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

江涌：博源基金會非法運作 中國金融利益集團與華爾街的勾結已經明目張胆

　　中國人講求“孝道”，因此算我們帳的不一定是我們的後人，他們可憐之處就是要為他們祖輩、父輩的愚蠢行為埋單，飽嘗他們祖輩、父輩不負責任的奢侈與揮霍而留下的苦果——擁堵的街道、有毒的食品、枯竭的資源、污染的環境、渾濁的空氣、混沌的夜空……尤其是嚴重的社會對立。

　　真正要算我們帳的應當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一大批穿西裝而非軍裝的敵人。多年來，這些對手在中國攻城略地，巧妙布局，像毛細血管一樣，深入中國經濟體內，他們所做的，表面看上去是為中國經濟成長提供養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添磚加瓦，實際卻是使中國的企業——這一經濟細胞，越來越依賴他們的血脈，依附於他們在全球分工中所編制的利益網絡，這種依賴與依附十分危險。在經濟金融化與信息化的背景下，敵手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網絡和我們的依附，輕輕敲擊鍵盤就順利而便捷地搬走中國的財富。

　　實體經濟蘊藏財富，製造業創造財富。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因此由強大的“中國製造”所支撐的人民幣理應“最值錢”。然而，實際情形是，日趨攀升的通貨膨脹（儘管統計方式一再輕描淡寫地“修正”），使人民幣購買力不斷縮水。經常出國的人士都清楚，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無論是奢侈品還是一般消費品（很多都是“中國製造”的），都比中國便宜得多，質量往往還好得多。美國人的恩格爾係數也比中國人低得多。中國通貨膨脹多半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超發，而貨幣超發源自美元結匯占款。中國是在用實際財富交換美元紙張或電子符號，外貿越多，換匯越多，流失的財富就越大，通貨膨脹就越嚴重。這便是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我們的“好日子”不斷打折扣的主要原因。

　　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鈎，原本是中國外貿需要的偶然或權宜之計，但是外貿與金融利益集團壯大後，人民幣成為“美元票”或“美元券”便成為必然。外貿與金融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一點蠅頭小利（大約5%甚或更低），不惜將95%的財富輸送給美國，輸送給華爾街。

　　美國全稱美利堅合眾國，實際上它既非共和，亦非聯邦，而是沒有“帝國主義”之名的帝國。帝國的特性決定其要不斷擴張，或以軍事、政治方式擴張地盤，或以資本方式擴張市場，或二者蓋皆有之，從而建立起“宗主——殖民”或“中心——邊緣”的體系，否則就會衰落甚至解體。現代金融是“第二國防”。全球化下美國越來越倚重金融擴張。美國金融擴張表面花樣繁多且不斷翻新，但是實質就是中世紀威尼斯的猶太商人所慣用的伎倆與把戲，製造泡沫——形成跟風——急速撤資——泡沫破滅——廉價收購，這種把戲從威尼斯演到西班牙，再到荷蘭，到英國，以及到美國紐約，再通過華爾街操縱政權，經由美國強權在整個世界重複上演。

　　在工業化興盛時期，美國政權的基礎是工業資產階級。工業資本家需要有消費能力的工人，如此產品才能變為商品，才能實現剩餘價值，所以勞資相生相伴，“福特主義”一度成為美國精神。但是，華爾街所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利用強大的財力，藉助全球化，控制並改造了工業資本，擊敗了強大的遊說集團——勞聯產聯，由此主導、操縱了美國政權。相應地，美國霸權的經濟支柱也由產業資本主導的國際分工，全面轉向金融資本主導的國際大循環。

　　由產業資本支撐的美元，本質上要求匯率穩定，以便適應生產周期對成本控制與核算的需要。但是，金融資本厭惡匯率穩定、金融穩定，像細菌厭惡真空一樣。由金融資本支撐的美元，本質上要求匯率動盪、資本市場動盪、金融動盪，因為只有動盪才有投機獲取暴利的機會。因此，由華爾街涉足的國際金融市場、由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根本不可能實現穩定。

　　全球化實質是資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它掏空了美國產業，卻無比強化了華爾街的金融力量。美國霸權愈發依賴由金融資本支撐的美元國際大循環。在這一美元資本大循環中，華爾街是“心臟”，美聯儲藉助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來調節“血壓”，輸出高能“血液”——實質為廉價紙張與電子符號，即美元，經由與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的經濟“細胞”交換，換回優質商品、服務以及增值利潤，供美國人消費、享用。如此循環往復，美國人藉此過着養尊處優的“好日子”。這是個一本萬利的買賣，美國當然要全力保證美元“高能”的神話，全力確保國際循環的暢通。因此，凡是阻礙美元循環的——如本幣國際化、交易結算改用非美元——即是美國的對手與敵人，必須加以清除；凡是促進美元循環的——對應的就是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開放——便積極支持和鼓勵。為疏通、加速美元大循環，美國會動員各種力量，必要時甚至動用國家專政機器，利誘或力壓實施。

　　因此，在美元主導或以美元為交換媒介的情勢下，中國越是擴大、深化金融開放，被美元綁架、裹挾越深，財富流失也就越嚴重。近年來，正是通過中美對話機制，以及美國在華培植的代理人的配合，內外聯動，上下其手，中國金融不斷對美國開放，美元進出中國的渠道日益暢通，中國財富由此正以幾何速度流失，流向美國，流向華爾街。這就是中國人民勤勞而不富裕的禍根日本在戰後通過18年（1955-1973年）的高速（年均約10%）經濟增長，人均財富接近並最終趕超美國；相反，中國經歷改革開放30年，年均增長速度與當年日本相當，但是迄今中國人均財富只是美國人的一個零頭。美國在發生金融與經濟危機之際，依然給“最懶惰的人”（美國人自己稱呼）提供醫療保險，與此同時，在詠唱“太平盛世”、高調要搭救美國的中國，那些絕對是世上“最質樸善良的人” 竟然出現喝水困難。隨着博源基金會在香港的成立以及無所顧忌在內地的非法運作，中國金融利益集團與華爾街的勾結已經明目張胆。因此，不切斷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鈎，不斬斷中國金融利益集團與華爾街的“勾結”，中國的“好日子”就難以持續。看看拉美、蘇東、東南亞的教訓，擺在中國人面前的絕對不是“好日子”的延續，而是“緊日子”、“苦日子”的到來。

　　“錢多”而“人傻”當然不是好兆頭。中國在肌肉尚未強健時，不斷炫耀財富（積累大筆外匯儲備，到海外高調大筆投資等）是危險的。試做一個文學性表述：倘若武大郎沒有娶得潘金蓮，完全可以設想，這個忠厚老實的小人物應當可以在做小買賣、溫飽無憂中頤養天年。這個“三寸丁谷樹皮”既沒有能力吸引、也沒有能力保護那個“曠世美嬌娘”。因此，合乎邏輯的推理，武大郎娶了潘金蓮，絕對是禍而不是福。近幾十年來，中國通過掙現、變現、貼現而“暴富”，但是中國沒有能力來消化、運用這些財富，持續不斷地購買美國證券資產，而使自己落入“美元陷阱”，就是無能的最好體現。很簡單，我們尚沒有足夠的能力——智力、氣力、綜合實力——保護自己的財富。

　　全球化下，敵手越來越隱蔽，越來越像“我們”，甚至比朋友更加“我們”。當敵手穿着軍裝的時候，我們尚能保持戒備。當敵手換上便裝時，我們便掉以輕心，熟視無睹。當敵手穿上西裝後，我們竟然給予紅地毯，鎂光燈，“坐，請坐，請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加以伺候。中美某次對話就是集中體現。國人無從知曉在這次對話中，中國到底喪失了多少國家利益、多少國家主權？大眾往往只是從事後結果——在一個個不斷擴大、深化的金融開放中、在人民幣不斷升值與企業日趨艱難中，感知中國的巨大讓步。我們本以為在加入WTO談判中我們已經“讓步到底”，但是當美國對中國製造的輪胎實施懲罰後，我們才知道，中國當初竟然授予了美國所謂“特別保護”條款。由此，中國只能打掉牙齒往肚子裡咽。

　　我們似乎正在玩火！即在利益集團的誘導下，大力推進經濟金融化、自由化與國際化。金融資本主義是全人類的災難。經濟金融化，不僅使一般商品與服務，而且連債權與債務，都具有了價格，具有了流動性。如此，在市場化、私有化與國際化的旗幟下，將國家財富“流轉”成為私人財富，將中國財富“流轉”成為外國財富。工農是立國之本，實體經濟是財富之源，經濟金融化是捨本逐末，使國民經濟加速泡沫化。金融利益集團主導的經濟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令國民經濟虛熱實冷，加速中國經濟泡沫化，加速中國財富外流，如此最終必將掏空中國。

　　鴉片戰爭重挫了中國人的自信，甲午戰爭使崇洋媚外無以復加。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一度挺直了腰杆，“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聲有色。但是，曾幾何時，一部分“先知先覺”的中國精英，又引領中國大眾拜倒在西方腳下，尤其是在經濟與金融領域，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迷信與崇拜幾近癲狂。由於幹部人事制度的弔詭，一大批“香蕉人”走上了經濟領導崗位，他們一手拿着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一手拿着統計數據，按圖索驥，有模有樣地在中國搞起宏觀調控。然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有問題，中國統計數據也有問題，如此宏觀調控當然會有問題，失敗幾乎是必然的，有效則是偶然的。這就是當前中國房價以及通貨膨脹越調越高，國民經濟泡沫越調越大的本源所在。

　　我們當然要警惕敵手破壞我們的“好日子”，但是，阻礙我們“好日子”延續或不能讓更多人過上“好日子”的，往往是我們自己。工業資本主義所激發的物質主義，役使我們無止境地追求時尚，濫用子孫後代的資源；金融資本主義所激發的金錢主義，驅使我們像金融大鱷一樣貪婪無度，像華爾街肥貓一樣無德無良；而自由資本主義所激發的個人主義，迫使我們逐一拋棄集體利益、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摧毀和否定“我們”，最終使共同體碎片化、虛無化。畸形的物質主義、金錢主義、個人主義的牢籠愈發堅固，末日心態的魅影越走越近，理想主義的家園則漸行漸遠，“好日子”當然也就愈發成了鏡花水月。

　　透視當今中國，不安全感、焦慮感越來越重，工作壓力以及城市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兩極分化、社會層級固化愈發嚴重，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農二代日益凸顯。在股市低迷、房市高亢的情形下，中產階層不斷萎縮，上升通道日趨狹窄，下流情形日益嚴重。在下崗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夾擊下，大眾幸福指數滑落，痛苦指數飆升。數十年前，100元可以很好地養活一大家人；數年前，100元可以購足三口之家一星期的生活用品；如今，100元只能供1-2人看 1場電影，或給小孩買3次麥當勞，或只能買豬肉5斤。健康良性的經濟社會發展必然是“人貴物賤”，相反，“物貴人賤”必定是病態惡性的。中國經濟社會正偏離良性，走上惡性，所以越來越多的人的“好日子”如撒手的氣球，而“緊日子”、“苦日子”恰是壓城的烏雲。

　　在中國，草根一族、弱勢群體的“緊日子”、“苦日子”比中產階層以上的“好日子”存在的要頑固、久遠得多。“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老九（知識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掙了錢”，這一順口溜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現狀的貼切描述。幾十年過去了，老大、老二多半成為弱勢群體，老九中的大學生很多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他們什麼時候能過上“好日子”，不得而知。在社會利益階層日益固化的情形下，他們當中能脫貧致富過上“好日子”的，只能用概率論匡算，確定論永遠不屬於他們。

　　媒體的焦點早就遠離了他們，官員的興奮點也不會是他們。當今中國，一大政治怪相是“上層不作為，下層胡為”。高官們紛紛擺出一副蹲在牆上的姿態，懷抱胳膊、冷眼旁觀的心態，對日趨突出的社會矛盾、大眾疾苦漠不關心；中下級官員終日裡跑官、撈錢、吃喝玩樂，末日心態嚴重。更有一些別有用心者，效法前蘇聯、俄羅斯的政客，借政治改革、尊重普世價值之名，欲翻天覆地，從而使自己的不法所得合法化。

　　金融風險，經濟風險，政治風險……風險越積越多；資源危機，環境危機，道德危機，社會危機……危機迫在眉睫。危機與風險相互交織，稍有不慎，便有翻身落馬的危險。中國的“好日子”面臨嚴重威脅。

　　魯迅先生曾經警告：曾經闊綽的要復古，正在闊綽的要維持現狀，尚未闊綽的則要革命。這個道理並不複雜深奧，只是對兩千多年前孔夫子語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一種詮釋。但是，語錄與警告具有鮮明而切實的意義：不發展危險，不均衡發展更加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