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剑客 于 北京时间 02/12/2011 (681 reads) [累积151285分 给剑客发悄悄话]

主题：名教授当面臭骂蒋介石独裁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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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人如何，对两岸的民众来说是正负两面都有。特别是在大陆影视作品中，蒋介石总是给人一幅故作深沉的印象，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是“娘希匹”、“拉出去给我毙了”之类的。 而在大陆历史教课书里，蒋介石则总是和“腐败无能”、“专制独裁”联系在一起。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宣传，大多数大陆人一提起蒋就是影视里和教课书里的形象。


但在大陆当今血拆、强拆成风的日子里，人们便不由想起蒋介石的故事。话说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后，想把位于浙江奉化武陵镇上老家的旧房子丰镐房拆掉扩建一下。所以和周围26户邻居商量，希望他们能搬迁，好给蒋家腾出地盘。邻居们得知蒋家扩建房子的事后，都纷纷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可是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的主人却不愿意腾出自己家的地盘。原来，周顺房的主人与蒋介石都是儿时的小伙伴，所以并不把蒋介石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他接到拆迁的通知后，放话说︰“瑞元（瑞元是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并执意要让蒋介石亲自来说。蒋介石听后叹曰︰“迁不迁由他去吧。”这个周顺房，大约就是今天在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至今，人们到蒋氏故居，还会看到蒋家面临剡溪的大院右侧，有一个“周顺房千层饼店”，嵌在蒋家大院的一角，显得 “另类”。而丰镐房也就被逼凹进去了这一角。在强制拆迁盛行的今天，听到蒋介石对“钉子户”的宽容，真是觉得“难以理喻”。作为一国之总统，一代枭雄，蒋介石难道连一个“钉子户”都对付不了？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体现了蒋介石的胸怀与气魄。


众所周知，在民国期间，中国大学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批判政府的急先锋，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大骂国民党和蒋介石（虽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仅在1928年才执政，1937 年又全力组织抗战，1946年又陷入国共内战），而且还利用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会议来批判政府，甚至不乏知名教授当着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面斥责其腐败和独裁。


比如民国期间的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教授张奚若，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是著名的学者。大陆1949年建政后，他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对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批判可谓可圈可点。张奚若第一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7年。张奚若当时随清华大学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政府展开了猛烈抨击。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介石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你下野。


张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9年。有一次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也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很多人赞赏张奚若的骨气和硬气，认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看到这些故事，人们除了对张奚若充满敬意外，还会对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充满向往。张奚若在7000人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大骂政府和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无疑是犯下了反革命滔天大罪。但张奚若不但没有因此入狱或者开除公职，而且根本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追究，甚至还被作为当时的政府座上宾，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可见，张奚若所骂的这个独裁政府，是充满了一种民主国家所具有的对于异己的巨大宽容的政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奚若在国家的重要会议上，当着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面批判政府、批判蒋介石本人，而蒋介石只不过感到难堪，只不过说了声“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而张奚若却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太符合人际交往起码礼貌的做法。可是，即使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却并没有给张奚若穿小鞋，或者给他治罪，相反，政府继续聘任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大陆教科书一直教导，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是如何如何的独裁，当时的社会如何如何黑暗。但现在如果碰上这样的独裁政府，很多知识分子是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独裁政府之下的。


不过，在1949年后新政权领导人之下，张奚若还是遭到了骂人的报应，他因 “骂性” 难改，说了几句不痛不痒批评当局的话，结果被毛泽东免去了官位，并屡遭批斗、迫害，最后死于气病交加的幽禁之中。九泉之下，张奚若教授如何反省，不得而知。


至于说蒋介石腐败，史料中也有记载。比如民国政要工资：蒋介石低于胡适，市长不如老师。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文官官等官俸表》，重新厘定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表规定，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拿的工资跟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和各部总长一样，都是每月800块大洋。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工资比蒋介石稍低一些，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左右。这时候官员薪水很单纯，除了工资就是工资，没有洗理费、书报费、餐费、交通费、冬季取暖费等等乱七八糟的补贴。当然出差补助是有的，凡因公出差，舟车轿马都是按实报销，吃饭和住宿等开销则有固定标准，按天算钱。当时食宿费用的报销惯例是：特任官出差，每天是18块大洋；简任官出差，每天是12块大洋；荐任官出差，每天是8块大洋；委任官出差，每天是6块大洋；一般雇员出差，每天是2块到4块大洋。蒋介石是属于级别最高的特任官，他的出差补助标准是每天18块大洋；然而这只是纸面上的规定，他出去视察，从未拿着报销单找人结账。


蒋介石兼了好几个职务，但兼职只能拿其中一份工资。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月薪，只有这800块大洋。800块大洋按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48000元。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李宗仁的薪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本俸”（基本工资）每月800块大洋；二是“年功俸”（年终奖），每年810块大洋；三是“公费”，这笔费用主要用来弥补高级官员因公事而产生的私人开销。譬如国民党某元老去世，李宗仁得去送个挽联；某外国元首来访赠个礼物，这些琐碎开支可以从“公费”中支取。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每月拨给李宗仁的“公费”，总共是金圆券6000元。到1949年3月，金圆券就已形如废纸，李宗仁每月6000元金圆券看似可观，实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把他的本俸和年功俸加起来分摊到每个月，平均是867.5块大洋。


然而，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他的工资反倒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和李宗仁。胡适的月薪是2400块大洋，按北京物价估算，2400块大洋可以折合人民币12万元。


而民国时期的广州市长刘纪文，政绩卓著，1932年他的月薪是560元毫洋，按当时购买力，可折成人民币16800元。在1930年代，各地市长的薪水相差甚远，像江西南昌，市长月薪不过150块大洋。刘纪文做广州市市长后，非常重视教育行业，力主提高教师收入。那时候，在广州市区中小学校无论公办还是民营，均分为甲乙两级。甲级高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8元毫洋；乙级高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6元；甲级初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6元；乙级初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4元，这是市政府和广东省教育厅所作的硬性规定。但实际上，各中学教师所领薪水也不低于上述规定。譬如当时广州市的“市立第一中学”是甲级中学，初中部教师每课时能拿7元，高中部教师每课时能拿9元。该校教师最高则能拿到720元，可折成是人民币21600元。也就是说，普通教师只要努力付出，其月薪超过市长。


大陆历史教课书里把蒋介石总是和“腐败无能”、“专制独裁”联系在一起，但一段史实，若果人们将之与1949年后进行对照，也能说明问题。如果人们将1931年12月5日，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曾走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门，亲自与已经砸烂了《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了国民政府的中共学生运动代表平等对话的历史镜头，从尘封的历史里面寻找出来，就不会去千喊万骂地去指斥国民党是“反动派”，去批判国民党训政时期是一个“反动统治”时期，去责骂训政领袖蒋介石乃是一个反动透顶的“独裁者”。


至于民国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就更是人尽皆知。彼时，中国现代文学在走过了他的先河期——五四新文学之后，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然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文学，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不亦乐乎；就后者而论，则鲁迅、郁达夫、徐志摩、巴金、老舍、曹愚，以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品已富有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和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雷雨》、《骆驼祥子》等均已经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连正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实行武装叛国、一心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共，也能够在上海成立配有党组书记的左翼文化人联盟，即“左联”，并且驰骋整个文坛。这就是民国年代，为后人所记录下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这就是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所拥有过的种种民权和自由！


他们何曾有一丁点害怕被打成右派甚至反革命分子？何曾有一丁点担心惨遭批斗和迫害？！反观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文化人无端遭受疯狂打击和迫害。中国大陆，前30年无文学可言、后30年的文学仍要遭受官方的打击和收买，因而远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允许民间自由成立任何一家团体、出版任何一份刊物，有则逮捕、“法办”的现状，只能使人更加感慨万千了。


总之，宽容异见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人们不应该因为言论而被打压、被治罪、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当然，如果一个人或者群体，要诉诸于暴力去推翻政府，是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缺乏宽容精神，建立绝对权威，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追求。但时代已经前进，民主越来越成为现代文明的潮流，宽容的多元价值观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汹涌澎湃之下，中国大陆应逐步地建立起一个能够宽容异见的多元社会体制，使人们从多元言论的恐惧中得到解放。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的长久安宁和民众的长期安居乐业，才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