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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博源基金会保持距离
送交者: hebeiman 2012月10月31日11:46:4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博源基金 hebeiman 于 2012-10-31 11:43:00

请与博源基金会保持距离

 


何雪飞


一、秦晓事件的历史背景


招商局集团兼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刚卸任)因为高调地力挺美式普世价值、力批中国模式,而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招商局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亦被列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一般的央企负责人大多对媒体避之不及,即便是在媒体曝光也常常只是谈论企业经营、经济管理之类的话题。而那些私人资本寡头更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政治话题,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万众瞩目的王石、潘石屹等人,虽然他们出身民运且价值取向属于极端亲美反共的极右势力,但是都不敢在主流媒体上公开谈论政治。哪怕是胆子最大的大嘴任志强也仅仅是止步于鼓吹高房价、鼓动消灭国企等经济话题,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 造成这种局面,归根结底在于,八十年代末动乱之后,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在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引发的社会动乱,究竟有没有经济层面的根源。当时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社会动乱的根源,那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需深入到经济层面去纠正错误的改革。如果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导致出现了大批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阶层,而这些资本家明确选择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并试图影响改革、摆脱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按照邓小平的话,叫做真正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可以说,党内右翼资本主义改革派(资改派)推动改革的典型手段就是张维迎06年在新西山会议上总结的“打左灯,向右拐”。为了配合这种战略,资本家们必须装出一幅大体服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姿态,表明他们拥护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他们本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阶级。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只看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喋喋不休地宣传自由主义、美化美国、妖魔化毛泽东;而党内高层的资改派则采用暗示的方式标示自己信仰自由主义,但公开场合却不得不仍然高举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而那些新生的资本家们更不敢在公共媒体上对敏感的政治话题指手画脚。 从表面上看,在中国的所谓企业家群体中,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秦晓。央企负责人中,大部分是政治糊涂虫,虽然有不少人信仰自由主义,但秦晓却是唯一敢于公开亮相的异数。作为一个央企的负责人,作为一个掌控大量资本资源和权力资源的权贵精英,不仅到处大谈国企彻底私有化,甚至敢于大力鼓动普世价值、批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秦晓的出现,并不是他个人的心血来潮。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可以说,秦晓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说明党内右翼势力已经抛弃了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撕下了伪装;这个信号宣告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正式诞生,并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阶级已经明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他们除了掌控了巨额社会财富、控制了大量主流媒体(南方系)外,甚至可以说拥有了自己的隐形组织;这个信号预示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将把自己的巨额财富投入到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的一场颜色革命中。


二、博源基金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彻底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


秦晓2010年7月在清华的演讲《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一篇老生常谈的陈腐不堪的自由派言论。看看秦晓的发言,如果是说在80年代,似乎还有点新鲜。但是秦晓的演讲及相关论文著作却是发表在2010年,除了网民们早已腻烦的几段自由主义教条外,几乎啥都没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如果在世,肯定拍案而起,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陈词滥调。看看秦晓的言论: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秦晓似乎特别乐于被别人称作学者型企业家。可是,翻遍秦晓的著作,几乎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思想创建,他的文章和发言也大多回避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实质性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外资泛滥经济安全问题突出、国资流失、信仰缺失导致政治腐败等),仅有的就是8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自由主义那些抽象而空洞的口号,即所谓“个人权利”“自由”“启蒙”等价值理念,以及鼓吹中国应该转型为在这些价值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私有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民族国家——总而言之,就是中国应该全盘西化,走美国式道路。 在当今的中国,任何一个自由派学者说这番话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因为这些东西随便哪个自由主义地痞流氓阿猫阿狗喵喵汪汪几句,都能比秦晓的发言更有学术水平。然而秦晓则不同,就像寓言《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一样,秦晓必然引起万众的瞩目。一则,一个没穿衣服的人(发言水平低下,空洞无物),却如此自恋,张牙舞爪,倒也十分滑稽可笑。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必定是皇帝。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论战多年,几乎一直停留在知识分子、学术刊物、大众媒体等民间范围。而秦晓此次发言之所以万众瞩目,不在于秦晓的发言多么精彩,而在于秦晓背后站着中国最强大的两支力量,一曰掠夺性资本,一曰腐败性权力。秦晓近期的一系列表态,尽管是毫无新意,但却旗帜鲜明地扛起了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大旗。人们关注秦晓的发言,并不是去关注秦晓说了什么,而是把秦晓的表态当做一个事件。尽管人们都知道南方系自由派文人已经彻底垄断了中国的平面媒体和互联网门户网站,尽管人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几乎都一边倒的有利于国内外的大小资本家权贵去剥削中国的工农大众,但是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国的宪法党章中却仍然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符号当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左右派的人们都已经从个别高层权贵某些模棱两可的发言中认定他们是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的信徒,可这也从未得到确认。而秦晓的横空出世则是一标志性的事件——自由主义终于和中国最腐败最邪恶的权力和资本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相互勾结起来了。几乎已将工农大众掠夺干净的权力和资本,终于开始公开抛弃特色社会主义的伪装,直接扛起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大旗。陈永苗等激进的自由派草根文人之所以当初对秦晓的发言欢欣鼓舞,并兴冲冲地去参加人家的盛宴(滑稽的是这些自由派草根被自由派权贵轰出门外),原因就在于这些自由派草根敏锐地发现了秦晓事件的深层含义。 博源基金会,这个秦晓最近全力以赴推出的经济、政治、学术组织,可以看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和中国最邪恶的资本和权力相勾结的具体实践和典型标志。博源基金会网站公开的自我介绍给人们想象它的真正内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博源基金会倡导多学科交流,通过疏理问题、建立框架和寻求共识来促进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间的对话。 博源基金会理事会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 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汇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 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除了上述正式成员外,像马立诚、张维迎、吴敬琏、李锐等臭名昭著的汉奸学者都是积极参加博源基金会学术活动的骨干。这个基金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以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为后台,对中国高层政治、中国舆论有着强大影响力的隐形政治组织。可以说,博源基金会一出世,便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们网络旗下。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早已彻底堕落,今天他们集体跪在腐败权力及罪恶的资本面前,甘当为之涂脂抹粉的乏走狗。张宏良对此评价说: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基金会,虽然这个基金会表面上叫基金会,其实完全是一个金融精英为主体的政党雏形,囊括了中国金融领域几乎所有顶级高官,其中有两个中央银行副行长,一个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两个前证监会主席,两个前证监会副主席,许多个中国国家级金融公司的董事长,许多个世界金融财团的董事长、主席,甚至连美国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原欧盟副主席等都包括在内。这些基本掌控了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官僚大佬,还仅仅是一些公开露面的前台人物,其后台人物是何等惊天动地,就更是可想而知。】

    三、秦晓模式的本质1:掠夺全民的财产

    当然,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人不一定是人民的敌人。正如毛泽东们也曾掌握国家权力,而恩格斯本人当年也是有名的资本家。 自由主义倾向的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历史业已证明这句话只有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才是真正恰如其分的。因为人类有文明以来的历史中,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传统宗教的信仰者曾掌握权力和资本,但不曾腐败。而社会主义社会中更有无数共产主义信仰者曾掌握权力但也未腐败。相反,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自由主义信仰者一旦掌握权力和资本,我们还找不到不腐败的案例。因为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共产主义价值观,其核心都是强调人应追求精神价值—人应该无私、集体主义、利他,尽管前者是愚昧的而后者是科学的。只有自由主义价值观才将物质享受当做价值核心:所谓自由主义的核心不过是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私有理、金钱崇拜等理念。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哲学,就是教人腐败、自私、自利的哲学,同时也当然是为这种腐败和自私、自利辩护的哲学。我们断定秦晓和他的博源基金会背后站着邪恶的权力和资本,当然是依据秦晓等人的所作所为。 2008年底,秦晓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谈《我的改革开放30年》: 【《21世纪》:从李鸿章开始,招商局传承的过程中,关键时期的掌舵人都有一种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者说为中国的现代性努力的情怀?秦晓:肯定会有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产生的,是东西方文明的遭遇,是没有准备的,遭遇之后触发了很多的变革。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会产生一系列变化。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也是一个进入全球化,中国崛起的过程,肯定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你如何把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东西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背离了很多基本的理念以及企业面临的环境,或者背离了被时间证明了的一些核心的东西,而单纯地去把爱国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这个企业也会偏离的,我认为摆在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秦晓的意思很明确,作为一个央企的负责人,招商局集团的董事长,他不会把“民族爱国主义”旗帜举得太高,而是“把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东西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试想,一个国有企业负责人如果公开地宣传自己不把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放在很高的位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央企的所有者是全民,秦晓作为与招商局的董事长的职责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秦晓那里,竟然连国家利益、爱国主义都能弃之不顾,何谈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正如秦晓在清华的演讲《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中所宣誓的,秦晓选择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反对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毫无疑问,他更加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思想取向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秦晓们,这些新生的资本家们,之所谓选择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作为他们的旗帜,不过是因为这种主义能更好地服务他们自身的利益。秦晓在他的清华演讲中还谈到: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并且,秦晓几乎是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其主张。2010年10月,秦晓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在《秦晓访谈录 国企资产应分散给民众》一文中,秦晓继续鼓吹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主张。有意思的是,秦晓跟记者谈到:“有的人提醒我注意场合,不要那么尖锐,我还特意把特别敏感尖锐的事藏起来不讲了。”可以想象,秦晓的真实想法将是如何地惊天动地。 秦晓在清华演讲中说:“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他难道不知道,即便是所谓资本社会化、股权分散化的美国,其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和基尼系数仍然和当今中国不相上下?所谓美国资本社会化,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今天美国的经济资源仍然控制在少数资本寡头手中。美国社会之所以比中国稳定并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不过是因为美国能够通过金融交易、贸易、投资等方式剥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这使美国资本寡头有相当多的社会财富来缓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兴起后,美国资本寡头为了防止本国国内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兴起,不得不向本国民众部分让利。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受挫,苏联解体、中国大搞私有化,美国垄断资本也抓紧了对民众的重新掠夺,两极分化、阶级矛盾重新激化。美国资本社会化的本质,如果说在50年代至80年代属于垄断资本寡头向民众让利外,那么90年代以来资本社会化的本质则是资本寡头重新掠夺民众。

    而作为中国国企的老总,秦晓否认国企能够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其目的就是要将国企消灭,将国企私有化,“分散到民众手中”。自由派总是像阿Q讳谈自己头上的癞疮那样讳谈资本家、阶级等字眼。他们将私人资本称作民营企业,难道这些企业就真正属于人民由人民经营并为人民服务吗?

    我们看看,秦晓的主张所谓将国企“分散到民众手中”的本质是什么,秦晓将国企分散到了谁的手中?尽管人们尚无法了解秦晓的真正黑幕,但闲言和张宏良的揭露已经足够给秦晓们定性了: 闲言在《这样的“婊子”也敢出来立“牌坊”》《秦晓们的恐惧》《秦晓的蹊跷》等文章披露: 【2003年,就在平安保险于香港上市的前夕,秦晓将招商局持有的平安保险股份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转让给“由自然人控制的两家投资公司——宝华投资和源信行投资”。而在此之前,汇丰是以6•3倍的溢价受让平安股权的。秦晓前一天才以十几亿的价格转让国有股份,后一天平安上市即价值4百亿。一进一出之间,差价3百多亿。由于在交易之前,平安上市及其股价的飙升都已经是确定的,所以,秦晓实际上是将价值4百亿的国有资产作价十几亿卖给了某几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行为,秦晓竟然没有被惩以极刑,甚至没有被追究,可见其背后靠山之硬,也可见这么一大块馅饼,并不是他个人一口吞下的,参与者的背景深不可测;更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的悲哀,所谓反腐倡廉、取信于民之苍白无力——既然背景深厚者可以明目张胆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而不受追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廉洁奉公?】 【这样明目张胆、毫不掩饰地鲸吞巨额国有资产,当然不可能是秦晓个人完成,当时的主管部门和国资委难辞其咎;能够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状和调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测。由于背后有人,鲸吞顺利完成,秦晓个人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稳固。但是,没有追究、没有刑责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不能改变秦晓们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事实。这是他们的“原罪”,这一刻,忐忑、恐惧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终不能磨灭。不在恐惧中爆发,就在恐惧中灭亡。所以秦晓要爆发,要找到一个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远免于恐惧的出路。于是他组建了博源基金会,提出了所谓“现代性”——这个圈子绕得有点大,中国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因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被他的漂亮词藻绕进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帮闲以及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地问一句:秦晓折腾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难道他想把已经揣到兜里的400亿元拿出来,还给大家吗?当然不是。纵然从最善意的角度揣测,他也无非是想来个天下大乱,建立新朝后,前朝的罪过可免于追究,秦晓们也就可以免于恐惧了。如果再现实一点分析,他们这是想利用已经到手的金钱和影响力,乱中取权呢。

    秦晓的这些说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是一个“原罪共同体”。他们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各有不同,但性质一般无二,都是借助权力,将公产纳入私囊。他们需要一个出头者,一个代言人,于是刚刚退休、又不甘寂静的秦晓就俨然成了旗手——谁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调下面,隐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惧。】

    【为什么退休后的秦晓比在位时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两点:一,秦晓的身份不简单,并不仅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长”,背景深不可测;二,秦晓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许是为了奖励秦晓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一个是以超低价卖出,一个是以超高价买进,都是堪上教科书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马后的辛劳,或许是秦晓在上述两案中不惧“千夫所指”的表现为主子所看重,认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还为他打造了另一个舞台,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冲锋陷阵、保驾护航。】  张宏良在《“博源模式”的巨大灾难》一文对秦晓的揭露更加深入和彻底: 【或许一般人们并不知道闲言和司马南挑战秦晓及其背后“带头大哥”的巨大风险,更不知道“博源阵营”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经济劫难。由于此前我们多次指出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改制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劫难,所以我们深知触及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黑幕的巨大风险。中国金融改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远远超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对外赔款的总和,这种天文数字的惊人损失,主要是通过一种特殊抢劫机制形成的,无论我们把它称作是“秦晓模式”、“博源模式”或是“平安模式”,其对中国人的损害和侮辱,相信再过数百年,中国人提起来仍然会愤恨难平。仅就秦晓他们联手外资操作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改制这一个案例,就造成了中国成千上万亿资产的损失。虽然平安保险公司名字上还叫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但实际上早已成为英国汇丰银行控股的公司,到目前仍然挂着中国的名字,不过是为掩人耳目,继续更大规模抢劫中国财富而已。这家1988年成立的金融公司,是中国同时拥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和海外融资等全部金融牌照的唯一公司,在获取了全部金融牌照以后,便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惊人低价卖给了英国汇丰银行和几个匿名中国人。几个匿名中国人中便有此前我们多次提到的那个北京出租司机的女儿刘芳,当时只有24岁,拥有3.8亿股中国平安的股份,最高市值超过500亿人民币。后来感觉到让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作为第五(实际是第四)大股东的替身太刺眼,便让刘芳注册了一个叫源信行的投资公司,股东名称便由原先的刘芳变成了现在的源信行。至于这个替身刘芳背后是谁,传说就是闲言和司马南文中提到的那个“带头大哥”。平安保险的惊人之处,倒不是在于它是享有全部金融牌照的中国唯一公司和拥有数百亿元的替身股东,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惊人财富流失。平安保险以几十亿人民币卖掉后,随即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先后上市,一上市就募集资金超过了500亿元,三年后最高市值超过1万1千多亿人民币,是英国汇丰银行最初50亿人民币投资的220多倍。中国老百姓流血流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留向了极少数买办和洋人的腰包,这就是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根本原因。只是财富抢劫的游戏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更加精彩的还在后面。在通过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使中国损失掉成千上万亿财富后,又以平安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平台,通过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领域,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地从中国不断榨取更多财富,特别是又通过重组、兼并、换股、控股等手段,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分文不花地攫取了包括中国三家银行在内的上百家大型企业,资产规模不亚于许多中小国家,深圳发展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秦晓所谓的向现代性转型,将国企私有化,将国家资产全民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是重要的关键的一步。而其具体内涵和本质就是指通过暗箱操作,由他们几个少数资本家和官僚瓜分这些资产,并用这些瓜分来的财产,成立博源基金会、收买自由派知识分子,为这种瓜分进行学术辩护。而最终目标则是搞颜色革命,瓦解共和国,使中国转型成为秦晓们能够彻底掌控的所谓“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即和平演变为一个能够充分保障秦晓们的个人财产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性国家。四、秦晓模式的本质2:败坏国企,败坏社会主义经济

    秦晓们及其博源基金会可以说中国当前最邪恶的权力、资本及汉奸知识分子的联盟。除了上述鲸吞国有资产外,秦晓们另一大罪状则是将他们无法鲸吞的国有资产败坏,通过高管高薪、高管独裁的方式进行隐性掠夺。

    2010年9月自由派文人叶檀在《南方人物周刊》发文《普世价值的推动者秦晓》。文章对秦晓评价说:“与其说秦晓是国企掌门人,不如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最不像国企掌门人的掌门人,他致力于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普世的现代性。”“在公司内部,秦晓一言九鼎。”

    叶檀大力称赞秦晓“致力于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指的就是秦晓力图使国有企业摆脱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国家利益等基本性质,使国有企业的资产财富最终落到纯粹的资本家手中。叶檀说秦晓“个性非常强硬” “在公司内部,秦晓一言九鼎。”秦晓是如何做到在国企内部一言九鼎?其做法原来是给高级管理人员以巨额高薪,大搞高管独裁。

    2009年3月初金羊网-新快报报道《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称行长年薪900万物有所值》:

    【新快报讯 (特派记者张潇 陈志龙 陈红艳 尹辉 陈琦钿 陈红艳)从平安马明哲的6600万元年薪,到国泰君安曝出的“天价薪水”,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是本届两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日前,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驻地北京铁道大厦,招商局董事长兼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一露面,就被几十位媒体记者紧紧挤在了酒店大堂的柱子旁边动弹不得,记者们的矛头就直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的薪酬问题。据2007年年报显示,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当年税前年薪达到963.1万元,也位于国内金融业的高薪行长前列。 “马蔚华的薪水是董事会的决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物有所值的。”秦晓回应称,招商银行高管的薪水是与其盈利情况相适应的,如果盈利降低了,肯定薪酬也会降低。“当然,如果整个行业都调低了,我们董事会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我觉得过分炒作金融机构领导人的薪酬问题,是会有很多副作用的。有些声音是可以听的,但不要太过于道德化、政治化,应该回归到理性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多年以来,中国百姓对国企高管高薪问题十分痛恨。二马,平安保险的马明哲和招商银行的马蔚华,这两位分别是中国高管年薪排行榜上的状元和探花,一个年薪6000万,一个年薪900多万。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的利益可以说都是由秦晓所输送的。前文已经讲过,秦晓和平安保险的黑幕。而探花马蔚华的巨额年薪,秦晓干脆承认“是董事会的决定”,换而言之,就是由他这个在招商局内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董事长所直接决定的。在广泛的民怨面前,秦晓力挺马蔚华,看看秦晓所说的:“我觉得过分炒作金融机构领导人的薪酬问题,是会有很多副作用的。有些声音是可以听的,但不要太过于道德化、政治化,应该回归到理性上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秦晓自己拿多少年薪?恐怕不会低于马蔚华吧?秦晓在勾结资本家鲸吞国有资产中又获得多少暗箱利益?这恐怕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人们无法确切得知这个让人恐惧的数字。这个巨额数字背后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摧毁共和国的资本力量。显而易见,假如秦晓们的颜色革命式现代性转型大功告成,人们更加无法得知甚至去追问这个数字。

    从鼓动、操作并捍卫国企高管的高薪,到勾私人资本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秦晓们可以说无恶不作。秦晓们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彻底对立的。秦晓们掌握了中国改革的权力,掌握了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最大悲哀。只要秦晓们还盘踞在国企内,这些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个人主义的信仰者必然要排挤打击诸如雷锋、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田凤山、倪光南、王宏斌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仰者。试想,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等拿着微薄的工资,在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搞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石油工业、电子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装备工业,搞出了大寨大庆,搞出了自己的两弹一星、大飞机,曙光号(载人航天)。如果钱学森们的精神被发扬光大,秦晓们必然无地自容。只要秦晓们还盘踞在国企内,他们必然全力阻止国企走向正途。试想假如秦晓退离招商局集团之后,类似钱学森王进喜倪光南王宏斌之类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成为招商局集团等央企的高管,他们必然真正将全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中国国企成为西方垄断资本望而生畏的强大对手。那么,与之对比,秦晓们毫无功绩,罪行累累,却拿天价高薪的合法性何在?秦晓们为了防止自己被清算,他们只能安排自己的手下马仔继续控制国企,继续搞高管高薪、搞高管独裁,直到将国企彻底败坏,再最终彻底将其鲸吞。

    五、请与博源基金会(权力、资本、汉奸学者的邪恶联盟)保持距离

    秦晓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后,秦晓在招商局网站上如此鼓吹自己的政绩:

    从2000 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增幅441.2%,年复合增长率20.64%;母公司净资产由107亿元增长到720亿元,增幅574.61%,年复合增长率23.63%;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元增长到178.52亿元,增幅1282.61%,年复合增长率33.89%;母公司净利润由4.68亿元增长到97.99亿元,增幅1994.19%,年复合增长率40.21%。

    其实,只要看看从2000到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中国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上涨了几倍,石油、煤炭等基本资源的价格上涨了几倍,秦晓贱卖平安股份后平安股份暴涨了多少倍,人们很容易看清楚秦晓在招商局集团折腾10年交出的成绩单的确是差的可以。一心只想鲸吞国有资产、拿高管高薪的国企高管,怎会真正将一个国企搞好?更何况,2003末年秦晓在央视《对话》中,当着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的面公开承认:

    【我这两天在北京开会,我公司的那些领导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年利润是做成17亿还是18亿呢,还是20亿呢?我说你等我回去看看国资委的考核条例我再给你定。】

    显而易见,秦晓毫无廉耻的自吹自擂--即所谓在他十年任内,再造了招商局,拯救了招商局,使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云云,不过是按照这种方式“做成”的。

    而据说连顾雏军对此愤愤不平。顾雏军说秦晓能够在央视公开谈当年的利润是做17亿还是做21亿。顾雏军说道:“他比我还露骨嚣张,但是他没事,我出了事。这就是中国法律。”

    如果不是有高层权贵的全力庇护,比顾雏军更加作恶多端的秦晓早已经锒铛入狱了。

    令人可笑的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则集体匍匐在秦晓们金钱和权力的脚下。这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悲哀。当前,秦晓的博源基金会已经将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笼络,显而易见,大部分自由派的确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选择与邪恶的权力和资本结盟。

    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的幸运。我们来简单分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过程。在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的自由派们高喊自由主义的口号,他们迅速将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欺骗。等苏联、东欧自由派们开始大肆侵吞国家资产、掠夺民众时,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彻底瓦解了,这些自由派们已经彻底掌控了国家的政权、媒体及军队。等人民发现,那些主张国企私有化、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自由主义官员和知识精英,如“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盖达尔”之流,原来是一群贼时,为时已晚,百姓的怒火已经无法彻底清算这些已经彻底掌握俄罗斯局势的自由派官员和学者。中国的情况则相反,由于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的巨大遗产,由于中国爱国左派力量的强力制约,中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学者始终被四项基本原则及党章宪法等紧箍咒所限制,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瓦解共和国,而这些自由派官员和学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在瓦解共和国前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鲸吞全民财产,大搞国企私有化,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这就使他们的本质提前暴露,这就使他们不能再像苏联东欧自由派那样欺骗人民,这就决定中国自由派必然最终彻底失去民心。秦晓及博源基金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自由派势力已经高度恐慌,他们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必然更加被动,因此不得以让秦晓这个恶行累累的人去冲锋陷阵,因为放眼中国,那些著名的自由派文人和官员们,都已经彻底腐烂,已经找不到一个干净点的“哈维尔”来蒙骗人民了。

    当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非都是汉奸。个别的、有良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并不清楚秦晓的本质,他们有可能仅仅是看到秦晓高喊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便被其欺骗,引以为同类。他们想不到,秦晓们选择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仅仅是因为这种理念在当今中国(与其他任何理念相比)能更好地为他们掩盖恶行,更重要是能够继续为之牟利。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思想理念,自由主义自然有其正面意义和正面价值,在对权力本身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点上,左右派是一致的。最后再向那些尚有一丝良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提醒一声:如果不想彻底败坏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声誉,请与马立诚等那群汉奸学者们保持距离,请与高谈自由主义的腐败的权贵官员们保持距离,请与掠夺中国民众的国内外资本家们保持距离,总而言之,请与秦晓们和博源基金会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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