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

江涌：博源基金会非法运作 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已经明目张胆

　　中国人讲求“孝道”，因此算我们帐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后人，他们可怜之处就是要为他们祖辈、父辈的愚蠢行为埋单，饱尝他们祖辈、父辈不负责任的奢侈与挥霍而留下的苦果——拥堵的街道、有毒的食品、枯竭的资源、污染的环境、浑浊的空气、混沌的夜空……尤其是严重的社会对立。

　　真正要算我们帐的应当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大批穿西装而非军装的敌人。多年来，这些对手在中国攻城略地，巧妙布局，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中国经济体内，他们所做的，表面看上去是为中国经济成长提供养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实际却是使中国的企业——这一经济细胞，越来越依赖他们的血脉，依附于他们在全球分工中所编制的利益网络，这种依赖与依附十分危险。在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敌手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网络和我们的依附，轻轻敲击键盘就顺利而便捷地搬走中国的财富。

　　实体经济蕴藏财富，制造业创造财富。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因此由强大的“中国制造”所支撑的人民币理应“最值钱”。然而，实际情形是，日趋攀升的通货膨胀（尽管统计方式一再轻描淡写地“修正”），使人民币购买力不断缩水。经常出国的人士都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论是奢侈品还是一般消费品（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都比中国便宜得多，质量往往还好得多。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也比中国人低得多。中国通货膨胀多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源自美元结汇占款。中国是在用实际财富交换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外贸越多，换汇越多，流失的财富就越大，通货膨胀就越严重。这便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的“好日子”不断打折扣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原本是中国外贸需要的偶然或权宜之计，但是外贸与金融利益集团壮大后，人民币成为“美元票”或“美元券”便成为必然。外贸与金融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大约5%甚或更低），不惜将95%的财富输送给美国，输送给华尔街。

　　美国全称美利坚合众国，实际上它既非共和，亦非联邦，而是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帝国的特性决定其要不断扩张，或以军事、政治方式扩张地盘，或以资本方式扩张市场，或二者盖皆有之，从而建立起“宗主——殖民”或“中心——边缘”的体系，否则就会衰落甚至解体。现代金融是“第二国防”。全球化下美国越来越倚重金融扩张。美国金融扩张表面花样繁多且不断翻新，但是实质就是中世纪威尼斯的犹太商人所惯用的伎俩与把戏，制造泡沫——形成跟风——急速撤资——泡沫破灭——廉价收购，这种把戏从威尼斯演到西班牙，再到荷兰，到英国，以及到美国纽约，再通过华尔街操纵政权，经由美国强权在整个世界重复上演。

　　在工业化兴盛时期，美国政权的基础是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需要有消费能力的工人，如此产品才能变为商品，才能实现剩余价值，所以劳资相生相伴，“福特主义”一度成为美国精神。但是，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利用强大的财力，借助全球化，控制并改造了工业资本，击败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劳联产联，由此主导、操纵了美国政权。相应地，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也由产业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全面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大循环。

　　由产业资本支撑的美元，本质上要求汇率稳定，以便适应生产周期对成本控制与核算的需要。但是，金融资本厌恶汇率稳定、金融稳定，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本质上要求汇率动荡、资本市场动荡、金融动荡，因为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因此，由华尔街涉足的国际金融市场、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根本不可能实现稳定。

　　全球化实质是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它掏空了美国产业，却无比强化了华尔街的金融力量。美国霸权愈发依赖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国际大循环。在这一美元资本大循环中，华尔街是“心脏”，美联储借助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调节“血压”，输出高能“血液”——实质为廉价纸张与电子符号，即美元，经由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经济“细胞”交换，换回优质商品、服务以及增值利润，供美国人消费、享用。如此循环往复，美国人借此过着养尊处优的“好日子”。这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美国当然要全力保证美元“高能”的神话，全力确保国际循环的畅通。因此，凡是阻碍美元循环的——如本币国际化、交易结算改用非美元——即是美国的对手与敌人，必须加以清除；凡是促进美元循环的——对应的就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便积极支持和鼓励。为疏通、加速美元大循环，美国会动员各种力量，必要时甚至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利诱或力压实施。

　　因此，在美元主导或以美元为交换媒介的情势下，中国越是扩大、深化金融开放，被美元绑架、裹挟越深，财富流失也就越严重。近年来，正是通过中美对话机制，以及美国在华培植的代理人的配合，内外联动，上下其手，中国金融不断对美国开放，美元进出中国的渠道日益畅通，中国财富由此正以几何速度流失，流向美国，流向华尔街。这就是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祸根日本在战后通过18年（1955-1973年）的高速（年均约10%）经济增长，人均财富接近并最终赶超美国；相反，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速度与当年日本相当，但是迄今中国人均财富只是美国人的一个零头。美国在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之际，依然给“最懒惰的人”（美国人自己称呼）提供医疗保险，与此同时，在咏唱“太平盛世”、高调要搭救美国的中国，那些绝对是世上“最质朴善良的人” 竟然出现喝水困难。随着博源基金会在香港的成立以及无所顾忌在内地的非法运作，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已经明目张胆。因此，不切断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不斩断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中国的“好日子”就难以持续。看看拉美、苏东、东南亚的教训，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绝对不是“好日子”的延续，而是“紧日子”、“苦日子”的到来。

　　“钱多”而“人傻”当然不是好兆头。中国在肌肉尚未强健时，不断炫耀财富（积累大笔外汇储备，到海外高调大笔投资等）是危险的。试做一个文学性表述：倘若武大郎没有娶得潘金莲，完全可以设想，这个忠厚老实的小人物应当可以在做小买卖、温饱无忧中颐养天年。这个“三寸丁谷树皮”既没有能力吸引、也没有能力保护那个“旷世美娇娘”。因此，合乎逻辑的推理，武大郎娶了潘金莲，绝对是祸而不是福。近几十年来，中国通过挣现、变现、贴现而“暴富”，但是中国没有能力来消化、运用这些财富，持续不断地购买美国证券资产，而使自己落入“美元陷阱”，就是无能的最好体现。很简单，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能力——智力、气力、综合实力——保护自己的财富。

　　全球化下，敌手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像“我们”，甚至比朋友更加“我们”。当敌手穿着军装的时候，我们尚能保持戒备。当敌手换上便装时，我们便掉以轻心，熟视无睹。当敌手穿上西装后，我们竟然给予红地毯，镁光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加以伺候。中美某次对话就是集中体现。国人无从知晓在这次对话中，中国到底丧失了多少国家利益、多少国家主权？大众往往只是从事后结果——在一个个不断扩大、深化的金融开放中、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与企业日趋艰难中，感知中国的巨大让步。我们本以为在加入WTO谈判中我们已经“让步到底”，但是当美国对中国制造的轮胎实施惩罚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当初竟然授予了美国所谓“特别保护”条款。由此，中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我们似乎正在玩火！即在利益集团的诱导下，大力推进经济金融化、自由化与国际化。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人类的灾难。经济金融化，不仅使一般商品与服务，而且连债权与债务，都具有了价格，具有了流动性。如此，在市场化、私有化与国际化的旗帜下，将国家财富“流转”成为私人财富，将中国财富“流转”成为外国财富。工农是立国之本，实体经济是财富之源，经济金融化是舍本逐末，使国民经济加速泡沫化。金融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令国民经济虚热实冷，加速中国经济泡沫化，加速中国财富外流，如此最终必将掏空中国。

　　鸦片战争重挫了中国人的自信，甲午战争使崇洋媚外无以复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挺直了腰杆，“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声有色。但是，曾几何时，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中国精英，又引领中国大众拜倒在西方脚下，尤其是在经济与金融领域，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迷信与崇拜几近癫狂。由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吊诡，一大批“香蕉人”走上了经济领导岗位，他们一手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手拿着统计数据，按图索骥，有模有样地在中国搞起宏观调控。然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有问题，中国统计数据也有问题，如此宏观调控当然会有问题，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有效则是偶然的。这就是当前中国房价以及通货膨胀越调越高，国民经济泡沫越调越大的本源所在。

　　我们当然要警惕敌手破坏我们的“好日子”，但是，阻碍我们“好日子”延续或不能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工业资本主义所激发的物质主义，役使我们无止境地追求时尚，滥用子孙后代的资源；金融资本主义所激发的金钱主义，驱使我们像金融大鳄一样贪婪无度，像华尔街肥猫一样无德无良；而自由资本主义所激发的个人主义，迫使我们逐一抛弃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摧毁和否定“我们”，最终使共同体碎片化、虚无化。畸形的物质主义、金钱主义、个人主义的牢笼愈发坚固，末日心态的魅影越走越近，理想主义的家园则渐行渐远，“好日子”当然也就愈发成了镜花水月。

　　透视当今中国，不安全感、焦虑感越来越重，工作压力以及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社会层级固化愈发严重，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农二代日益凸显。在股市低迷、房市高亢的情形下，中产阶层不断萎缩，上升通道日趋狭窄，下流情形日益严重。在下岗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夹击下，大众幸福指数滑落，痛苦指数飙升。数十年前，100元可以很好地养活一大家人；数年前，100元可以购足三口之家一星期的生活用品；如今，100元只能供1-2人看 1场电影，或给小孩买3次麦当劳，或只能买猪肉5斤。健康良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人贵物贱”，相反，“物贵人贱”必定是病态恶性的。中国经济社会正偏离良性，走上恶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的“好日子”如撒手的气球，而“紧日子”、“苦日子”恰是压城的乌云。

　　在中国，草根一族、弱势群体的“紧日子”、“苦日子”比中产阶层以上的“好日子”存在的要顽固、久远得多。“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挣了钱”，这一顺口溜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状的贴切描述。几十年过去了，老大、老二多半成为弱势群体，老九中的大学生很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不得而知。在社会利益阶层日益固化的情形下，他们当中能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的，只能用概率论匡算，确定论永远不属于他们。

　　媒体的焦点早就远离了他们，官员的兴奋点也不会是他们。当今中国，一大政治怪相是“上层不作为，下层胡为”。高官们纷纷摆出一副蹲在墙上的姿态，怀抱胳膊、冷眼旁观的心态，对日趋突出的社会矛盾、大众疾苦漠不关心；中下级官员终日里跑官、捞钱、吃喝玩乐，末日心态严重。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效法前苏联、俄罗斯的政客，借政治改革、尊重普世价值之名，欲翻天覆地，从而使自己的不法所得合法化。

　　金融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风险越积越多；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危机迫在眉睫。危机与风险相互交织，稍有不慎，便有翻身落马的危险。中国的“好日子”面临严重威胁。

　　鲁迅先生曾经警告：曾经阔绰的要复古，正在阔绰的要维持现状，尚未阔绰的则要革命。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深奥，只是对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语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一种诠释。但是，语录与警告具有鲜明而切实的意义：不发展危险，不均衡发展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