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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源基金
送交者: hebeiman 2012月10月31日11:43:0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真是这个事情问题就可能很严重了! hebeiman 于 2012-10-31 11:42:17

博源基金


江涌:博源基金会非法运作 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已经明目张胆

  中国人讲求“孝道”,因此算我们帐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后人,他们可怜之处就是要为他们祖辈、父辈的愚蠢行为埋单,饱尝他们祖辈、父辈不负责任的奢侈与挥霍而留下的苦果——拥堵的街道、有毒的食品、枯竭的资源、污染的环境、浑浊的空气、混沌的夜空……尤其是严重的社会对立。

  真正要算我们帐的应当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大批穿西装而非军装的敌人。多年来,这些对手在中国攻城略地,巧妙布局,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中国经济体内,他们所做的,表面看上去是为中国经济成长提供养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实际却是使中国的企业——这一经济细胞,越来越依赖他们的血脉,依附于他们在全球分工中所编制的利益网络,这种依赖与依附十分危险。在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敌手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网络和我们的依附,轻轻敲击键盘就顺利而便捷地搬走中国的财富。

  实体经济蕴藏财富,制造业创造财富。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因此由强大的“中国制造”所支撑的人民币理应“最值钱”。然而,实际情形是,日趋攀升的通货膨胀(尽管统计方式一再轻描淡写地“修正”),使人民币购买力不断缩水。经常出国的人士都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论是奢侈品还是一般消费品(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都比中国便宜得多,质量往往还好得多。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也比中国人低得多。中国通货膨胀多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源自美元结汇占款。中国是在用实际财富交换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外贸越多,换汇越多,流失的财富就越大,通货膨胀就越严重。这便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的“好日子”不断打折扣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原本是中国外贸需要的偶然或权宜之计,但是外贸与金融利益集团壮大后,人民币成为“美元票”或“美元券”便成为必然。外贸与金融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大约5%甚或更低),不惜将95%的财富输送给美国,输送给华尔街。

  美国全称美利坚合众国,实际上它既非共和,亦非联邦,而是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帝国的特性决定其要不断扩张,或以军事、政治方式扩张地盘,或以资本方式扩张市场,或二者盖皆有之,从而建立起“宗主——殖民”或“中心——边缘”的体系,否则就会衰落甚至解体。现代金融是“第二国防”。全球化下美国越来越倚重金融扩张。美国金融扩张表面花样繁多且不断翻新,但是实质就是中世纪威尼斯的犹太商人所惯用的伎俩与把戏,制造泡沫——形成跟风——急速撤资——泡沫破灭——廉价收购,这种把戏从威尼斯演到西班牙,再到荷兰,到英国,以及到美国纽约,再通过华尔街操纵政权,经由美国强权在整个世界重复上演。

  在工业化兴盛时期,美国政权的基础是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需要有消费能力的工人,如此产品才能变为商品,才能实现剩余价值,所以劳资相生相伴,“福特主义”一度成为美国精神。但是,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利用强大的财力,借助全球化,控制并改造了工业资本,击败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劳联产联,由此主导、操纵了美国政权。相应地,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也由产业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全面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大循环。

  由产业资本支撑的美元,本质上要求汇率稳定,以便适应生产周期对成本控制与核算的需要。但是,金融资本厌恶汇率稳定、金融稳定,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本质上要求汇率动荡、资本市场动荡、金融动荡,因为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因此,由华尔街涉足的国际金融市场、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根本不可能实现稳定。

  全球化实质是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它掏空了美国产业,却无比强化了华尔街的金融力量。美国霸权愈发依赖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国际大循环。在这一美元资本大循环中,华尔街是“心脏”,美联储借助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调节“血压”,输出高能“血液”——实质为廉价纸张与电子符号,即美元,经由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经济“细胞”交换,换回优质商品、服务以及增值利润,供美国人消费、享用。如此循环往复,美国人借此过着养尊处优的“好日子”。这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美国当然要全力保证美元“高能”的神话,全力确保国际循环的畅通。因此,凡是阻碍美元循环的——如本币国际化、交易结算改用非美元——即是美国的对手与敌人,必须加以清除;凡是促进美元循环的——对应的就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便积极支持和鼓励。为疏通、加速美元大循环,美国会动员各种力量,必要时甚至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利诱或力压实施。

  因此,在美元主导或以美元为交换媒介的情势下,中国越是扩大、深化金融开放,被美元绑架、裹挟越深,财富流失也就越严重。近年来,正是通过中美对话机制,以及美国在华培植的代理人的配合,内外联动,上下其手,中国金融不断对美国开放,美元进出中国的渠道日益畅通,中国财富由此正以几何速度流失,流向美国,流向华尔街。这就是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祸根日本在战后通过18年(1955-1973年)的高速(年均约10%)经济增长,人均财富接近并最终赶超美国;相反,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速度与当年日本相当,但是迄今中国人均财富只是美国人的一个零头。美国在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之际,依然给“最懒惰的人”(美国人自己称呼)提供医疗保险,与此同时,在咏唱“太平盛世”、高调要搭救美国的中国,那些绝对是世上“最质朴善良的人” 竟然出现喝水困难。随着博源基金会在香港的成立以及无所顾忌在内地的非法运作,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已经明目张胆。因此,不切断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不斩断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中国的“好日子”就难以持续。看看拉美、苏东、东南亚的教训,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绝对不是“好日子”的延续,而是“紧日子”、“苦日子”的到来。

 

  “钱多”而“人傻”当然不是好兆头。中国在肌肉尚未强健时,不断炫耀财富(积累大笔外汇储备,到海外高调大笔投资等)是危险的。试做一个文学性表述:倘若武大郎没有娶得潘金莲,完全可以设想,这个忠厚老实的小人物应当可以在做小买卖、温饱无忧中颐养天年。这个“三寸丁谷树皮”既没有能力吸引、也没有能力保护那个“旷世美娇娘”。因此,合乎逻辑的推理,武大郎娶了潘金莲,绝对是祸而不是福。近几十年来,中国通过挣现、变现、贴现而“暴富”,但是中国没有能力来消化、运用这些财富,持续不断地购买美国证券资产,而使自己落入“美元陷阱”,就是无能的最好体现。很简单,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能力——智力、气力、综合实力——保护自己的财富。

  全球化下,敌手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像“我们”,甚至比朋友更加“我们”。当敌手穿着军装的时候,我们尚能保持戒备。当敌手换上便装时,我们便掉以轻心,熟视无睹。当敌手穿上西装后,我们竟然给予红地毯,镁光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加以伺候。中美某次对话就是集中体现。国人无从知晓在这次对话中,中国到底丧失了多少国家利益、多少国家主权?大众往往只是从事后结果——在一个个不断扩大、深化的金融开放中、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与企业日趋艰难中,感知中国的巨大让步。我们本以为在加入WTO谈判中我们已经“让步到底”,但是当美国对中国制造的轮胎实施惩罚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当初竟然授予了美国所谓“特别保护”条款。由此,中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我们似乎正在玩火!即在利益集团的诱导下,大力推进经济金融化、自由化与国际化。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人类的灾难。经济金融化,不仅使一般商品与服务,而且连债权与债务,都具有了价格,具有了流动性。如此,在市场化、私有化与国际化的旗帜下,将国家财富“流转”成为私人财富,将中国财富“流转”成为外国财富。工农是立国之本,实体经济是财富之源,经济金融化是舍本逐末,使国民经济加速泡沫化。金融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令国民经济虚热实冷,加速中国经济泡沫化,加速中国财富外流,如此最终必将掏空中国。

  鸦片战争重挫了中国人的自信,甲午战争使崇洋媚外无以复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挺直了腰杆,“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声有色。但是,曾几何时,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中国精英,又引领中国大众拜倒在西方脚下,尤其是在经济与金融领域,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迷信与崇拜几近癫狂。由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吊诡,一大批“香蕉人”走上了经济领导岗位,他们一手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手拿着统计数据,按图索骥,有模有样地在中国搞起宏观调控。然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有问题,中国统计数据也有问题,如此宏观调控当然会有问题,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有效则是偶然的。这就是当前中国房价以及通货膨胀越调越高,国民经济泡沫越调越大的本源所在。

  我们当然要警惕敌手破坏我们的“好日子”,但是,阻碍我们“好日子”延续或不能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工业资本主义所激发的物质主义,役使我们无止境地追求时尚,滥用子孙后代的资源;金融资本主义所激发的金钱主义,驱使我们像金融大鳄一样贪婪无度,像华尔街肥猫一样无德无良;而自由资本主义所激发的个人主义,迫使我们逐一抛弃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摧毁和否定“我们”,最终使共同体碎片化、虚无化。畸形的物质主义、金钱主义、个人主义的牢笼愈发坚固,末日心态的魅影越走越近,理想主义的家园则渐行渐远,“好日子”当然也就愈发成了镜花水月。

  透视当今中国,不安全感、焦虑感越来越重,工作压力以及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社会层级固化愈发严重,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农二代日益凸显。在股市低迷、房市高亢的情形下,中产阶层不断萎缩,上升通道日趋狭窄,下流情形日益严重。在下岗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夹击下,大众幸福指数滑落,痛苦指数飙升。数十年前,100元可以很好地养活一大家人;数年前,100元可以购足三口之家一星期的生活用品;如今,100元只能供1-2人看 1场电影,或给小孩买3次麦当劳,或只能买猪肉5斤。健康良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人贵物贱”,相反,“物贵人贱”必定是病态恶性的。中国经济社会正偏离良性,走上恶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的“好日子”如撒手的气球,而“紧日子”、“苦日子”恰是压城的乌云。

  在中国,草根一族、弱势群体的“紧日子”、“苦日子”比中产阶层以上的“好日子”存在的要顽固、久远得多。“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挣了钱”,这一顺口溜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状的贴切描述。几十年过去了,老大、老二多半成为弱势群体,老九中的大学生很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不得而知。在社会利益阶层日益固化的情形下,他们当中能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的,只能用概率论匡算,确定论永远不属于他们。

  媒体的焦点早就远离了他们,官员的兴奋点也不会是他们。当今中国,一大政治怪相是“上层不作为,下层胡为”。高官们纷纷摆出一副蹲在墙上的姿态,怀抱胳膊、冷眼旁观的心态,对日趋突出的社会矛盾、大众疾苦漠不关心;中下级官员终日里跑官、捞钱、吃喝玩乐,末日心态严重。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效法前苏联、俄罗斯的政客,借政治改革、尊重普世价值之名,欲翻天覆地,从而使自己的不法所得合法化。

  金融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风险越积越多;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危机迫在眉睫。危机与风险相互交织,稍有不慎,便有翻身落马的危险。中国的“好日子”面临严重威胁。

  鲁迅先生曾经警告:曾经阔绰的要复古,正在阔绰的要维持现状,尚未阔绰的则要革命。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深奥,只是对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语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一种诠释。但是,语录与警告具有鲜明而切实的意义:不发展危险,不均衡发展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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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博源基金会保持距离 - hebeiman 10/31/12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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