤的理解。上述討論中“望文生義”是指兩種情況：第一，對關鍵詞讀者的理解與原作者的用意大相徑庭；第二，讀者的理解與所討論的事實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